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千多名新中國開國少將中，袁也烈這個名字并不為太多人所熟知，但如果提及他的革命資歷，又不由自主的令人眼前一亮。

建國后的袁也烈雖然只是少將軍銜的海軍副參謀長，但包括一眾開國元帥和大將在內的人，見到他后都會親切的尊稱一聲“老營長”。

其實，翻看他的革命履歷便不難發現，袁也烈的入黨時間稍晚于十大元帥中的朱老總、陳老總和聶帥三人，比其他幾位北伐乃至大革命失敗后加入組織的元帥們都要早。

此外，作為從葉挺獨立團中走出的北伐名將，諸如林彪、粟裕、徐海東、許光達等赫赫有名的戰將都曾是他的下級，這樣的一份革命資歷不能說不深。

值得一提的是，較早走上職業革命道路的袁也烈，最初的夢想卻是踏踏實實做一位傳道授業的優秀教書匠。但得益于在湖南第一師范求學期間的一次特殊講堂，袁也烈毅然選擇了投筆從戎……

袁也烈自小生活在一個書香家庭，父親是十里八村有名的私塾先生，受這種氛圍的熏陶，袁也烈在青年時代考入湖南第一師范就讀，并立志成為一名教書育人的老師。

無獨有偶，當時的湖南第一師范不僅匯集了楊樹達、徐特立、楊昌濟等出類拔萃的師資力量，更是在“五四運動”后成為湖南新民主主義思潮最為活躍的“陣地”。諸如教員、蔡和森、李維漢等一批又一批的革命者也都先后從這里走出。

一次偶然的機會，正在長沙組織工人運動的教員，受邀回到母校為學子們作演講。一襲長袍的儒雅形象，外加慷慨激昂的演說風格很快吸引了隔壁教室的袁也烈前往旁聽。

殊不知，正是這短短幾十分鐘的講堂，讓袁也烈在震撼之余，逐漸萌生了投筆從戎，走上職業革命道路的信念。

從教員的話語中，袁也烈第一次接觸到“革命”二字的真諦，也感受到工人、農民、學生和社會各階級聯合起來的強大力量。自此之后，每遇教員來校講座，袁也烈必定親臨現場洗耳恭聽。

也正是在對方一番革命理論的引領下，昔日曾立志要做教書匠的袁也烈毅然選擇投筆從戎，在1924年7月考入桂林軍官學校不久后，又進入黃埔軍校第二期學習。

此后，從兩次東征到隨軍北伐，被葉挺形象稱之為“秀才”的袁也烈在一次次戰斗中嶄露頭角，令對方刮目相看的同時也更加賞識重用。同樣，袁也烈自始至終將教員視為其革命導師，而將葉挺視作其軍旅生涯中的伯樂。

有意思的是，大革命失敗后的袁也烈跟隨葉挺參加了南昌起義，卻在擊潰南昌城東門守軍后，意外“俘獲”了騎快馬直奔城門而來的朱德。

彼時的袁也烈與朱老總并不相識，只覺面前這位面生且沒有任何起義軍標識的軍官，更像是敵方將領，隨即便讓士兵上前將其拉下馬來，而后迅速制住雙手并沒收配槍，整個流程一氣呵成，絲毫沒有拖泥帶水。

而后，剛剛完成與城內敵軍軍官斡旋并擺脫敵方追兵的朱老總，就這樣被袁也烈手下士兵不由分說的看押起來。可沒過多久，得知朱老總真實身份的押解士兵，便急匆匆將其身份信息匯報給了袁也烈。

頓感闖下大禍的袁也烈當即趕往朱老總面前賠罪，而性情豪爽豁達的朱老總不僅沒有怪罪對方，反而半開玩笑似的調侃道：

三河壩分兵后，起義軍主力在南下潮汕過程中遭受重創，不得已化整為零，分散突圍。輾轉回到家鄉的袁也烈不甘就此失敗，很快便與劉龍云、王圭田等人組織起農民力量，在深山中繼續堅持革命武裝斗爭。

1928年11月，接到組織委派的袁也烈化名袁振武，前往廣西龍州擔任警備1團參謀長兼1營營長，伺機策動該部參加龍州起義。伴隨著百色起義、龍州起義相繼取得成功，紅8軍也應運而生，袁也烈出任第1縱隊參謀長兼1營營長。

之后，隨紅8軍一路北上向江西蘇區轉戰的袁也烈，在廣東乳原縣遭遇敵機空襲而身負重傷，隨即被安排前往上海治療。出乎意料的是，這次的負傷經歷竟會成為袁也烈一生中最艱難的一個轉折點。

此時的上海灘魚龍混雜、暗流涌動，對正在隱蔽養傷的袁也烈來說，處境也并不十分樂觀。

果不其然，傷情剛有好轉的他，旋即因叛徒出賣而在住處被捕，隨后被關押進監獄。

面對各種刑具的威逼利誘，和痛苦折磨，袁也烈始終堅稱自己只是普通商人，住處被搜出的文件是一位朋友暫存自己家中的，如今對方不知所蹤，自己也無辜受到牽連。

眼見長時間審問無果，特務們也開始質疑是否抓錯了人，但本著“寧可錯抓一千，也不能放過一個”的想法，袁也烈還是被一直關押在南京提籃橋監獄。這一關，就是整整三年。

幸運的是，敵人對于袁也烈的審訊規模始終沒有再擴大，否則他的身份將面臨著暴露的風險；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假使他的身份從一開始便公開的話，或許審訊人員會將他視為“座上賓”，袁也烈昔日的黃埔同窗好友也會設法保釋和營救。

總之，由于袁也烈在獄中百折不撓，既不承認自己真實身份，又不按審訊人員要求“認罪悔過”。最終，關押在監獄4年之久的袁也烈于1935年10月才重獲自由。

由于4年間已與組織失去聯系，加之離開一線隊伍時間日久，袁也烈被安排前往西北軍閥石友三部隊中擔任聯絡員，統籌負責宣傳和統戰工作，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

石友三是馮玉祥西北軍中的“十三太保”之一，卻以善于投機鉆營、反復無常而著稱，是出了名的“倒戈將軍”。抗戰全面爆發后，石友三表面宣稱積極抗戰，實則暗中和日軍眉來眼去并相約變節投靠。

隨著華中重鎮武漢的淪陷，石友三的態度卻來了個180度大轉彎。他不僅一改昔日諂媚親日姿態，在各種場合下大談堅持抗戰，還破天荒的主動邀請袁也烈等人幫助自己訓練軍士。

正所謂“事出反常必有妖”，袁也烈潛意識里對石友三主動投懷送抱的熱忱起了疑心。多年的斗爭經驗提醒他，石友三的熱情很有可能是在給自己挖坑設套。

雖然尚未掌握直接證據，但在當時的情急之下，袁也烈還是果斷安排所有在石友三部工作的同志一律撤出，群眾這邊也是能撤多少就撤多少。

幾個月后，石友三率部投降日軍，成為人人喊打的頭號漢奸。此時的袁也烈也深深舒了一口氣，如果不是此前的果斷處置，自己和200多名同志大概率要成為石友三獻給日軍的“投名狀”了。

之后，奉命回到根據地的袁也烈先后擔任八路軍第一縱隊軍政干部學校副校長、抗日軍政大學第一分校訓練部長等職務，直到1942年3月才調任清河軍區參謀長。至此，袁也烈又重新回到了闊別11年之久的戰場。

歷史無法假設，更無法重來。如果沒有這特殊的11年時光，以袁也烈的能力、資歷和聲望，其軍旅生涯中獨當一面的高光或可提早到來。但也正因這11年來的艱苦卓絕，造就了一個信仰堅定、鐵骨錚錚的革命者。

重新回歸一線戰場后，袁也烈便與山東這片熱土結下了不解之緣。

從抗戰時期禹城戰役全殲日軍一個大隊，到解放戰爭期間率渤海縱隊打紅了山東半邊天，再到就任新組建的華東海軍副司令員，袁也烈逐漸在實戰中成長為獨當一面的戰將。

有意思的是，在華東軍區海軍組建之初，陳毅曾當面叮囑過司令員陶勇：

陶勇作戰勇猛，袁也烈擅長治軍，一個勇冠三軍，一個運籌帷幄，華東軍區東海艦隊很快在這兩員大將的協力建設下進入飛速發展時期，成為新中國海軍隊伍中戰斗力最強悍、戰績最突出的一支王牌部隊。

1955年9月，袁也烈被授予少將軍銜和一級“獨立自由”勛章。望著昔日自己帶出的娃娃兵們個個軍銜都比自己高，袁也烈非但沒有任何怨言，反而滿是欣慰的對身邊人說：

值得一提的是，在1959年9月30日的國慶十周年晚宴上，心情愉悅且有些微醺的朱老總，主動舉杯繞過一眾賓客，來到了時任海軍副參謀長的袁也烈面前，隨即脫口而出一句：

看到袁也烈有些靦腆，一旁的周總理連忙搶先“打圓場”：

德高望重的朱老總微微一笑，饒有興致的說道：“不是記仇，是記住我有過這樣一個好營長啊！”

袁也烈一心為國為民，將功名利祿與個人私情全部置之身外。當年毅然選擇離開家鄉參加革命的他，不僅沒能送別家中老人，連與妻子和兩個孩子都是聚少離多的狀態。為大家而舍小家，這樣的犧牲殊為不易。

1968年12月，面對突如其來的那場風暴來襲，受到波及的袁也烈依舊不改剛正不阿本色，他提筆仿照教員在1959年的那首《七律·到韶山》寫詩明志：

一代戰將，赤膽忠心、鐵骨錚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