劉起
1985年,香港作家李碧華出版了她的第一部小說《胭脂扣》,精心炮制了一則「情到深處,死者可以生」的現(xiàn)代鬼話。
1988年,關錦鵬將其改編為電影,選用張國榮與梅艷芳擔任主角,這次選角之精準與貼切,后來的華語電影難出其右。
張國榮在1993年《霸王別姬》中飾演程蝶衣,被袁四爺贊嘆「一笑萬古春,一啼萬古愁」,而《胭脂扣》中,年輕五歲的張國榮更是傾國傾城。再好看的女演員,在他身邊都會遜色三分。
然而,這個故事的戲核終歸是癡情女鬼如花,張國榮太過耀眼就會讓故事有所傾斜。關錦鵬真是獨具慧眼,挑選了冷冽艷麗的梅艷芳。一開場,十二少在樓梯上回眸風情萬種,也只有男裝梅艷芳的冷冽英氣才能壓得住場,與之抗衡。
張國榮與梅艷芳,都有一種雌雄同體的奇異之美,男裝女裝皆相宜。我總覺得,《胭脂扣》中張梅二人的情緒氣場,比《倩女幽魂》中張國榮與王祖賢的搭配更契合。
李碧華擅長寫作曠男怨女的愛欲煎熬、輪回情孽。同時,她慣常對傳統(tǒng)文學文本加以演繹變化,書寫一種極致的愛恨情欲,《潘金蓮前世今生》《霸王別姬》《青蛇》,莫不如此。在她的世界里,「古為今用,人鬼同途,生生死死,輪回不已」(王德威《魂兮歸來》)。
《胭脂扣》繼承了宋明民間話本煙粉加靈怪的傳統(tǒng)。書中開場,報社記者袁永定半夜遇到一位前來登尋人廣告的女子如花,這一情節(jié)多少嘲弄了書生夜遇艷鬼的《聊齋》傳統(tǒng)。
關錦鵬的電影對小說做了不小的改編。書中,以如花在現(xiàn)代香港尋找十二少為主線,穿插如花講述的30年代塘西情事。電影中,如花與十二少則成為故事主線,以如花與十二少的相遇開場,直到兩人定情,才切到五十年后的現(xiàn)代香港。
在小說文本中,即使如花的回憶與講述深情款款如癡如醉,她所講述的與十二少悲歡際遇,在李碧華憊懶與世故的語調(diào)中,依然顯得輕描淡寫,像是一個剛做完的夢,遙遠又模糊。現(xiàn)在才是故事發(fā)生的場景,袁永定與楚娟的當下是真切的。
然而,關錦鵬似乎更迷戀書中這段塘西舊事,舊時歡場情事中的愛欲糾葛,顯然比冰冷的當下香港多了情契與顏色。
于是,在電影中,現(xiàn)代部分淡化成為這一癡情故事的背景,在當下冰冷的水泥森林中,上演一出女鬼返世尋愛的故事。
如花與十二少糾葛纏綿的古典愛情,同袁永定與楚娟互不干預的現(xiàn)代愛情,形成一種強烈的反差對照。這兩種愛情的并置,同樣也是不同時代與價值觀的并置。
前現(xiàn)代的古典愛情是絕對的,不計任何代價的。從十二少與如花一見鐘情,十二少在房間苦等如花,到私定終身、離家出走,直到最后的相約殉情。這種愛是為了彼此互相犧牲,如花為十二少不再接客,后來又為兩人的生計去委屈應付大方的恩客。十二少為了如花拋棄家庭、低三下四去學戲。這樣的愛情里有一種照見性命的鄭重。
現(xiàn)代愛情則是相對的、隨意的、計算代價的。袁永定與楚娟有各自的生活和事業(yè),不會為了對方遷就,是一種互不干涉、互相方便的陪伴。
電影中,楚娟問袁永定:「你會不會為了我殉情」,袁永定的答案是:「我們都是普通人,在一起開心就行了,不至于要弄到為情自殺。人命關天,沒那么嚴重。」小說里,袁永定暗想,「殉情,這是一宗很艱辛而無稽的勾當。只應該在小說中出現(xiàn)。現(xiàn)代人有什么不可以解決呢?」
即便是情人間送禮物的細節(jié),也能看到古典愛情的鄭重與現(xiàn)代愛情的隨意。影片中,如花與十二少是妓女和恩客的關系,這本是一種逢場作戲、以錢換情的歡場情分,做不得真,但十二少和如花卻假戲真做、深陷其中。
嫖客送禮物給妓女本是青樓中常見的情景,但在影片中,送禮物的三場戲,被表現(xiàn)的特別隆重,像一種許諾、也像一種言之鑿鑿的誓言。十二少送了如花一個生花扎做的對聯(lián)花牌,聯(lián)云「如夢如幻月,若即若離花」,第二次送了一張西式銅床,第三次則是兩人決心殉情時送的胭脂扣。
與此相對,現(xiàn)代這條故事線中,袁永定也送了楚娟禮物,一雙便鞋,楚娟卻看都沒看一眼,穿上就匆匆忙忙跑出去采訪了。就像兩人的愛情一樣,輕松、隨意、實用,但也是互相方便的一種關系。
這是另一個時代與另一套價值觀絕對的不同。如花的癡情,對于現(xiàn)代人而言,是一種已不復見的往昔的奇特物體。這樣一個詭異艷情的鬼故事,卻寫透了世間女子的愛恨嗔癡,以及內(nèi)里玉石俱焚的巨大欲力沖動。
《胭脂扣》中,如花1932年去世,她死后幾年,政府禁娼,西塘風月也完了,就像「整個石塘咀是為了如花的癡而傾覆了」(周蕾《寫在家國外》)。
李碧華在亦古亦今的虛構世界中,處理亂世男女浮沉征逐的悲喜劇,其世故狹俗的市井風情,更近于話本小說中那些人鬼離合的愛情故事。
《胭脂扣》中,十二少與如花書生妓女的模式,是中國話本小說的一種延續(xù)。而如花從陰間返世尋人的現(xiàn)代鬼話,也有承自《聊齋志異》與《牡丹亭》之處。
傳統(tǒng)中國文學談情說愛,多半講究發(fā)乎情止乎禮。茍有逾越,不是被打入非奸即盜的窠臼,就是被化作鬼狐精怪的臆想。明末湯顯祖的戲劇《牡丹亭》之所以值得重視,即因作者能把情緒的想像由人本出發(fā),推至極限,因而穿透生死的障礙(王德威《落地的麥子不死》)。
而輪回愛情故事的動人之處,正是在于這種情愛的能量強大到可以跨越生死,比如《白蛇傳》中的報恩與《紅樓夢》中的還淚。
如花的身份——女鬼/妓女,也承自中國話本小說的敘事傳統(tǒng)。為什么是女鬼/妓女?
在封建男權社會中,女性的欲望、情感更是被徹底遮蔽的。因此,古典小說話本中,所有癡情的女性,不是妓女,就是女鬼。因為規(guī)規(guī)矩矩的大家閨秀,是不能輕易表達情感和欲望的。
好不容易在《牡丹亭》中,有一個思春情動的大家閨秀杜麗娘,用死而復生書寫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的故事,雖然是情到極致,但歸根結(jié)底,還是因為女性欲望的禁忌。
所以,在種種明清話本與《聊齋志異》中,女鬼到底意味著什么呢?是被鎮(zhèn)魘住的回憶或欲望?是被摒棄于理性門墻之外的禁忌、瘋狂與黑暗的總稱?是以男性為中心禮教社會的女性象征?可能都是吧。
《胭脂扣》將明清話本中的才子佳人變成二三流的歡場人物,本來是一種不堪的情感,但如花卻抱定必死的決心,戀將起來,死亡給他們原本平庸的愛情某一實在向度。而如花寧可下一世折壽七年,也要回來七天尋找十二少,這正是《聊齋志異》中,「陽世走他一早,陰間百死不悔」的正宗女鬼精神。
而李碧華在1985年的現(xiàn)代香港書寫《胭脂扣》中這樣一個癡情女鬼,又有著怎樣的考量?
在現(xiàn)代社會講述一個復古的鬼故事,探討另一個時代與其價值觀之余,集中呈現(xiàn)了一種懷舊的傾向。
無論在小說(1985年出版),或是在電影(1988年拍攝)中,1997,都是一個反復出現(xiàn)的細節(jié)。80年代后期的香港,處在一個大時代轉(zhuǎn)折的交叉口。未來與現(xiàn)在,對于香港人而言都是不確定的。李碧華的小說,多半在前世今生中打轉(zhuǎn),并由此思考香港作為交易前生與今世的轉(zhuǎn)折點。
在此歷史節(jié)點,《胭脂扣》這種懷舊的講述,就成了一種香港文化身份意識的確認過程。
日本學者藤井省三用「香港意識」來論述李碧華的小說《胭脂扣》的原因。他說:「50年前的愛情悲劇作為香港意識的延長被重新記憶,方與20世紀80年代聯(lián)系起來。小說《胭脂扣》讓80年代的讀者記憶30年代的香港,借此創(chuàng)造出香港意識的50年歷史。」
《胭脂扣》結(jié)尾,如花終于在片場找到茍且偷生、淪為茄喱啡(臨時演員)垂垂老矣的十二少,她終于心灰意冷的消失在黑暗中,這是對逝去古典愛情的一種緬懷。而袁永定與楚娟在唏噓后重新拉起手,也有對當下存在的一種篤定。
2003年4月1日,張國榮在文華酒店縱身一躍,12月30日,梅艷芳肺功能衰竭病逝,至此,傳奇落幕。兩個風華絕代的傳奇過早逝去,也讓這部1988年的香港傳奇《胭脂扣》暈染了一絲陰陽兩隔的森森鬼氣。
而這樣因緣際會、華麗凄美的香港傳奇,也隨著時代變遷、香港影人北上,一同落幕了。
華語電影,也許再也拍不出這樣的愛情傳奇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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