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以伊沖突不斷升級，巴以沖突、俄烏沖突仍在繼續。據挪威奧斯陸和平研究所2025年6月11日報告，2024年有36個國家共爆發61起武裝沖突，數量達到近80年來的最高紀錄。“大爭之世”令人揪心，引發更多深度思考。2024年2月，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陽）院長王文在，呼吁警示“新世界大戰”，此后王文與同事陳修豪、劉錦濤、龍臣在《學術探索》期刊發表萬字學術論文，均引起海內外的廣泛關注。文章首次剖析“大爭之世”特征，提出當下時代暗藏的中國機遇，更提出“高筑墻”、“廣積糧”、“不稱霸”的總體策略與預防性外交等建議。現將全文再次推薦如下：（全文約11000字，預計閱讀時間26分鐘）

▲本文刊發在核心期刊《學術探索》2024年第9期。左右滑動可查看更多內容

摘要

近年來，世界進入了二戰結束以來武裝暴力沖突最多發的“大爭之世”，全球沖突模式、沖突主體、慘烈程度等均出現新變化，給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帶來更多挑戰與不確定性。本文分析梳理了“大爭之世”背景下新式“世界大戰”的特征，回顧了中國近年來對外關系中積累的寶貴經驗，并以中國經驗為主線探索了“大爭之世”給中國帶來的風險及其暗藏的時代機遇。同時，本文提出五點應對建議，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利用公共外交穩定中美關系、重視與隱形地方勢力預防性外交、強化全球硬實力輻射、深化區域國別研究這幾方面建言中國巧妙應對“大爭之世”。

關鍵詞

大爭之世；世界大戰；中國優勢

正文

近幾年來，全球進入二戰結束以來軍事沖突最多的時期，沖突碎片化、多點開花，慘烈程度上升，猶如“大爭之世”下的一場新式“世界大戰”。2021年9月21日，習近平主席以視頻方式出席第七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并發表重要講話明確提出“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這是對世界“大爭之世”時局的重要研判。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的背景下，全球進入國際秩序重組醞釀、地緣政治沖突頻發、氣候危機日益凸顯、經濟風險噴發積聚等多重嚴峻形勢復雜交織的動蕩新格局。世界到底在怎樣動蕩？又如何在動蕩中彰顯中國優勢？這是當前很多人都關注的話題。

全球很多名家學者也都試圖描繪這種震蕩的局勢。比如美國著名時事評論家法里德·扎卡利亞就認為，沖突已經成為世界的“新常態”，國際秩序不斷遭遇各種威脅，而威脅又無法解決。著名國際關系理論家約翰·米爾斯海默提出，已經進入多極狀態的世界與十年前完全不同，快速發生的變化對國際政治產生根本性影響，當下全球各地的沖突也要比“冷戰”期間的沖突更加危險。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在去世前接受采訪時表示，今天的世界是多極化的，一批非歐洲國家正在成為潛在威脅，世界也將變得非常動蕩。美國務院前官員、美國智庫史汀生中心資深研究員羅伯特·曼寧認為，我們的世界正在失控、解體，不幸事件同時發生、互相碰撞產生了復合作用，預示著自二戰以來最不確定的一個時期的出現。國際法院前院長、日本學者小和田恒認為國際秩序的基礎受到嚴重沖擊，世界急需從混亂中擺脫出來；德國媒體認為世界正處在“戰爭與危機之間”；政策科學之父德羅爾認為當今世界愈來愈陷入普遍的逆境之中，進入充滿易變性（Volatility）、不確定性（Uncertainty）、復雜性（Complexity）、模糊性（Ambiguity）的“烏卡時代”（VUCA）；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戰略學者哈爾·布蘭茲也認為世界再次進入充滿無道德（amoral）行為的沖突之世（age of conflict）。

為了讓中國社會大眾更加清晰地看到當下世界的混亂與動蕩變革，一些中國學者用“大爭之世”來概括當下世界局勢所處的狀態。筆者認為，“大爭之世”這一概念需要更加深入、清晰的探討，同時也要防范“大爭之世”對民眾信心與預期的影響，杜絕其引起社會混亂等負面效應。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提出對“大爭之世”的進一步研究。

本文梳理了“大爭之世”的特征，回顧了中國近年來對外關系中積累的寶貴經驗，并以中國經驗為主線探索了“大爭之世”給中國帶來的風險及其暗藏的時代機遇。筆者認為，在“大爭之世”下，中國應當尋找新的戰略機遇，既要保持遠離紛爭之勢，還要創造有利于國家發展的外部環境。同時筆者建議，中國要秉持與南方國家“高筑墻”，同西方國家“廣積糧”，在全球競爭中不稱霸的總體策略，重視預防性外交，與各方隱形地方軍事勢力建立必要溝通對話渠道，加大對美合作，在軍事發展上加大投射能力，加大區域國別的追蹤研究，進而幫助中國有效應對各類挑戰，進一步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與國際影響力，實現亂中取勝。

01

“大爭之世”的特征

近年來，全球軍事沖突數量持續上升。在過去一年多的時間里，俄羅斯—烏克蘭、以色列—加沙、阿塞拜疆—亞美尼亞等軍事沖突爆發或持續加深，蘇丹、埃塞俄比亞等國內戰、內亂形勢嚴峻，武裝沖突造成大量平民傷亡與流離失所。據烏普薩拉沖突數據（UCDP/PRIO Armed Conflict Dataset）顯示，2022年全球武裝沖突數量達到137個。聯合國也在2023年1月宣布，全球暴力沖突的數量達到了二戰以后的最高點。

當下，全球四分之一人口即約20億人生活在受武裝沖突影響的地區，被迫卷入這場新型“世界大戰”中，堪稱自二戰結束近80年來最激烈而殘酷的“大爭之世”。與“一戰”和“二戰”不同的是，這場新式的“世界大戰”并非全球范圍內兩大國家陣營之間傾盡全力的國與國軍事對抗，而是由復雜多變的國際局勢、地緣政治引發的波及全球的武裝沖突多發、易發、不止狀態，非國家主體的參與程度也直線上升，戰爭“永久化”趨勢長期威脅國際和平。梳理起來，“大爭之世”背景下，這輪新式“世界大戰”有以下幾大特征：

一是全球范圍內沖突強度大、持續時間長、影響范圍廣，均達到二戰結束以來最高值。

當下，全球武裝暴力沖突的“粘性”呈現上升態勢。10年前，全球主要沖突平均7年內結束，但現在全球沖突平均持續至少8-11年，且每年平均5場停火的戰爭都會在1年內“死灰復燃”。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可謂“有始有終”，但這輪新型“世界大戰”越發“有始無終”，持續惡化國際環境。

同時，沖突波及范圍、導致死亡的人數也在不斷上升。數據分析顯示，相較2021年，2022年全球有組織暴力（organized violence）導致的死亡人數激增97％，一年之內保守估計由約120,000人上升至237,000人；2022年也由此成為自1994年盧旺達種族大屠殺以來全球死亡人數最多的一年。這種上升的趨勢隨著巴以沖突等的惡化有很大可能得到延續。聯合國難民署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5月，全球約1.14億人因戰爭、迫害、暴力和侵犯人權被迫流離失所，人數超過德國總人口數，其中超半數來自敘利亞、烏克蘭、阿富汗這三個國家。此數字2024年預計將達1.3億，遠超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被迫流離失所的6000萬人數。比如，俄烏沖突已產生超過590萬難民，巴以沖突產生的新難民超200萬。2023年爆發的蘇丹內戰已造成超1000萬人流離失所。導致情況惡化的不穩定因素也繼續存在。

近兩年，非洲爆發6場軍事政變，在尼日爾、加蓬、馬里、幾內亞、布基納法索等國軍人發起的政變既有一定的關聯性，也與法國等西方國家在其前殖民地國家影響力的衰弱相關；未遂政變更持續威脅地區穩定與合作。在拉美，委內瑞拉、危地馬拉、厄瓜多爾等國的政局波動與武裝沖突持續發酵，地區犯罪集團與國家力量沖突幾乎成為常態；厄瓜多爾自2024年1月起進入“國內武裝沖突”狀態，其安全部隊在全國范圍內已逮捕近2萬人。亞洲與亞太安全形勢同樣面臨挑戰，朝韓半島局勢演進，朝鮮領導人公開將朝韓關系定性為“敵對的兩國關系”，緬北、菲律賓等地區均有成為沖突熱點的可能。

同時，全球軍事開支劇增，絕對數額與漲幅均創歷史新高。2024年，美國國防預算達8860億美元，約占全球軍費的40％，一舉刷新美國國防預算紀錄。法國軍費為497億美元，增長7.5％；日本達559億美元，增長16.5％；俄羅斯達約1200億美元，漲幅更是高達68％。

二是地方軍事勢力正崛起為影響全球局勢的新變量。

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已認定，全球目前有614個“引起人道關切”的非國家武裝團體（Non-State Armed Groups），如加沙哈馬斯、也門胡塞武裝、黎巴嫩真主黨等，約6000萬至8000萬人直接生活在此類組織控制之下。不同于過往“世界大戰”中以國家或國家團體為主體的沖突戰爭模式，新式“世界大戰”漸漸成為國家與非國家武裝團體之間的沖突。此類組織靈活度高、受限少，可出其不意地引發國際爭端，又難以根除其威脅，成為地區不穩定的長期主導者。若成為某些大國的“沖突代理人”，此類武裝組織又可迅速獲得大量高科技戰爭資源，成為化解地區沖突難以逾越的一關。

同時，傳統的沖突調節機制正面臨完全失效的風險。最近十多年來，還沒有一場戰爭通過國際斡旋達成全面和平協議而終結。聯合國、G20等國際多邊治理機制機構失調、失靈，各方通過外交手段解決地區沖突的能力大大減弱。非國家武裝團體存在于現存國際治理、沖突調節機制之外，傳統的調節方式無法應對新型沖突模式。同時，后冷戰時代的國際秩序不平等與不合理造就了“信任極度缺失”的國際環境；制衡機制與權力的真空把世界推向“無政府狀態”的新高。

三是沖突碎片化、多點開花，慘烈程度上升，人道主義災難頻發。

新式“世界大戰”的沖突對峙模式發生了重大變化：沖突碎片化，多點開花，但如上所述多存于地方軍事勢力與主權國家之間，慘烈程度上升，且隨之卷入大國博弈游戲中。比如，此次加沙沖突，波及范圍較窄，約360平方公里，與中國南方小縣城的規模相當，但是沖突慘烈程度實屬罕見。沖突開始的6個月內，加沙地帶至少有一半（55.9％）的建筑物被摧毀或損壞，170萬人流離失所，加沙36所醫院中只剩10所還在運轉，超90％學校建筑損壞，超110萬巴勒斯坦人面臨“災難性”食物短缺，饑荒等人道主義危機空前嚴峻。美國、英國、伊朗等均卷入其中，尋找各自戰爭代理人，伊朗—以色列之間爆發戰爭的可能性又與日俱增，碎片化沖突的外溢效應極其明顯，導致諸多分散性區域交火。非國家武裝團體的靈活性也意味著國界不再是戰火的“硬”邊界，武裝人員國際、地區間流動可能性上升也給全球安全形勢帶來新挑戰，多點開花成為沖突新模式的直接映照。

在非洲、拉美地區，類似“代理人戰爭”的新一輪興起，將帶來更多立體化、遍地化的小型武裝爭端。武裝沖突在社會政治不穩定、國家治理能力缺失的地區開始呈現具有“傳染性”的特點。對于相當多的地區而言，長期持續的和平難以實現。目前現實的目標是，不求“化解沖突”，只求“管控沖突”。

四是美國全球領導力驟降，挑動他國沖突成為維持霸權主要招數。

近年來，美國對世界的領導能力急劇下降，無法提供世界各國發展的原生動能，又深感新興經濟體的替代威脅。在眾多美國學者、政客看來，冷戰后美國主導的“強單極”時代已經結束。在他們眼里，如同羅馬帝國鼎盛時期帶來“羅馬和平”（Pax Romana），美國也曾在冷戰后帶來過由霸權支撐的“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但現如今這種“美式和平”已經逐漸分崩離析，國際秩序進入漫長、殘酷的轉型期。

于是，美國從過去“麻煩協調者”變成了“麻煩制造者”。為護持其霸權，美國采用離岸平衡策略，鼓吹二元對立，參與多場地區沖突，一方面制造美國仍為“同儕之首”的國家形象，另一方面借多場沖突與混亂，干擾新興經濟體的正常發展路徑，尤其制造對中國崛起的頻繁打擾。

目前，中國周邊的俄烏沖突、巴以沖突、印巴沖突、緬北沖突及中國臺灣、南海等隱性沖突，背后都有美國相關勢力的痕跡。“借亂得利”、利用軍事沖突壓制新興國家持續崛起，是美國自20世紀初以來維護霸權的策略之一。

02

“大爭之世”與中國對外交往經驗

面對新動蕩變革期下的“大爭之世”，中國始終保持獨特的戰略定力，從而在面臨多種“誘戰”因素的情況下實現對國際紛爭漩渦中心的遠離，進而促使中國成為近半個世紀以來對外最和平、社會最穩定、經濟增長最快速的主要經濟體。自改革開放至今的46年間，中國GDP相比于1978年翻了約342倍，根據世界銀行提供的數據，改革開放以來中國GDP年均名義增速達到14.5％，考慮通貨膨脹率，年均實際增速高達9.1％，這一增速超過其他所有主要經濟體，實現了“中國奇跡”。

然而，中國仍無法回避“大爭之世”所隱藏的較大外在風險，在新的動蕩變革期中，若各類沖突保持持續升級的態勢，作為外向型經濟體的中國，其發展將會受到沖擊。對此，保持遠離紛爭的基本態勢，尋找外部風險蘊藏著的時代機遇，創造有利于國家發展的外部環境，是中國未來穩定繁榮發展的關鍵所在。

總體看來，中國在“大爭之世”挖掘機遇、保持外交自信，存在四個方面的經驗沿承。

一是“勸和不勸斗”的對外交往總基調正在兼容并進充分釋放中國的和平大國魅力以及國際粘合劑功效。

近年來，從阿富汗重建到沙伊和解，中國是全球唯一兼具基本能力、基礎信譽和基準資格與所有國家、集團群體均保持溝通的主要經濟體。對于當前陷入沖突的各方以及西方輿論希望中國介入調停的呼聲，“勸和不勸斗”的勢態是中國需要不斷堅持的重要方法論，體現了成熟且負責任的國際大國態度，這不僅符合國際社會對于和平解決問題的期待，更彰顯了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大國擔當。

相比于美國持續利用離岸平衡手段、挑起沖突、打壓區域競爭對手的外交方式，中國所主張的對話、交流、和解、共贏的理念正越來越多地成為各方的最大公約數。例如，2023年12月，胡塞武裝封鎖紅海口，唯讓中國船只通行，充分反映了國際社會對中國賦予的安全期待，這也源于中國通過多年實踐對“安全利益”所進行的新詮釋，在政治安全、軍事安全的基礎上，加強對經濟安全的重視，將國際聲譽等非傳統安全利益納入考慮，推進中國與國際社會的良性互動，深化合作性戰略文化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國際合作觀。

中美之間的國際競爭，核心層面體現在既借助爭奪“朋友”實現持續增益，也通過避免和減少“敵人”實現預期止損。例如，中國的盟友數量雖然可能低于美國，但美國卻在國際社會上比中國樹立了更多的敵對勢力。持續倡導和平、合作與共贏，創造一個沒有敵人的世界，是中國在“大爭之世”環境中所堅持的守正創新原則。

二是中美博弈中“敢善斗爭”“斗而不破”“以斗促合”的經驗可幫助中國避免遭遇更多外部矛盾。

近年來，中國在貿易摩擦、科技戰、意識形態戰、人權戰、金融戰等諸多斗爭中成功抵御了美國的攻勢，提升了國際威望。更重要的是，在敢于斗爭、善于斗爭的同時，中國始終保持對美國合作的總體態勢，避免和防范進入“脫鉤斷鏈”“小院高墻”的狀態，張馳有度地主動塑造中美關系的大方向，保持了高度的策略性和可控性，還在“一帶一路”、全球發展倡議、人類命運共同體、可持續發展議程等重大理念上，引領百年變局加速演進的總節奏，極大地緩解了美國借亂遏華的勢頭。

總體來看，始終將對美博弈放在國際競爭與合作戰略的突出位置，對于中國美關系的未來走向仍然至關重要。雖然美國的全球領導力持續下降，但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美國仍保持著最大程度的世界破壞力，同時也是全球最主要的金融市場與科技大國，是中國外部環境中繞不開的主要合作與競爭對象。在當前國際關系的不確定性中，中國選擇保持獨立決策的能力，既避免了被卷入過多的國際聯盟，又避免了與任何國家的過度脫離，這種平衡策略有助于中國在多邊合作中靈活行動，迅速應對外部變化。

總體而言，在對美關系層面，敲打美國又拉住美國，既不結盟也不脫鉤，保持對美鉗制和拉鋸，在未來很長一段時期內都是中國對外交往中尋找機遇的主要抓手。其基礎方式在于，在對美斗爭的同時，積極引導美國對華政策，主動推動確立中美關系指導原則的正確走向；在敢于斗爭的同時，注重在中美博弈中發現共同利益點，以實際行動證明中美關系的可持續性。

三是基建投資先行、促進各方多贏的國際交友策略正在助力培育長遠的國際需求市場。

從國際合作的長遠趨勢與路徑來看，當下地緣政治沖突各方所處的區域均有充足的基礎設施建設潛力。中國具備全球最完整的產業鏈與供應鏈，也具有全球最成熟的基建實力，將成為滿足各方戰后重建剛性需求的首要力量。2023年，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業務完成營業額（11338.8億元）比上年增長8.8％，新簽合同額（18639.2億元）比上年增長9.5％，后者是前者的1.7倍，這一數據顯示了中國較高的戰后基建輸出能力。通過基礎設施建設合作，中國實現了與當地分享紅利的共贏目標，既幫助當地建設公路、鐵路等交通網絡，推進城市化進程，擴大城市零售與服務業消費，也從產業鏈上下游帶動更多的就業機遇。在此過程中，中國在當地建立了良好的全球聲譽和國際互動，減少了政治層面的負面干擾，確保未來投資和經營的穩定性與長期可持續性，從而中國能超脫于沖突和爭端、實現跨意識形態的戰略合作。基建投資先行還有助于培育更為長遠的國際需求市場，中國為當地提供了更好的發展環境建設，促使這些國家在經濟上更為獨立和可持續。

在“危地不去，亂地不投”的大原則下，通過創造各種條件，在諸多發展中國家合作推動鐵路、公路、大廈、機場、港口、醫院、學校、網絡等基礎設施的建設，中國將迅速推動富余產能的國際化進程，著眼于確保投資的安全性、可持續性和長期發展，在國際市場上更加穩健地推進全球化戰略。與此同時，中國幫助他國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有助于緩解各地因沖突產生的負面損失，并在產業投資的基礎上實現對中國的國家形象投資、政治投資、民心投資等軟實力投資，尊重和包容東道國的文化，促進文明之間的對話，避免文化沖突導致的投資風險，使東道國民眾更好地了解中國，從而加強東道國對中國的形象認同和文化認同。近年來，以色列特拉維夫輕軌紅線、克里米亞科技工業園、蘇丹麥洛維大壩等中國企業在沖突頻發區承建且有效運營的項目，為如何在沖突多發地域、尋找產能市場、創造良好外部環境提供了有效的案例借鑒。未來，“搞基建、促發展、防風險”，仍是中國應對“大爭之世”的主動有為之舉，不斷統籌兼顧發展、合作與安全，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良性互動模式。

四是“做好自己事”的中國經驗對外吸引力不斷增加。

近年來，中國在扶貧、治安、反腐、生態、基建、網購、外賣等社會發展與民生領域所取得一系列新成果、新理念、新技術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贊譽。美國蓋洛普公司《全球法律與秩序指數2021報告》對115個國家12萬人進行調研，中國大陸的法治與社會秩序排名在全球第三，遠高于排在第22位的美國。據《Statista數字市場展望》報告，有超過10億中國人在實體店使用移動支付，移動支付滲透率全球最高，約是美國的3倍之多。中國的全球治理貢獻和國內治理表現認可度持續提升，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等中國方案持續收到積極反饋，青年群體對中國的認可度普遍較高。中國通過堅持“做好自己事”并對外散發國家吸引力的經驗，成功地成為沖突各方崇敬的標桿之國。其在經濟、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崛起，為全球提供了新的機遇和參照，展示了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這一經驗也為中國在國際事務中尋找更多機遇提供了有力支持，為構建一個和平、穩定、共同發展的國際秩序做出了積極貢獻。

去除意識形態的因素來計算，越來越多國家對中國社會與國家治理的好感度正在提升，這直接推動了中國話語的公信力與權威度，也提升了沖突后的區域將中國視為杠桿國家的可能性。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視角下，世界人民逐漸認同并深化對以和平為核心的政治倫理理念與實踐的自覺共識，中國的和平大國形象將成為大部分發展中國家推進現代化與國際化進程的標準范例。中國也是不斷拓展去意識形態化和去政治化的國際合作方向的最主要力量，這加強了國際社會投資中國的安全感和信任感。

03

“大爭之世”及中國應對

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大爭之世”所帶來的影響正日益凸顯。如何應對“大爭之世”帶來的危機挑戰，既是世界對中國發出的時代之問，也是中國逆勢突圍、實現全面發展的重要時機。依據前述“大爭之世”的時代特征及潛在機遇與中國經驗，結合當前對外工作存在的不足與問題，關于如何巧妙應對“大爭之世”，筆者擬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依據合作對象特征劃分合作重點，精細化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說的，“中國的發展惠及世界，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人類命運共同體既是中國對國際秩序觀和全球治理觀的創新發展，也是中國為完善全球治理體系提出的中國方案。“大爭之世”所具備的全球影響力，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理念互相呼應，精細化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為應對“大爭之世”提供了新的解題思路。

從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角度出發，于全球南方國家而言，由于與中國的關系總體良好，彼此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問題上具有廣泛共識。因此，應在現有基礎上，繼續鞏固提升彼此在以經濟、安全、醫療等各方面的合作，并逐步提升拓寬合作的深度與范圍。但是，針對與中國存在分歧爭端的美西方國家，一方面既要用以氣候變化合作為代表的共識性全球議題鞏固合作關系，另一方面，還需加強溝通渠道機制建設，保證溝通渠道暢通。當突發事件出現時，能夠為彼此的政策溝通提供最低限度的機制保證，防止因突發經濟制裁風險與科技封鎖等問題造成的誤解，導致緊張關系升級。同時，加強與世界多邊組織機構的合作，借助聯合國、上合組織等多邊合作機制提出中國主張。在國際熱點問題上，時刻保持戰略定力，做到冷靜發聲，發聲擲地有力。堅持不卷入戰爭，不輕易使用武力。但是，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如領土問題，仍然要時刻堅持底線原則，經常向外界提醒中方紅線，既要彰顯自身維護國家主權的能力、底線與威懾力，也應避免被西方輿論抓住把柄抹黑為“侵略者”，以集體與多邊主義力量遏制單邊主義與全球霸權，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維護世界和平。

第二，發揮以公共外交為代表的“二軌”外交力量，讓穩定的中美關系成為維持世界和平的支柱。

作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穩定且強大的中美關系，不僅有利于中美兩國發展，同時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與繁榮。在美國部分政客的炒作下，2023年以來中美關系跌入歷史低谷，合作共贏的歷史被歪曲，相互依存的現實被漠視，官方外交持續受阻，幾乎陷于停滯。在此背景下，加大以公共外交、民間外交為代表的側方用力，穩定中美關系就顯得尤為重要。

一方面，鼓勵中美民間組織加強交流，以民間組織為依托，不斷拓寬下沉中美民間交往人員的領域與范圍，避免陷入“人脈繭房”。鼓勵中國智庫機構、民間人士走進美國中西部地區的州以及關鍵選舉縣，通過民間交流，讓普通美國民眾了解真實的中國，化解對中國的誤解。針對美國政客與智庫造謠與渲染中國頒布《國家安全法》《反間諜法》后的社會不友好與不安全，相關機構需要多批次地邀請美國人士來華調研，安排去梁家河、新疆、西藏、浦東等美國人感興趣且又有重大意義的地方，并在國內外輿論中放大美國精英人士的訪華效應，緩解外界對中國的誤解。通過建立深厚的民間交往情誼，為中美友好關系的發展奠定扎實基礎。另一方面，基于中美已建立起的284對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關系，繼續發揮國際友城的紐帶作用，拓寬對美國的外交流渠道。針對友城合作的已有成果，要通過“自媒體”＋官方媒體的力量，傳播好友城故事。在傳播方式，以兩國民眾喜聞樂見的方式進行傳播，加強在以臉書、推特為代表的海外民眾熟知的國際平臺傳播力度。

第三，重視預防性外交，與各方隱形地方勢力建立必要溝通對話渠道。

“大爭之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各類地方軍事勢力正崛起為影響全球局勢的新變量。要從根本上解決此類沖突，首先須緩和此類暴力沖突的強度，弱化民族間的敵對身份認同。預防性外交的提出正式沿循這樣的思路。

所謂預防性外交，即在沖突即將爆發前，通過斡旋、調停、調解等外交手段提前介入，把沖突消弭于萌芽狀態。因此，作為聯合國所積極倡導的外交概念，預防性外交對于解決當下地方勢力崛起引起的“無政府狀態”問題，具有高度可適用性。作為和平崛起的大國，中國具備與其他非國家武裝力量溝通的底氣與能力。因此中國一方面需要以安全和外交為著力點，搭建起預防性外交的溝通、決策和執行制度，為矛盾沖突尋找本土化的解決方式。另一方面，展開斡旋的方式必須遵循國際法與國際規范，按照防御性外交的一般性規則的前提下，根據不同地區的主導力量差異，建立其不同領域的溝通渠道。對于非政府組織影響力較大的國家或地區，在堅持官方外交為主的基礎上，資源要向公共外交、民間外交方面傾斜。

第四，堅持適度備戰原則，強化全球硬實力輻射范圍。

中國長期以來始終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堅定奉行防御性國防政策。但是，隨著中國海外能源資源投資、海外基礎設施、全球貿易、海外公民安全等海外利益的不斷擴大，提升海外利益維護的硬實力需求不斷加強。與此同時，中國軍事力量的不斷提升，國際社會對中國增加國際公共安全產品的期待也在逐步上升。

但是，區別于美國在全球范圍構筑全方位軍事投射力量，中國國防能力建設必須堅持為我所需、適度備戰的原則。所以，中國海外硬實力的強化，需主要圍繞中國主要的貿易、能源和資源路線展開。通過建立戰略要地樞紐的方式，強化中國在主要貿易沿線的物質基礎支持，通過增強軍事投射力量，為中國企業出海提供切實可信賴的中國硬實力支撐。同時，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加強與“一帶一路”合作伙伴的軍事合作，積極參與當地的國際維和行動，防止沿線出現軍事力量真空，為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寧做出中國貢獻。

第五，深化區域國別研究，提升中國對全球各地的風險預判能力。

區域國別研究的定義不只是讓中國國內知曉對象國是什么、發生了什么，更重要的是，要讓中國國內知道對象國動向對本國國家利益意味著什么，更要讓對象國意識到來自中國對外戰略的意圖。區域國別研究是全球強國地位的自然產物，是全球強國之間生存斗爭、保持強國命脈的“御用之學”。區域國別研究的水平高低，體現著一個崛起大國的責任意識與全球意識的覺醒與否。

在“大爭之世”下，新型政治風險正不斷涌現，與傳統政治風險不斷交織，令全球安全面臨危機。想要維持中國在“大爭之世”下的全球競爭優勢，區域國別研究就必須堅持政研結合，實現上下融通。一方面，積極打造以高校、科研單位為引領的區域國別研究機動部隊，以區域國別為劃分，主抓特定區域國家、特定專題等時效性極強的信息追蹤與風險研判項目。另一方面，政府部門需根據總體安全形勢，制定檢測預警標準，完善關于風險識別、監測和公布預警上的制度建設工作，監督地方政府與對外投資企業等貫徹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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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陽）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陽投資向中國人民大學捐贈并設立教育基金運營的主要資助項目。

作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人大重陽聘請了全球數十位前政要、銀行家、知名學者為高級研究員，旨在關注現實、建言國家、服務人民。目前，人大重陽下設7個部門、運營管理4個中心(生態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來，人大重陽在金融發展、全球治理、大國關系、宏觀政策等研究領域在國內外均具有較高認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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