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同路人X
近來臺灣網紅陳之漢(網名館長)高調赴大陸旅游,第一站到上海后,引起大陸許多民眾的熱烈歡迎,網上許多自媒體、甚至是正規媒體紛紛跟進宣傳。但網上也有不少人認為,館長作為曾經的民進黨側翼,在過去也經常散布黑大陸和大陸人民的言論,并且攻訐那些長期堅持民族立場的臺灣公眾人物,比如最近發布視頻表達對于陳之漢不滿的黃智賢,還有王炳忠、林明正等,尤其是當前者視頻下受到一部分網民批評,要求黃智賢“大度”、“包容”、“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等評論流散開來后,網上不滿陳之漢的聲浪進一步被刺激起來。
平心而論,作為一個也算是間接被陳之漢“迫害過”的人來講,黃智賢的一席話比較能觸動我的情感,我也相對能理解黃智賢在這股輿論風浪之下的情緒。而大陸網友出現的對于陳之漢的厭惡,我也著實能夠體會。
畢竟這幾年大陸各級單位對于臺灣采取難見原則底線的“唯統戰主義”政策取向,疊加臺灣從官到民近幾年來愈演愈烈敵視、歧視、仇視大陸的舉止,要期待或是要求民眾人人深切體悟政策精神、個個精準政治站位,而不是出現逆反情緒或懷疑思想,對于國家統一事業,既不現實、也不健康。
但是,理性來講,我認為陳之漢此次赴陸,總的來說仍然是有正面意義的。這個正面意義不在于“讓更多的臺灣年輕人來祖國大陸多看看”,也不在于所謂的“突破民進黨當局塑造的信息繭房”、“讓更多臺灣Z世代青年認識真實的大陸”,更不在于陳之漢自己宣稱的“促進兩岸和平”,而是陳之漢作為“一個擁有相對廣泛的社會影響力的公眾人物,用實際的行動向民進黨當局企圖掐斷兩岸交流的政策發出挑戰”這一件事。
綠營“脫鉤”,步步緊逼
回顧賴清德上臺今的種種行為,無論其直接的、隱蔽的政治目標為何,都是向著“與大陸斗爭、對抗”的道路上一路狂奔著的,可隨著中美關系趨于一個較為緩和的狀態,而美國方面在賴清德幾次講話刺激大陸,從而引起數次“聯合利劍演習”后,亦愈發對賴清德的不可控性感到懊惱,導致賴清德嘴巴上的鎖鏈顯而易見地被擰緊了(盡管我們不曉得他什么時候又會松弛下去)。
但這并不代表賴清德就會停下對臺灣內部的“斗爭”。比方說,從年初開始,民進黨便發動所謂的“大罷免”,意圖罷免掉“立法院”內31名國民黨籍的區域“立委”,好讓民進黨能取得過半席位,從而令其有辦法推動各項所謂的“國安法規”,對社會上被定義為“大陸滲透分子”采取法律壓迫。
在這個過程中,民進黨訴諸于“清理內奸”的口號,將國民黨“立委”指控為“中共同路人”,并發動諸如“臺灣潛伏20萬取得中國身份證的內奸”、“驅逐在臺宣揚武統的陸配”、“注銷兩名取得大陸身份的臺灣人”、“臺灣街上有為大陸盜攝街景”等運動。
在一波又一波政治進攻的背景和氛圍之下,推動“兩岸脫鉤”便自然需要提上日程,畢竟賴清德本人已然將“中國”完全定性為“敵對勢力”,那么“接觸”和“交流”必然是不可被接受的,至少不是被組織動員起來的、當前正在舉牌宣傳“大罷免”或是對街拍游客尋釁滋事的民粹流氓所可以接受的。這也是為何臺灣“教育部長”在暑假前夕公然表態稱:“不支持,甚至反對兩岸學生交流”的根本原因。
從中不難看出,在賴清德利用政府和黨組織的權力、財力及影響力,從上至下組織起一只不講道理、蠻橫傲慢的流氓團伙,并一步步地鉗制、限縮一切可能阻礙該當局邁向“與大陸斗爭、對抗”的力量,哪怕這個力量并不那么“親陸”、不那么“統派”。
由此,我們可以作出這么個結論,即陳之漢此行,其深層次的意義在于他在公眾面前,透過自己的影響力,向島內民眾展現出:“民進黨的封鎖和威嚇是不需要害怕的,民眾也不應該去害怕”這么一個信息。
變色龍政治搖擺的背后
接著,我們應該去審視看看,我們是不是該高度評價陳之漢的行為?
這個問題或許有些抽象,那我們換個問法,即這樣的局面是不是非陳之漢不可?是不是只有陳之漢才能做到?
對于這個問題,我的回答是:客觀來說是該高度評價,但主觀上來說不該過度評價。我這樣的回答,其原因都一樣,即“陳之漢是個政治上的變色龍”。
許多人,包括黃智賢在內,可能很多人會認為,像陳之漢這種政治上不忠誠的“三姓家奴”不宜高看和優待。對于這一觀點我很認同,這也是為何我認為主觀上不應該過度評價其此次大陸行,畢竟他最初在韓國瑜選高雄市長時期是偏藍網紅,到了蔡英文對陣韓國瑜時轉變為極端綠網紅,并維持其“反共”色彩直至民眾黨主席柯文哲落選、被關押,才搖身一變成為反對“青鳥”(極端民進黨支持者)及其魔怔的意識形態與荒誕行為的“反綠悍將”,就這種左右搖擺的模樣,確實很難讓人全般信賴。
但話又說回來,正是因為這樣的政治搖擺,陳之漢才能精準地抓住每次較多數臺灣民眾當時當刻的政治態度,韓流興起時偏藍、蔡英文大勝時極綠、藍白合作形成后走向白營,在這個路程上,他雖說是隨了大流,卻也同時積攢了不同光譜的粉絲和關注,既緊密跟上片刻的主流民意、也沒有完全成為群眾的尾巴。
這就是是為何陳之漢相較于前段時間來大陸旅游的“前民進黨側翼”——鐘明軒,更受到民進黨方面提防的原因,甚至不惜讓“陸委會主委”梁文杰出來說出:“干脆長住中國”,這種無異于網絡酸民(譯:抗壓吧老哥)經常掛在嘴邊的:“太平洋沒加蓋”毫無營養的碎嘴子。
島內統派該如何看待陳之漢風潮?
那么,話說回來,作為一個在島內的統派,一個曾經被陳之漢傷害過,一個至今仍然遭受賴清德當局嚴厲打壓的統派,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陳之漢的此次風潮呢?
我的回答是:不好意思,給我打碎牙齒往肚子里吞!
沒錯,我們有權利懷疑其忠誠,我們有權利懷疑其用意,我們有義務提醒有關方面和大陸民眾其中潛在的危險,我們有義務去設想陳之漢成為第二個閩南狼之后的應對方案,但是,哪怕大陸人能夠當著陳之漢的面斥責他是個臺獨變色龍,我們也絕不可以去大肆宣揚,而讓敵人有機可乘。
為什么?因為我們沒有能力做到陳之漢客觀上能做到的事,亦即:“作為一個擁有相對廣泛的社會影響力的公眾人物,用實際的行動向民進黨當局企圖掐斷兩岸交流的政策發出挑戰”這一件事。
十幾年前,當陳鼓應、王曉波掀動“民族主義大討論”的時候,能激起臺灣民眾對共產中國的探索和好奇,以及對國民黨威權政府的懷疑和不滿;當《夏潮》雜志掀動臺灣左翼、社會運動時,也能激發臺灣民眾對“資社”的思考;當工黨組成時,也能讓當時逐漸趨向分裂主義的民進黨感到芒刺在背,十年前的黃智賢的確也能透過中天電視臺向臺灣民眾展示大陸的發展,從而刺激民眾的思想。
但是如今我們已經失去了這些能力,無論這樣的結果是不是出于國民黨、民進黨甚至是美國CIA的政治打壓,我們當下的的確確已經走到了這步田地,這是現實。
大陸的網友可能不清楚今天島內的統派面臨著怎樣的局面。今天,我們在賴清德當局發動“青鳥”四處出征、威嚇,動用檢調查處、偵辦時,陳之漢有這個能力和意愿去挑戰、去吸引民進黨黨棍的精力,難道對于我們而言,不是一個喘息、發展的機會嗎?難道對于現在的我們而言,不是一個可以支持、合作的對象嗎?這時候拿誰歷史不夠忠誠、誰站位不夠正確,難道不是在給民進黨提供刀子,讓他們能導出去宣傳:“你看,館長都被嫌棄不夠添共”,然后讓他們以此為據,去說:“賴清德說得好啊!對于‘中國’來說,確實只有統促黨才不是臺獨分子”,讓他們繼續在島內塑造“恐共”、“反共”的空氣嗎?
那么到時候,我們一塊兒上刑場的時候,臺灣民眾只會指著我們的尸體,說:“喏,這便是‘中共同路人’的下場!”
想一想,1937年的時候,多少被蔣介石戕害親人的共產黨員甘愿改編成八路軍,組成國共聯盟一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1949年的時候,多少不信奉共產主義、反對平均地權的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中共也愿意一同組成聯合政府,寫下共和國第一步憲法性文件——《共同綱領》,并讓其成立如今的八大民主黨派?
甚至再想遠一些,出身沙俄貴族的奧列格·奧澤羅夫難道沒有被蘇聯紅軍所接納讓其日后能在法國敵后大放異彩嗎?作為投考納粹叛徒之侄的伊戈爾·米克拉舍夫斯基難道就被蘇聯內務部整肅而不是給予新任、讓其去刺殺納粹高層嗎?白俄領導人高爾察克的妻子就被蘇聯給連坐、清洗了,而不是讓她在《戰爭與和平》電影制作過程中發揮其長才?
陳之漢的大陸行啟示
最后,陳之漢的大陸行能給我們帶來什么啟示呢?
我認為,最重要的一個點在于,它說明了臺灣社會的“后現代化”、“派別繭房化”到了一個相當極端的程度。對于這樣的社會,要促成其意識形態的改造雖說相對容易,但在我看來,當前無論是大陸或是島內各方自認為統派的群體,都沒有這個理論能力去完成這項重任。
原因在于,盡管一個群眾普遍接受“后現代思想”的社會,一旦當這個社會內的權力結構發出變動時,其接納、適應新結構的速度會異常的迅速。就像我經常關注的B站up主“河畔的伯爵”那句名言:“共同體意識可以是一種建構、卻不能是一種虛構”,像一直以來的臺灣一樣,一個立基于解構主體、純粹依賴邊界和他者定義自我的社會,是無法產生真正的共同體意識的,即便出現了某種認同,那也是一種出于利益交換而生的,而這種贖買來的認同,必然會產生根據這種認同而劃分的階級,那么最終也會因為階級的矛盾而消亡。
盡管如此,這樣的進程有個前提,即必須采取新理論、新建構去對沖解構后意識形態,而不是拿舊理論、舊框架去填鴨在已經滿是解構論的腦子里面。因為對于后者,舊理論和舊框架早已被“論偽”了。
當前,無論是統派里頭的左翼,抑或是右翼,在闡述兩岸共同體時,動輒強調“同文同種”、“臺灣祖先來字大陸”等等訴求,卻不去理會、去對話解構論者數十年來不斷地以解構這些論述而建構或發明出來的種種“悲情意識”、“孤兒意識”和“中國外來政權說”等理論;而在論證兩岸政治趨向統一時,又動輒聚焦于“中國大陸的發展”、“解放軍的強大”,卻不去探討臺灣民眾能從統一的進程中得到什么,又或者哪怕是提到了國家統一對民眾的好處,也只會講庸俗的經濟利益,強調兩岸商貿的普惠性,而不去思考和發掘統一運動和社會愿景、解決社會根本性矛盾之間的關系和實踐方案。
所謂“表態隨時可以轉變、站位隨時可以游移,但是思想永遠不會被消滅,只能在辯證的運動之中被淘汰”。對于社會主義思想是如此,對于資本主義思想也是如此,對于兩岸統一的意識形態是如此,對于“臺灣獨立”的意識形態也是如此。
若非如此,成立七十年的蘇聯社會主義共和國也不會轟然解體,共和國成立后也就萬世太平,不勞毛主席去藉批判武訓傳來批判陶行知根子里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思想、也不需要去通過批判胡風來淘汰建國初期愛國文藝界流行的“精神奴役創傷論”、更不用去藉重新解讀紅樓夢的文章來清除蔡元培和胡適遺留在新中國知識界中的唯心論思想影響等。
當前,無論陳之漢的本心、意圖為何,他透過實際行動所撕開的空間,不能不用思想的武器去填充,而這種思想上的武器也必須既根植于群眾、又能引領群眾,既從群眾的感受出發、又不成為群眾的尾巴,不能總是自我麻痺于隨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帶來的歷史大勢,以為乘著這股潮流便萬事大吉,更不能自滿于手握著什么紅色或是黑色的圣經,以為如此便能用這萬用公式去解決臺灣社會的全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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