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您所見，西湖最缺什么？”1953年12月26日傍晚，王芳在陪毛主席沿長橋散步時隨口問了一句。主席踱著步子沉吟片刻，忽然停在南屏山下的石階前：“缺個洗盡鉛華的活人氣。”這句話后兩周，隨著《憲法草案》修訂工作正式啟動，一場改變西湖格局的整頓悄然揭幕。

矗立在蘇堤春曉處的劉莊書房里，整面墻壁都貼滿了批注紙稿。警衛員發現，主席夜間批閱文件的專注度，與白天在西泠橋邊散步時的焦躁形成鮮明對比。尤其路過棲霞嶺南麓時，主席總要駐足片刻，目光穿過疏影橫斜的梅枝，落在那座青冢荒草掩映的碑碣上。據衛士李家驥回憶，每天清晨處理掉的煙灰缸里，總有三五個皺巴巴的“熊貓”煙盒。

次年清明前的茶事最值得玩味。小平底玻璃杯里的龍井正在舒展葉片時，主席突然把筆擱在墨水未干的《關于西湖墓葬整頓的建議》草稿上：“死人霸占活人地，西湖倒像半個酆都城。”這話讓端著茶盤的王芳愣在雕花木門前。三天后的工作晨會上，文物局長鄭振鐸面對突如其來的整頓指令竟脫口反問：“就連西泠印社的志士墓群也遷？”主席當時捏著香煙的笑聲讓全場都繃直了脊背：“咱們也該活人說話，你說是不是這個理？”

唯獨岳飛墓的保留令人費解。要知道彼時的湖濱區域，既有章太炎這般學術泰斗的衣冠冢，也不乏朱瑞將軍這般抗日英烈的埋骨處。民俗學家鐘毓龍當時在座談會上極力質疑：“南宋至今八百年，縮在城墻根的岳王廟未必比白堤秋瑾墓更有教育意義。”直到評審小組看見主席特批手諭邊角的蠅頭小楷：“三百六十病，唯有烈士病能醒人。”

少年潤之在韶山沖捧著《岳鄂王文集》的往事浮出水面。據私塾同學周世釗記述，1910年深秋某日突降暴雨，少年毛澤東為護住從表兄家借來的《武穆遺書》，硬是用單衣裹書在雨中跑了十里山路。更耐人尋味的是，1938年《論持久戰》手稿里，特地將岳飛“連結河朔”的中原戰略與抗日統一戰線相提并論。文獻管理員曾憲文翻查延安時期演講記錄發現，主席至少有六次在軍事會議上吟誦《滿江紅》鼓舞士氣。

遷移工程啟動前夜，王芳在南山路207號的辦公室里核對最后的墓主名單。雕刻師傅正急三火四地趕制將要立在鳳凰山的新墓碑，忽然聽見門外有布鞋踏雪的簌簌聲響。裹著灰色棉大衣的主席擺擺手制止警衛通報，俯身查看三萬六千塊墓石的拓片時，指節在“林文忠公則徐”的金石碑刻上摩挲良久。翌日清晨，西子湖畔六百五十七穴墓葬全部完成起遷，唯獨岳王廟前那一對石翁仲依舊目送著雷峰塔的夕照。

關于那個未署名的柏木花圈至今仍是個謎。花店伙計陳阿發記得清明這天雨下得兇，兩個穿中山裝的干部冒雨取走三丈白綢扎成的花鏈時，硬是多塞給他十張舊幣說要買干凈抹布。更蹊蹺的是鄭振鐸后來回憶清理現場時，發現祭奠卡片背面有用鉛筆草寫的“二十八畫生”——青年毛澤東用過的筆名。這么多年過去，岳廟外的香爐灰里偶爾還能篩出幾片未燃盡的康乃馨花瓣。

湖心亭的石碑沒來得及刻上新篇，倒是1992年市政改造時，工人在原秋瑾墓遺址下三米處，挖出個帶青銅鎖的紫檀木匣。打開是張泛黃的宣紙，半闕未完成的《憶秦娥·西湖懷古》。收藏家孫大午從運筆走勢判斷必是真跡，只是考證八年仍解不開第二句“霧失雷峰千載月”的弦外之音。如今游客駐足岳廟仰望“還我河山”匾額時，導游總愛指著梁柱間隱約的字跡說：瞧那飛白處，保不齊藏著改天換地的抱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