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邁先，是現代文學家、愛國民主人士朱自清先生的長子。1951年11月，年僅33歲的朱邁先以“匪特”罪被湖南新寧縣法庭判處死刑并立即執行。1984年該法院經復查后承認錯判，為死者恢復名譽。朱邁先之妻傅麗卿奔走多年的申訴，總算有了結果。

投身抗日救亡運動

1929年11月26日，朱自清先生的原配夫人武仲謙病逝于揚州，留下三子三女，最大的兒子叫朱邁先，小名九兒、阿九。

朱自清早年的散文《兒女》中曾提到這個讓他年紀輕輕就背上“蝸牛殼”的頭生子，說“阿九是喜歡讀書的孩子。他愛看《水滸》，《西游記》，《三俠五義》，《小朋友》等，沒有事便捧著書坐著或躺著看，只不喜歡《紅樓夢》，說是沒味兒。是的，《紅樓夢》的味兒，一個10歲的孩子，那里能領略呢?”

朱邁先生于1918年的9月，那時朱自清還在北京大學讀書，實足年齡不滿20歲。初為人父的朱自清在畢業后的頭幾年里，曾相繼受聘于江浙一帶的好幾所中學，帶著年輕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四處奔波，生活十分辛苦。

1925年8月，經好友俞平伯推薦，朱自清只身前去北京清華學校新增設的大學部任教，將妻兒留在南方。后來，仲謙夫人又帶著兩個最小的兒女去了北京，將朱邁先兄妹留在揚州祖父母身邊。直到1933年，朱邁先才被父親接到北平(北京已改稱)去念書，這時他已經是個14歲的大小伙子。朱自清曾在他的散文名篇《給亡婦》中這樣提到自己的長子：“邁兒長得結實極了，比我高一個頭。”

朱邁先進了北平城里的崇德中學，他是班上的高才生。比他小兩歲的一位同窗學友、日后成了電影界名人的孫道臨，在幾十年后所寫的一篇回憶文章《沒有失去的記憶》中，滿懷深情地描繪了學生時代的朱邁先，給我們留下了這位杰出少年的生動形象：

我們班有個同學叫朱邁先，是文學家朱自清的兒子，他文學修養的根底很厚。一天，汝梅老師講宋詞，就請，朱邁先到講臺上為大家念一首蘇東坡的作品。我清楚地記得那時的情景：朱邁先穩穩地走到黑板前，在上面寫了蘇東坡的《念奴嬌》。他的粉筆在黑板上飛舞著，道勁、有力，確有一種“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的氣勢。當他緩緩地吟讀著，講著他的理解時，那寬厚的聲音，深沉的眼神，使我心馳神往，進入了一個不尋常的境界。

就因為這一次活動，朱邁先幾乎成了我崇拜的人物了。他比我大兩歲，體胖，高大，蓬松的頭發，粗重的雙肩，濃密的胡茬……一次，他借給我一本尼采的《蘇魯支如是說》，扉頁上有幅尼采的照片，我發現那濃眉下的眼睛，競和他有些相像。只不過他的眼神不是那么冷峻，而是在深沉之外，又顯得那么仁厚，有些悵惘。當朱邁先負責編輯一個由學生自治會出版的大型刊物《崇德學生》，希望我寫些稿件，就在他的鼓勵下，我嘗試著寫了第一篇作品。

這樣一個才華初露的文學少年，在那救亡圖存的風云年代里，成了北平學界抗日愛國運動的積極分子。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和“一二·一六”運動，為抗議國民黨政府縱容漢奸勢力、陰謀“華北自治”的賣國投降政策，在北平學聯的組織下，已經是“民先”(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隊員的朱邁先，與千萬熱血青年走上街頭游行示威，面對揮舞大刀水龍的軍警馬隊，經受住了腥風血雨的考驗。當時，身為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的朱自清曾代表校方去“勸阻”參加游行的學生。但當朱自清目睹學生不怕犧牲的斗爭場面時，深受感動，情不自禁走進了游行隊伍，和他們一起表達了一位愛國知識分子的滿腔義憤。16日當晚，他還在日記中寫下自己的觀感：“最近兩次游行，地方政府對愛國學生之手段，殊過殘酷。”他的大女兒采芷因參加“非法游行”被教會女中開除，朱自清沒有對孩子說一句責備的話，而是悄悄地為她辦了轉學手續。

正是在大時代的浪潮沖蕩和這樣的家庭影響下，早熟的朱邁先迅速成長起來，1936年還在讀高中的他秘密參加廠中國共產黨，介紹人是他的同學、崇德中學地下黨支部書記力易周。

加入“友軍”廣西起義

1937年七七事變后，北平地下黨組織決定派一批同志南下，朱邁先回到揚州老家。尚未中學畢業的他，就讀于他父親的母校——江蘇省立揚州中學。在這里，他一面讀書，一面從事救亡活動和黨的工作，受命擔任地下黨支委。當年10月，才19歲的朱邁先被任命為中共揚州特支書記。11月，戰爭形勢更加緊迫，他同陳素、江上青等人參加了江都文化界救亡協會流動宣傳團(以下簡稱“江文團”)，離開揚州，遷往內地宣傳抗日。

1938年，“江文團”抵達安徽六安，擔任該團地下黨支書的陳素先后與中共長江局和安徽黨組織取得了聯系。根據當時黨提出的“到友軍中去，到敵人后方去”的工作方針，經長江局批準，“江文團”集體參加了國民黨軍隊，到廣西后重新成立三十一軍，隸屬十六集團軍，在桂林、桂平一帶整休。

1939年該集團軍參加桂南會戰。1940年10月，三十一軍收復龍州，即在龍州駐防，朱邁先時任一三一師三九一團上尉。1942年一三一師調防南寧，1944年參加桂柳會戰，與四十六軍一七O師共同擔任桂林城防守備部隊。桂林城失守后，一三一師殘部退至東蘭縣整訓，次年初又合并到四十六軍，隸屬第二方面軍。朱邁先被派到新十九師工作，在師長蔣雄手下任政治科中校科長兼政工隊長。抗戰勝利后，蔣雄部隊開往海南島三亞港，朱邁先因病在海軍醫院住院治療時，認識了護士傅麗卿，兩個飄泊天涯的年輕人產生了感情。

與父親失散了8年的朱邁先，這時才同自云南復員回北平的朱自清先生聯絡上，接連收到了寄自清華園的兩封家書。爸爸在信中傾訴了對兒子的深切思念，關心他的身體，并詢問他是否有了女友，在條件許可時應盡快結束單身生活。朱邁先將家書給傅麗卿看，并向她求婚。傅小姐才知道了他的家庭背景，早對這位年輕軍官有好感的她答應了他的請求。

朱邁先

1946年10月，他倆辦了婚事，婚后生活十分融洽。時正值內戰重開，物價飛漲，民不聊生的歲月，國民黨軍政人員利用職權撈外快、發國難財，腐敗成風。朱邁先每月90元的薪金只夠買黑市花生油兩斤，因此他們的日子過得很清苦。朱邁先一心想帶著新媳婦回北平去見家人，別說連路費沒有著落，就連一件好看的衣裳也買不起。他曾對妻子說：“同我結合，真是難為你了。要是別人按我目前的職位，做點生意撈兩把是不成問題的，但我父親是名教授，我又是他的長子，我不能往他臉上抹黑，不能玷污了清白家世的名聲。”這番肺腑之言，同朱自清先生在貧病交加中拒絕受領美國救濟糧的風骨，可謂一脈相承。

1948年8月，朱自清先生去世，朱邁先遠赴北平奔喪。辦完父親的后事，他經姑父周翕庭介紹到國民黨后勤總署組訓司任秘書，在南京工作了一段時間。1949年機關遷廣州，后又擬遷重慶，因傅麗卿不愿去重慶，由老上級蔣雄師長介紹，朱邁先去蔣雄任專員的廣西桂北第八專署任秘書。1949年12月，朱邁先代表桂北國民黨軍政人員向共產黨的桂林市政府聯系起義，獲得成功。朱邁先隨桂北軍區司令周祖晃等7000余人在桂北接受和平改編。是年底，朱邁先進入廣西軍政大學學習，1950年結業后，分配至桂林松坡中學任教。

時代蛻變中的人生悲劇

1950年12月“鎮反”運動中，蔣雄被捕，同時也逮捕了朱邁先，后被押送至蔣雄家鄉湖南新寧縣。次年11月，新寧縣法庭以“匪特”罪判處朱邁先死刑并立即執行。朱邁先當年33歲，去世之時，距毛澤東主席褒揚他父親“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的那篇名文《別了，司徒雷登》，已發表了兩年零三個月。

朱邁先身后，留下了年輕的妻子和兩男一女3個幼小的孩子，生活艱難、處境困頓可想而知。朱邁先被捕后，傅麗卿曾向朱自清遺霜陳竹隱夫人求助，每月工資只有60元、膝下也有3個兒女需要撫養的婆母，立即寄30元給兒媳救急，此后一年中也按月寄20或30元來，并勸慰她放寬心胸，撫育好子女，直到傅麗卿在廣西省立醫院找到了工作，才停止接濟。

傅麗卿堅信丈夫是無辜的。在朱邁先死后的30余年里，她多方申訴，為他平反而奔走。直到1984年各地貫徹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在撥亂反正、落實政策的新形勢下，新寧縣法院才認真復查舊案， 承認1951年的判決書純屬錯判，恢復朱邁先起義人員的名譽，澄清事實真相。

1980年代初，年近花甲的傅麗卿帶著兩個兒子和一個媳婦，千里迢迢去北京探親，這是她同朱邁先結婚后36年第一次跨進朱家門。她無比激動地拜見思念已久的婆母和弟妹們，孩子和媳婦也叩見奶奶和叔叔、姑姑。沐浴在歷史新時期的溫馨陽光下，朱自清的家屬們才實現了真正的大團圓。

在北京西郊的福安公墓里，傅麗卿帶領孩子們在刻著“故國立清華大學教授朱自清先生之墓”字樣的黑色墓碑前長跪不起。她含著熱淚向公公的亡靈獻花與默悼：“敬愛的父親，長媳麗卿同孫兒壽康、壽嵩及孫媳佩玲給父親、爺爺吊祭來了。您的長子朱邁先沒有玷辱您的令名，他的冤案已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春風的吹拂下得到昭雪了。請老人家在九泉之下安息吧，也指望您老的在天之靈保佑您的子孫后代平安長壽。”

另一位知情者的紀念

本文前引孫道臨先生的回憶文章，無獨有偶，2001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羅筠筠著《李德倫傳》一書中，同為演藝界名流的黃宗江先生所寫之序，也以激賞的口氣和沉重的語調，提到了“我們那一代走在前面的少年先鋒”朱邁先的名字和遭遇。序中的原話是：

我們生在“五四”前后，長在“一二，九”，是那樣充滿了痛苦與希望交織交響的時代。閱李傳(指《李德倫傳》)，我找見了多少少年時候的同窗密友。傳載，抗日戰爭起，地下組織暴露，孫以亮(孫道臨)被捕，陶聲垂(婁平)出走天津轉赴冀東打游擊，在天津時曾給德倫一信要他也去天津，急匆間卻未留下天津地址(其實陶就在我家，由我13歲的小妹宗英接待)。其后德倫赴上海才認識了我。這些是我這次閱李傳才知其詳的。我所以當時未參與而又同途同歸是另一傳的事了。

感天下之大又小，只能釋為共同的時代命運使然。………在這天下之小中我很想提一筆我們的少年伙伴朱邁先(朱自清長子)，他可以說是我們之中最成熟、最先進的一個，在全國解放前夕帶動國民黨一個師起義，自己竟亡于“自己人”手。這已是半個世紀以前的一件冤案了，無處可紀可祭，聊附此數語，以志少年時的伙伴，并寄我們這些幸存者的追思。我們那一代走在前面的少年先鋒如李德倫，多是把“救亡”放在生命以及視如生命的藝術之前的，并尋找追隨黨領導，這是客主觀均屬必然的。

同為上個世紀30年代北京名校崇德中學畢業生，黃宗江對“少年先鋒”中“最成熟、最先進”而又蒙冤而逝的朱邁先，發出了“無處可紀可祭”的感慨。

筆者以為其中的歷史教訓是非常慘痛的，因此就自己所能搜求到的史料，輯錄成這篇遠未周詳的文字，以引起海內外更多有心人和知情人的注意。筆者認為，對朱邁先的“追思”和紀念，并非僅僅是這位年輕的革命者和殉難者家屬及親友之間的事，也是廣大熟悉和愛戴朱自清先生文字與人格的讀者，所應該擁有的“知情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