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蔣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蔣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他曾明確下令：“無論日本軍隊以后如何在東北尋釁，我軍應予不反抗，力避沖突” 致使東北大片國土淪喪，全國人民同仇敵愾，強烈要求蔣介石抗日。

當時，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在極端艱難困苦的條件下，以民族利益為重，迅即于同年9 月4日聯合日本共產黨中央發表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宣言；同月20日，中共中央又作出決議：“應該加緊地組織群眾的反帝運動，發動群眾斗爭，來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 此后，人民群眾的抗日救亡運動蓬勃發展。青年學生的愛國反帝運動，席卷全國各大城市。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蔣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

9月28日，南京上海的學生，還聚集南京國民黨政府門前示威， 抗議國民黨當局對日妥協的不抵抗政策，憤怒搗毀國民黨政府的外交部 毆打了外交部長王正廷。10月12日，北平天津鄭州濟南等地學生，又進行總罷課，派出代表南下請愿，要求面見蔣介石敦請其抗日上海、杭州、蘇州的學生，也都參加了那次請愿斗爭。江蘇教育學院的同學也沖破重重阻力，投入了請愿斗爭的洪流。各班同學事先秘密串聯，約定夜里統行動分工動手，有的開校門，有的剪鐵絲網，有的組織隊伍，很快便聚集了二三百人。學院的院長訓導主任聞訊趕來，站在學生對面攔阻，時而威脅， 時而勸誘，甚至拉這個一把，拽那個一把 ，“不能去呀！不能去呀！去了要殺頭呀！” 也確有些人不敢去了，更多的同學則不顧阻撓，手挽手地毅然向車站走去。不少女同學也踴躍參加，如凌靜等同學也都去了。

【人民群眾的抗日救亡運動蓬勃發展。青年學生的愛國反帝運動，席卷全國各大城市。】

當時，還有兩位老師到車站為我們送行，一位是雷賓南老師，一位是俞慶棠老師。雷老師有強烈的愛國心，經常在課堂上為我們講古今中外愛國者的故事，他的講義編寫得也很動人，開頭就引用杜甫的詩句：“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用愛國的感情和語言，啟發同學的愛國心。俞慶棠老師是美國哥倫比亞的碩士，有學問，又熱情，愛國主義感情強烈，為我們送行時，甚至激憤得痛哭流涕那時，她在教育學院雖然只是個教授，但威望高影響大，又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她在江蘇省教育廳有任職，專管民眾教育，與當時省教育廳廳長周佛海的關系也較密切，她親自為同學送行，有力地支持了請愿活動。

我是這次請愿隊伍的領隊，當時學校有軍訓課，每年都進行實彈演習，我是排長，有這方面的組織能力，因而挺身而出做了領隊到南京后，國民黨把我們安排在中央軍事學院。第二天晚上，蔣介石在這個學院禮堂，接見了包括我們學校在內的南北各地的學生代表。蔣介石當眾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說，我因為站在最前面，看得聽得都很清楚。

只聽蔣介石說：“我蔣中正，我國民黨政府，是堅決抗日的，明天我就要出師北上，矢志抗日” 還信誓旦旦地拍著胸脯說：“諸位請速回校，我蔣某決不食言” 。
蔣介石表示接受抗日請求后，各地學生都很高興，我們學校的同學還趕制了面黑色的出征大旗，上寫：“還我河山”。第三天早，各地學生隊伍都冒著小雨聚集到南京中央體育場，準備為蔣介石的出征隊伍送行左等右等，就是不見蔣介石的隊伍出來。直到天黑時，才來了蔣介石的參議長賀衷寒，他是蔣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軍統特務頭目。

【人民群眾的抗日救亡運動蓬勃發展。青年學生的愛國反帝運動，席卷全國各大城市。】

大家見蔣介石沒來，出征的隊伍也沒有動靜，隊伍立即嘩然，叫的叫、罵的罵。賀衷寒講話根本沒人聽。有的把準備的旗幟當場撕碎，準備再次直接向蔣介石請愿。殊不知，國民黨當局已作好周密布置，大批手持刀槍的軍警，從四面八方把請愿的學生層層包圍起來，強行把各地來的學生一批批押送到車站后來，我了解到在那次的請愿過程中，請愿學生竟遭到國民黨槍殺三十余人、傷百余人。但是，那次活動卻充分顯示了中國青年在愛國反帝斗爭中的先鋒作用。

我們在被強行遣回無錫途中，大家議論紛紛，有的說回去就好好念書吧，什么事也別再插手了，這實際上是被鎮壓嚇破了膽，或者是沒有信心，表示失望；也有的說回去繼續鬧下去，而且要大鬧，要掀起“倒高運動” 指趕走院長高陽）。對這些意見， 我都不以為然害怕投降觀望者固然不對，但是要掀起“倒高運動”也不可取 趕走個高陽解決不了什么問題，而且只我們所學校的力量也不夠。當時我更多考慮的是，回去后，高陽等將如何處理我們，我們應采取什么對策。

回到教育學院后，高陽果然大施伎倆，他方面故作姿態，揚言要辭職；另一方面制造輿論，聲稱對鬧事學生嚴加懲辦，否則學校無法管理。他知道上司不會讓他辭職，學校也有部分人要挽留他，他不過是以辭職作為處理學生的要挾事情。果然如此，學校里很快便有人出面到處散布：“高陽院長不能走”,“要保證他的工作條件”高陽也演雙簧似地表態說：他可以不辭職，但必須對請愿學生嚴處，凡是請愿的學生都要公開悔過 帶頭鬧事者要開除經過番策劃后，學院里按高陽的安排，召開了悔過大會，

氣氛異常緊張，也確有人在大會上登臺悔過，甚至個別原來組織請愿的人也反水了，他在會上拿出他哥哥（無錫教育局長）的信說：“現在愛國就要讀書，不能越軌，不能做政府不允許的事” 并表示公開悔過，接受處分也有的人原來就沒有去，現在趾高氣揚地認為他們做對了時間，邪氣上升，使參加請愿活動的人頓感有很大壓力。

【我胸中好像有團火在燃燒，渾身的血都在沸騰，就下定決心，決不悔過，寧為玉碎，也不為瓦全】

這時高陽等人眼睛死盯著我，周圍進步與保守的同學也都望著我，看我何去何從。這時，我胸中好像有團火在燃燒，渾身的血都在沸騰，就下定決心，決不悔過，寧為玉碎，也不為瓦全。正準備登臺表態，忽然雷賓南老師正步走到臺上。
雷賓南老師在臺上聲情激動地講起演來，他從九一八后國土淪喪講起，又講到一個愛國者應有的態度，他沉痛地說：“一 寸山河一寸傷心淚”“我們怎能甘心做牛馬， 任人宰割” 這些話連講了好幾遍，一再重復說“寸山河寸傷心淚”， 直到把有些學生感動得哭了起來。在這種氣氛下，俞慶棠老師也走上臺來，她十分激動地表示：“請愿學生沒有什么可悔過的，如果說要悔過，倒是首先要求別人悔過的人應該悔過”， 她還大聲反問：“要求抗日有什么錯，難道甘心當亡國奴對嗎？” 她面講話， 面痛哭流涕， 會場片沉靜，而后，臺上臺下的哭聲共鳴。

雷賓南俞慶棠老師的講話，很有威懾和感染力量，引起強烈反響。原來準備悔過的人轉而堅定起來；已經表示悔過的同學，又有些感到后悔；我也不再感到有難以推卸的壓力。高陽等人在這種情況下也束手無策。再者，當時全國群眾要求抗日的聲浪甚高，由于國民黨當局對請愿學生進行的鎮壓，更加激起愛國學生的憤慨。從上海開始， 各地學生紛紛起來，搗毀了許多國民黨地方黨部和地方政府。高陽也有些做賊心虛，他既怕繼續壓制激起更大的對抗，又怕會場上沿著雷俞老師點燃的愛國激情之火再向前發展，不得不狡猾地改變姿態說：“大家的愛國熱情我高某也是支持的，但是愛國不能越軌，不能做不利于政府的事，更不要被左傾勢力利用，多數同學年輕幼稚，我們不咎對有些帶頭鬧事的人，我們要報告上司聽候處理” 而后，便將會議草草收場。

后來，高陽等只是對我們暗中的監視更加嚴厲，公開的表現則是不了了之。我通過那次斗爭實踐，更加堅定了走愛國革命的道路。抗日愛國的烈火是撲不滅的，九一八前后在江南，。我后來能適應打游擊的活動，與當時進行的軍事訓練也有一定關系。

【凡是進步力量較強的學校，進步的教師和同學都紛紛進行抗日宣傳，舉行抗日操練，練習射擊，做好抗日準備】

在教育學院的最后階段是參加畢業實習。參觀團帶隊的老師叫陳香圃，他是有名的教育學家， 我們用的教育學的課本就是他編寫的。由于他是個學者，便委任我做實習參觀團的團長，幫助他處理參觀實習中的事務。在教育學院學習了兩年實習了年，最后算是畢業了，但不統一發畢業文憑，有的早發， 有的晚發，品行“好” 的早發，品行“不好” 的晚發，我當時沒有即發文憑， 究竟是什么時候發的，記不清了。因為我的品行，從進校到畢業，年年都是“丙等” 原因在于不是按學校的規定循規蹈矩地讀書學習，參加了進步活動，閱讀了禁讀的書刊，這在高陽和那個訓導主任心目中， 當然是“越軌”，因而品行只能評為“丙等”。

1932年秋，我在江蘇教育學院畢業后，我時輟時續的學生時代也就結束了。從此之后，進一步走向了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