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時期的中興事業最終失敗了。它以一個罕見的鮮明例證昭示世人：一個儒教社會，即使處在最有利的國際形勢下，也不可能通過給它嫁接一個高效現代化政權的方式來實現現代化。

然而，這些歷經實踐檢驗且已證明失敗的政治理念，非但沒有被莊嚴地埋葬，反而被政客們奉為圭臬。因為這些理念可以給政客們呈現出他們想要的一派輝煌前景，所以盡管這些理念遭到歷史現實的無情鞭撻，變得腐敗不堪了，政客們卻還在賦予這些理念以時代內涵，使之重獲新生，他們在事實證據面前堅持認為同治中興是成功的，而且在其遺產中蘊藏著20世紀執政中國的關鍵要旨。

《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后抵抗（1862—1874）》

作者：[美]芮瑪麗

出版社：重慶出版社

出品方：華章同人

出版時間：2025年4月

作為新上臺的中國統治者，國民黨領導人通過研究中國的過去，尋求找到解決經濟衰敗、社會分化、政治無能以及武裝暴動等問題的具體辦法，而且，他們把同治中興當作自己的成功模板。盡管國民黨在其北伐革命等歲月里，曾把自己視為太平天國運動的繼承者，但當國民黨掌權后，卻把自己等同于當時的清政府及其表面上的成功。

國民黨的新政雖然在理論層面處處以中興時期的政策為模板，但在實際操作中，凡涉及地方管理、軍事領導、戰略方針以及復興儒家思想等問題，國民黨都重視汲取中興時期的教訓。至于中興時期在其他領域施行的指導原則——尤其是經濟領域——幾乎完全被國民黨忽視。

在國民黨看來，從理論上說，農業是國家的根基，但是，在國民黨的理論文獻中，缺少中興時期強調水利措施、公共設施、降低田賦、控制貨幣以及著眼農民經濟利益控制商品流通與投機行為等與此相關的政策文件。顯而易見，國民黨領導人并不贊同中興時期領導者的有關儒家美德只有在農業社會才能得以繁榮、工業及商業會徹底擾亂傳統生活方式等觀點。國民黨的預期是，新派儒家復興運動應與商業和工業發展的三年計劃齊頭并進。正如“恪守儒家觀念的”廣東省長在與胡適之間進行的一次激烈會談中所言：“在開發生產方面，我們可以使用外國的機器、外國的科技，甚至是外國的工程師。但是，在培養塑造人才這方面，我們必須從根源入手，而這些根源問題必須從中國的古老文化中探尋。”

對于中興時期在經濟政策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先例，國民黨采取相對忽視的態度，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國民黨對于中興時期在地方管理上的某些經驗，卻給予了密切的關注。1930年，當紅軍在江西創建了根據地，當時的形勢似乎對于國民黨來說，要想最有效地重新奪回對根據地的統治權，只有運用曾國藩的三條基本原則：嚴格執行法律、恢復保甲制度和組織發動鄉紳。

蔣介石及其他領導者一再重申這些原則，并通過反復的努力，想把它們貫徹到實踐當中。從邏輯上講，具有充分理由的是，他們試圖鞏固士紳的社會地位。不僅恢復了中興時期士紳享有的舊特權，而且增加了新的特權，借此希望士紳可以再次發揮其維持當地秩序、灌輸教化農民的傳統角色作用。

在國民黨關于地方管理的計劃中，與重新恢復士紳階層地位作用同等重要的是，恢復以集體承擔責任為宗旨的保甲制和與之相關聯的團練制。國民黨仔細研究了清政府關于保甲制的論述，將這些論述制成手冊，重新下發給基層使用，以便指導部隊軍官和地方官員落實保甲制，在落實過程中，國民黨尤其注意“堅壁清野”作戰方針，該方針是在當年鎮壓白蓮教起義時被首次制定并運用于實戰的。在國民黨重新下發基層使用的匯編手冊中，強調指出在組織村莊防御作戰時，保甲與團練必須相互配合、協同行動，一個負責防范在作戰地區出現的叛徒，另一個負責抵御敵人從外部發動的進攻。采用這種作戰方法，“窮人負責出力，富人捐助錢財，各家各戶結成一體，形成大規模作戰集團”。國民黨指出，最終形成的這種作戰部署，恰恰是這個制度的精髓。國民黨顯然是毫無保留地全盤接受了清政府的觀點。該黨領導人下令全面重新建立的，恰恰是該黨作為革命分子時曾經予以痛斥的保甲制，而保甲制在運用過程中，尤其注意針對共產黨活動頻繁的區域。

國民黨以中興時期為榜樣，密切效仿的第二個領域，是軍事領導及戰略問題。自從1924年蔣介石首次使用蔡鍔所著匯編作為黃埔軍校教材時起，就一直敦促國民革命軍的軍官們要學習中興時期領導人的生平事跡。正如蔡鍔的論述及其他人反復評價的那樣，中興時期的歷史經驗表明，一名優秀統帥的必備素質是：（1）集體責任感，以及由此衍生的對軍隊權威的維護；（2）無懼死亡；（3）淡泊名利。蔡鍔指出，盡管西方人珍視軍人中的天才，而曾國藩、胡林翼則強調軍人的心地善良，從而能把一個災難性的叛亂年代，改造成一個不朽的光輝時代。

很顯然，國民黨為了努力在地方管理和軍隊事務方面效仿中興時期，需要通過一場深入持久的運動來復興儒家思想，于是，一場運動便隨之啟動了。這場運動采取了多種形式：曾國藩的著作被重新翻印，成為學校里的指定學習書目；公開舉辦儒家的各種典禮儀式；大量有關傳統美德的書籍和文章，經印刷出版后如潮水一般流向社會；推舉專家教授發表關于維護中華文明遺產的宣言；舉辦了一場由政府下令督辦、由“國民革命的搖籃地廣州”發起的、輻射至全國的“閱讀儒家經典書籍”運動。自由發表評論的民主聲音可能會有些嚴厲刺耳，但胡適被驅逐出廣東省，還被威脅著要剝奪其公民權，僅僅因為他發表了一篇反對“閱讀儒家經典書籍”運動的講話。一些左翼人士撰寫的小冊子和博學的馬克思主義者發表的論述文章為根治國家存在的頑疾提供了新的解決方案。國民黨為了抵制這些小冊子和論述文章，把專門用于群眾普及版本的儒家傳統著作大量發行并投放于受影響最大的地區，一些內容與儒家禮儀教義有沖突的書籍被政府定義為禁書。

隨著這場復興儒家經典運動的興起，也就出現了它的必然結果——一場阻礙現代人文及社會科學教育的運動隨之呈現。這場運動的發起者認為，由于國學是教育的根本，需要從西方借用的教育內容只有自然科學和技術。對此，胡適和蔣廷黻發出警告，這是一種朝著已被歷史所證明為不切實際的中興時期教育模式的倒退，但是，國民黨領導人卻有他們自己的想法。在他們看來，同治中興的成就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根據蔣介石的觀點，掌握一點兒自然科學知識或許有用，但國學教育如同中華文明一樣，具有一種特殊的基本特征，通過學習曾國藩、胡林翼的思想觀點及其著作，這些基本特征就能得到最為妥善的維護。

國民黨發動的這場新派中興運動，完全就是一個凄慘的敗局，其悲慘程度遠甚于它所努力效仿的同治中興。地方管理沒有得到恢復，部隊士氣也沒有得到提振。實際上，國民黨沒有采取過任何試圖恢復儒家社會經濟的努力措施。而且，最重要的一點是，儒家的價值觀和道德觀念沒有得到任何復蘇。

本文摘自《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最后的抵抗（1862—1874）》第十二章中興的遺產，內容略有刪減和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