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輩之罪

一個國家該以怎樣的態度對待自身歷史上那些令人痛苦的記憶？人們該以怎樣的行動回應自己父輩的罪惡？在種族對立與種族和解之間，在篡改與銘記之間，未來的人們將如何選擇？本書作者蘇珊·奈曼以德國人和美國人在這些問題上的做法為例，為西方世界對待自身現代歷史中的罪過提供了一個嶄新而又不可或缺的視角。從這一視角出發，作者將哲學反思、個人經歷和大量采訪結合在了一起，為這些問題提供了她的答案。

本文為書評人馮新平為本書所寫的書評，授權「后浪」發布

蘇珊·奈曼以獨特的跨文化視角，將自身經歷編織成一部關于歷史罪責的哲學沉思錄。作為生于美國南方的白人女性，她被迫成為種族主義“加害者群體”的一員；而作為定居柏林的猶太人，她又被視為納粹暴行的“受害者象征”。這種雙重身份使她既能以局外人的冷靜剖析德國的贖罪機制，又能以局內人的切膚之痛審視美國南方的種族創傷。奈曼的敘事始于一個尖銳的對比：德國如何從“戰爭受害者”的自我麻痹中覺醒，承認父輩的納粹罪行；而美國白人社會卻仍將南北戰爭視為“北方入侵”，將奴隸制美化為“州權之爭”。這種差異不僅關乎歷史認知，更揭示了集體記憶如何塑造民族認同。

蘇珊·奈曼

戰后德國通過經濟賠償（如對猶太人的“血債”償還）、刑事審判（紐倫堡與后續審判）、教育改革（將大屠殺納入必修課程）和紀念建筑（集中營遺址改造）四重機制，構建了系統的贖罪框架。勃蘭特的“華沙之跪”不僅是象征性懺悔，更標志著德國從國家層面將罪責內化為道德責任。

冷戰期間，東德與西德在清算納粹歷史上展開競爭：東德以“反法西斯”旗幟將罪責歸咎于資本主義，而西德則通過民主化進程強調個體道德責任。這種分裂反而推動了全民反思，正如奈曼指出，“當贖罪成為政治工具時，它也可能成為真實的道德實踐”。盡管德國被視為轉型正義的典范，奈曼仍警示其脆弱性：極右翼政黨“德國選擇黨”的崛起，以及公眾對難民危機的排外情緒，暴露了歷史反思的局限性。她尖銳發問：“當‘反猶主義’標簽被濫用為壓制批評以色列的工具時，德國是否陷入了另一種集體瘋狂？”

柏林墻

當我們將視線從萊茵河畔轉向密西西比河三角洲，歷史罪責的敘事便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光譜。奈曼通過地緣政治與道德哲學的交叉透鏡發現，雖然德國在冷戰鐵幕下被迫直面納粹遺產的刺目陽光，美國卻在“山巔之城”的神話陰影中持續制造著選擇性失明。這種差異不僅源于地緣格局——分裂的德國需以歷史清算證明政權合法性，統一的美國則依靠國家敘事維持凝聚力；更深層的裂隙在于對“加害者身份”的認知：柏林墻倒塌后，德國人終于承認自己既是極權主義的受害者，更是納粹主義的共謀者；而美國白人至今仍在“五月花號后裔”的光環下，將奴隸制創傷簡化為"他者的罪惡"。這種自我認知的鴻溝，使得兩國的轉型正義進程如同鏡中倒影——德國在過度曝光中警惕著反思的異化，美國則在柔光濾鏡下延續著結構性暴力。

埃米特·蒂爾

奈曼以埃米特·蒂爾謀殺案（1955年）為切口，剖析美國南方如何將私刑暴力浪漫化為“白人女性純潔性的守護”，揭示即便在民權運動確立法律平等后，警察暴力、選民壓制和住房隔離等結構性歧視仍如暗流涌動；而奧巴馬與特朗普時代的政治震蕩，更是撕開了種族問題周期性爆發的歷史創口。與德國直面歷史罪責的姿態不同，美國白人社會深陷“選擇性遺忘”的泥潭——既將奴隸制推入時空距離編織的“安全區”，又拒絕承認其對當代貧富鴻溝與監禁率失衡的因果鏈，奈曼犀利批判這種加害者以受害者自居的“無辜化”策略，斷言其終將使和解淪為虛妄的空中樓閣。系統性贖罪機制的缺失進一步加劇裂痕：聯邦政府從未為奴隸制正式道歉，賠償法案在政治博弈中擱淺，邦聯雕像依然以“歷史遺產”之名占據公共空間——相較于柏林“被害猶太人紀念碑”激發反思的肅穆場域，美國南北戰爭紀念碑群卻在凝固分裂記憶的符號中，持續折射著轉型正義的雙重困境。

作為康德哲學的研究者，奈曼將道德哲學注入歷史分析。她援引康德的“目的王國”理念，強調人必須被視為主體而非工具——這一原則正是批判殖民主義與種族主義的基石。然而，康德本人亦受時代局限，其著作中不乏種族偏見。奈曼的深刻之處在于，她拒絕因思想家的缺陷而否定其核心價值：“啟蒙運動的矛盾性正是其生命力所在”。書中對“普遍主義”的辯護尤為精彩：當身份政治加劇族群對立時，奈曼堅持“唯有超越特定身份，才能實現真正的正義”。她以德國對土耳其移民的包容政策為例，證明歷史贖罪可促進多元共存。

奈曼的比較研究為其他國家的轉型正義提供了重要范本。該研究強調法律與道德的雙重清算，指出罪責追究需超越法庭審判范疇，深入公共倫理領域實現價值重構；在記憶建構層面提出空間化理念，主張將紀念館與紀念碑轉化為動態的"活著的課堂"，避免符號化的僵化展示；同時將教育定位為歷史認知的解毒劑，要求歷史課程直面黑暗記憶，破除民族主義的神話編織。對于日本、盧旺達等仍在歷史罪責泥淖中掙扎的國家而言，這項研究恰似穿透迷霧的航標燈——它通過嚴謹的學理論證揭示，真正的贖罪絕非自我矮化的羞辱儀式，而是民族道德主體性重建的必經之路。

《父輩之罪——歷史記憶與德國的轉型正義》出版于全球右翼民粹主義回潮之際，其現實意義遠超學術范疇。奈曼提醒我們：歷史從未終結，它潛伏在每一次種族沖突、每一場移民危機的褶皺中。當德國選擇黨與特朗普主義共享“受害者敘事”的話術時，本書的警示振聾發聵——唯有以德國的勇氣直面歷史，才能避免重蹈覆轍。正如奈曼在書末寫道：“我們無法選擇父輩的罪，但我們可以選擇如何銘記。” 這不僅是對過去的回答，更是對未來的承諾。若你關注轉型正義、種族政治或道德哲學，此書將為你提供兼具思想深度與現實關懷的鏡鑒。在歷史的長夜中，它是一束刺破偽善與遺忘的強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