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臺經濟作為一種新經濟形態，是牽引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引擎。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著眼長遠、兼顧當前，補齊短板、強化弱項，營造創新環境，解決突出矛盾和問題，推動平臺經濟規范健康持續發展。平臺經濟背景下，民生司法面臨哪些挑戰？又該如何應對？

數據顯示，2024年我國市場價值超100億美元的平臺企業達到26家，總市值1.9萬億美元。平臺經濟吸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超過8400萬，占全國職工總數的21%；2024年我國網上零售額15.2萬億元，連續12年位居全球網絡零售市場之首。平臺經濟在穩就業、擴內需方面發揮重大作用，成為我國經濟穩定發展的重要支撐。如何創新司法理念，既依法保障勞動者、消費者等民生權益，又依法維護平臺企業權益、促推平臺經濟賦能實體經濟、發展新質生產力，守住科技倫理和安全底線，實現兩者互促共進？

近五年，全國法院受理一審涉新就業形態民事案件超過40萬件，主要涉及確認勞動關系、勞動者受到損害、勞動者致人損害等案件類型。近五年，全國法院受理信息網絡買賣合同糾紛和網絡服務合同糾紛增長兩倍以上，涉及食品安全、在線預訂、直播打賞等領域。近三年，全國法院受理涉“算法”民事案件逐年增長，典型場景包括“大數據殺熟”侵害消費者權益等。對于涌入法院的大量涉平臺經濟新類型案件，有的法律并無明文規定，但法官如何裁判，如何統一法律適用，妥善處理個案，逐步完善類案裁判標準，合理分配平臺主體法律責任，實現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會效果有機統一？

勞動者和消費者是平臺經濟領域兩大關鍵主體，算法是平臺經濟高質效運行的核心技術手段。筆者以為，面對上述挑戰，應有效加強案例引領，有序提出司法規制，從以下三方面加強應對：

第一方面，加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護，促進平臺經濟健康有序發展。就業是最基本的民生。平臺用工在管理方式、工作時間、報酬支付等方面都呈現靈活性、多元性、技術性特點，司法如何規范和發展新就業形態？

新就業形態勞動關系如何認定？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首批新就業形態勞動爭議專題指導性案例，首次確立“存在用工事實，構成支配性勞動管理”的認定標準，這個標準經過實踐檢驗、凝聚廣泛共識，蘊含兩層意思：一是根據用工事實認定是否存在勞動關系，而不是根據用人單位借以免責的承攬合同、合作協議、注冊個體工商戶等形式外觀。二是以支配性勞動管理作為核心評判標準。綜合考慮勞動者對工作時間及工作量的自主決定程度，勞動過程受管理控制程度，勞動者是否需要遵守工作規則、算法規則，勞動者工作的持續性，勞動者能否決定交易或提供服務的價格等因素，作出最終判定。

勞動者受到損害如何救濟？存在勞動關系的，依法享受工傷保險待遇。不存在勞動關系的，目前沒有明確法律依據，針對這個問題，最高人民法院發布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典型案例，其中“馮某訴某物業公司身體權糾紛案”明確，參加新就業形態人員職業傷害保障試點的勞動者，執行工作任務遭受損害，經有關部門認定構成職業傷害的，依法享受職業傷害保障待遇；如果損害是第三人造成的，勞動者同時有權請求第三人承擔民事賠償責任。該案例已同時入庫。

勞動者致人損害責任如何承擔？這批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典型案例中，“陳某訴張某、某物流公司、某保險公司等非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案”明確，保險法規定或者保險合同約定的受害方直接向保險人請求賠償的條件已成就的，人民法院應當判令保險公司直接承擔賠償責任；同時明確保險賠償金不足部分，受害人可以依據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條第一款，請求指派工作任務的企業而不是勞動者個人承擔侵權責任。鼓勵企業通過購買第三者責任險等財產保險分擔責任，保障受害人及時獲得救濟。

第二方面，充分保護網絡消費者權益，推動提升平臺消費創造能力。網絡消費者事關平臺經濟領域的內生驅動力。網絡消費者除享有傳統消費者權益保護外，還依法享有符合互聯網平臺消費特點的權益保護，通過司法裁判引領，鼓勵合法消費，推動提升平臺的消費創造能力。

為了保護網絡消費者權益，維護網絡消費秩序，促進平臺經濟發展，最高人民法院制發《關于審理網絡消費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一）》，以問題為導向，已作出部分回應：例如，電子商務經營者提供的格式條款中有“簽收商品即視為認可商品質量符合約定”等內容的，依法認定無效。餐飲服務提供者沒有任何餐飲衛生資格證，利用外賣平臺審核漏洞違法經營的，外賣平臺承擔連帶責任。

平臺消費方面還有一些新問題，在法答網上也有反映。例如，“在線預訂”案件中，出現消費者“到店無房”現象，線上、線下服務商如何擔責？筆者認為，預訂失敗的，由線上服務商承擔責任；完成預訂義務存在線下服務違約的，原則上由線下服務商承擔責任。又如，“直播打賞”案件中，未成年人打賞、夫妻一方大額打賞等行為效力如何認定？筆者認為，有證據證明是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打賞的，依法認定無效；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打賞的，結合個案，根據年齡、智力水平、打賞金額等因素綜合認定。夫妻一方實施大額打賞，違背公序良俗的，依法認定無效。

第三方面，穩妥有序推進平臺企業算法審查，促推算法合法、向善、為民。平臺通過算法調度管理勞動者，通過算法推薦引導消費者，深刻影響社會生產力、經濟驅動力，深刻影響社會秩序和法律秩序。例如，“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就是一個典型。“最嚴算法”最大限度壓縮送餐時間，迫使騎手“爭分奪秒”，擠出來的時間標準又成為新的算法設定依據，導致超速、逆行、闖紅燈司空見慣。有關數據顯示，近段時間上海市快遞外賣行業平均每天交通違法超2300 起；有責交通事故中，騎手負主要責任的占比很高。毫無疑問，勞動管理算法優化資源配置，產生了巨大經濟和社會效益，同時也對勞動權益保障和社會管理秩序提出了新的挑戰。

為推動形成以算法為中心的智能社會法律秩序，促推算法合法、向善、為民，筆者認為，算法司法審查的基本思路是：效力判斷上，算法規則不得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不得違背公序良俗；算法內容應當具有可解釋性、公開透明，保障相對人知情權；違法或不公正的算法規則不能作為確定雙方權利義務的依據。舉證責任分配上，算法技術掌控方應負有更重的舉證責任。受害人有初步證據證明算法存在不符合日常生活經驗，或者其他違背公序良俗情形的，法院可以根據案件審理需要，要求當事人提供證據，證明算法合理性。最高人民法院制發的《關于為穩定就業提供司法服務和保障的意見》，第八條專門就勞動管理算法審查等作出明確規定，這是我國首個涉及算法司法審查的司法文件。算法作為一種新型生產工具，能有力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因此，司法審查還要秉持包容開放的容錯態度，避免個案裁判不當阻礙產業發展，通過做深做實定分止爭，推動形成政府監管、企業履責、行業自律、社會監督的算法多元共治局面，實現共建共治共享。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促進平臺經濟創新發展，健全平臺經濟常態化監管制度。從長遠發展看，人民法院處理平臺經濟相關案件、制定司法政策要胸懷“國之大者”，從政治上看，從法治上辦，妥善處理企業活力與經濟秩序、創新發展與風險規范、平等保護與平衡保障的關系，推動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貢獻司法力量！

來源：人民法院報·2版

作者：危浪平（作者單位：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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