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振寧與杜致禮相識于1944年。1950年，兩人于美國結婚。然而直到1971年，楊振寧才第一次見到了自己的岳父杜聿明。

當時楊振寧管自己的岳母曹秀清叫“媽媽”，但是卻管自己的岳父杜聿明叫“杜先生”。

在一旁作陪的周總理笑道：“叫什么杜先生，你應當叫岳父大人呀！”

他鄉遇故知

杜致禮在1944年就認識了楊振寧，當時的楊振寧僅僅只有22歲，那時楊振寧是西南聯大附屬中學的教員。

當時的杜致禮是楊振寧的學生，兩人雖相識，但是卻并不熟悉，而且在二戰結束之后，楊振寧也就遠赴美國了。

當時中美客輪業務也并沒有重開，一行人也只能選擇路途更遠的繞行航線。

自此之后，他便開始了自己持續了半個多世紀的美國之行，路途中甚至在印度等候了兩個多月的時間，才找到了赴美的機會。

而在楊振寧抵達印度后，就患上了登革熱，差點就沒了命，最后還是坐著美軍的運兵船抵達曼哈頓。

在美國運兵船上，楊振寧的鋪位是甲板最下層的船艙，還是最底層的鋪位，這是整條船上最糟糕的鋪位，非常擁擠。

而且去曼哈頓的票價還比上海到舊金山的船票要貴一百五十美元，在到達美國后，楊振寧去芝加哥參加了費米創辦的研究所。

后來又在奧本海默的幫助下，獲得了移民簽證的資格，而當時美國移民局每年只向105個中國人發放移民資格。

楊振寧和杜致禮是在1949年重遇的。

當時杜聿明安排杜致禮到美國讀書，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讓女兒躲避掉中國的戰亂。

而在1949年，杜致禮和楊振寧在普林斯頓重遇。當時杜致禮一個人已經來到美國兩年的時間，就在普林斯頓讀書。

彼時的楊振寧已經加入了美國科研界，當初在等待費米消息的時候，楊振寧就曾經短暫地住在普林斯頓。

普林斯頓有一家中國飯館，做的還算比較正宗，楊振寧總是來這里吃飯，恰巧有一天杜致禮也在，楊振寧推門而入時就看到了杜致禮。

兩人萬里之外他鄉遇故知，不由得也是激動異常，分外親切。當時的杜致禮18歲，楊振寧二十多，年齡差距不算是太大。

他們又都是回不了祖國的流浪者，一來二去也就變得熟絡了起來，正所謂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久而久之也就生出了感情，兩人就此結婚。

一座橋梁

而正是兩人的婚姻，在一定意義上解救了杜聿明一家。

杜聿明是蔣介石的愛將，在解放戰爭中被我黨俘虜，后來作為戰犯被送入了功德林。

蔣介石最擔心的一件事，就是杜聿明倒向我黨。事實證明，他的擔心并非毫無道理，杜聿明也確實倒向了新中國一邊。

正因如此，蔣介石提前控制了杜聿明的親屬，包括他的妻子曹秀清和大多數孩子，這些家屬都被國民黨裹挾到了寶島。

唯一的“幸存者”，就是遠在美國的杜致禮，這兩人也就成為了杜聿明與自己的家屬溝通的“橋梁”。

曹秀清一家八口人在來到寶島之后，蔣介石就對這些人棄之不顧，完全不過問后面的生活了，子女的教育也無法解決。

僅僅依靠曹秀清一個人微薄的工資，根本不足以解決這個問題。幸好島內還有一些杜聿明的老同學和老同事，他們多少還能資助一些錢。

而且也是這些人出面，幫助杜聿明的孩子們進入學校，五十年代杜致禮去寶島探親，甚至一度被國民黨當局扣下。

當時對方給出的理由是無法解決杜致禮母子的簽證問題，還是楊振寧在美國東奔西跑，通過奧本海默的關系，幫助杜致禮解決了簽證問題。

而在此之后，國民黨當局也就沒有繼續扣下過杜致禮，周總理非常關心杜聿明的問題，也輾轉聯系上了楊振寧和杜致禮。

當時蔣介石對曹秀清說的是，杜聿明已經被殺了，曹秀清多年來也只當是丈夫死了，直到此時才算是真相大白。

曹秀清也終于意識到了，在封閉的島內，根本就不可能和杜聿明取得聯系，既是生離，也是死別。

杜家人境遇的改變，則是在其女婿獲得諾貝爾獎之后，因為女婿獲獎，蔣介石政府才改變了對杜聿明家人的態度，允許其妻前往美國和女婿一起生活。

來到美國之后，曹秀清的人身安全和生活條件也都得到了保障。楊振寧此時雖然尚未入籍美國，但是確實也已經被美國當成自己人來看待了。

在生活問題上，楊振寧基本上是衣食無憂的。而在楊振寧獲獎之后，新中國也注意到了這件事情，爭取楊振寧也就成為了兩岸的一個議題。

終相見

在這個問題上，新中國比對岸有著一個先天優勢，這個優勢就是楊振寧的父親楊武之以及楊振寧的岳父杜聿明。

楊武之的情況比杜聿明要單純得多，楊武之就是一個單純的學者，他在五十年代從美國回國，回大陸后就在復旦大學任教。

周總理對他的情況非常關心，那個年代出國不容易，但是其每年夏天都能去國外和兒子團聚，這也是總理特批的結果。

而在上海生活期間，楊武之因為身患糖尿病需要治療，周總理也安排了當時國內最好的醫院——華山醫院來治療楊武之。

楊武之一家

除了楊武之之外，我黨對杜聿明也非常不錯，雖然杜聿明在功德林改造了幾年，但是這段時間杜聿明也沒有受到任何不公正的對待。

相反的是，外面是三年自然災害，糧食大面積減產，但是功德林內部，從來沒有過戰犯吃不上飯的事情。

楊武之

這一點本身就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事情，而這些情況是在杜聿明給楊振寧寫信之后，楊振寧才知道的。

因為楊武之和杜聿明在內地經歷的種種，楊振寧對新中國的印象也逐漸發生了改觀。

1971年中美關系逐漸解凍后，楊振寧第一時間就要求回國，最終得以在上海和北京，與自己的父親和岳父相見，這也是楊振寧第一次見到杜聿明。

初見時還有些生分，只肯管自己的岳父叫“杜先生”。周總理聽到后笑著說：“叫什么杜先生，要叫岳父大人啊！”

1973年5月，楊振寧再次回國，這一次他不僅見到了岳父，甚至還見到了一代偉人毛主席，兩人相談甚歡。

自此之后，楊振寧對毛主席的印象一直都非常好，也很尊重。毛主席去世的時候，美國華人在紐約舉辦了悼念儀式。

楊振寧還專門上去做了演講，題為《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巨人》。在兩岸重新恢復交流之后，楊振寧也和杜聿明一起為兩岸和平統一而努力奔波。

楊振寧先生曾經公開說過，自己放棄美國國籍，重新成為中國公民的原因，是因為自己“血脈里的中華血液”。

而他的一生，也是那個年代愛國知識分子在時代發展下，因為戰亂而背井離鄉，又重新衣錦還鄉的縮影。

在那個年代中，楊振寧絕非是一個孤例，這就是一個時代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