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云鮮為人知的四次流淚

房 中

2025年6月13日,是陳云同志誕辰120周年紀念日。他一生以實事求是、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著稱,是黨和國家久經考驗的卓越領導人。作者從歷史文獻中鉤沉出陳云同志四次鮮為人知的落淚瞬間,呈現了一位情感豐沛、可親可敬的領導人。今日,讓我們品讀文章,從這些真實歷史瞬間中,感受陳云的公仆本色與赤子情懷,寄托深切懷念。

陳云在70年的革命生涯中,以冷靜務實、縝密果敢的形象著稱。然而,這位久經考驗的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內心深處,也藏有熾熱的情感。透過歷史的縫隙,我們得以窺見陳云四次流淚的瞬間。在那些淚水中,凝結著他對戰友的深情、對事業的牽掛,以及對信仰的忠誠。

為商務印書館工友流淚

1930年5月上旬,閻錫山、馮玉祥在中原和魯西南,李宗仁、張發奎在湘粵桂邊界,發起了對蔣介石集團的大規模戰爭。國民黨新軍閥之間的混戰給人民帶來深重苦難,也給革命的發展提供了可以利用的機會。

這時,周恩來已去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報告工作,實際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認為革命高潮已經到來。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過了《目前政治任務的決議》(即《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隨即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統治地位。決議對革命形勢作了錯誤的估計,主張在實際工作中已不再需要逐步積聚和準備革命的力量,因為群眾已經不要小干只要大干,也就是只要武裝暴動,而且是全國性的武裝暴動,強調:“無產階級的偉大斗爭,是決定勝負的力量,沒有工人階級的罷工高潮,沒有中心城市的武裝暴動,決不能有一省與幾省的勝利。”

會后,李立三主持制定了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中心城市起義和集中紅軍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7月間,重點部署了南京、上海、武漢等城市的暴動準備工作。8月初,在黨的組織需要“軍事化”的口號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以李立三為書記的中央總行動委員會,作為領導武裝暴動的最高指揮機關。李立三還兼任江蘇省總行委的書記。當時黨內實行家長制的統治,不講民主,搞“一言堂”,對持不同意見的同志通常采取壓制和打擊,扣以“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調和主義”的帽子,或者撤銷、調離其職務,甚至開除黨籍。

這時,陳云擔任中共江蘇省委常委。他為上海郵電工會的工人領袖陸宗士沒有將罷工進行到底而受到江蘇省委的處理,大哭一場。據陳云秘書朱佳木回憶:“有一次,上海郵電工會的工人領袖陸宗士提出主動復工的意見,受到嚴厲批判,并要開除他的黨籍。陳云同志對我說,陸宗士過去曾是商務印書館的職工,彼此之間認識,對當時組織上那樣處理他,在感情上接受不了,于是大哭了一場。”

青年時期的陳云

后來,由于上海的白色恐怖嚴重,到1931年9月,中共中央在上海的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都不足半數。因此,在共產國際指示下,成立了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1932年3月,陳云任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擔任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針對上海《時事日報》社職工罷工中與資方僵持的局面,陳云提出主動復工的建議,得到張聞天、劉少奇(張聞天時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劉少奇時任全國總工會委員長—作者注)的贊成。朱佳木回憶:“少奇同志在會上還說過,這是中國職工運動史上的第一次主動退卻。”因為,過去每次發動罷工,都要鬧到罷工工人被資方開除為止,叫作“要把工罷到底”。

為紅軍沒能獲得蘇聯援助的物資流淚

1935年6月,陳云從四川省天全縣靈關殿(今寶興縣靈關鎮)離開長征隊伍,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赴上海,領導恢復和開展白區工作。同時,也要在上海設法尋找同共產國際的聯系,準備向共產國際匯報中共中央和紅軍的近況,尤其是遵義會議的情況。

7月,陳云抵達上海,住進法租界天主堂街新永安街的永安旅館,仍用在中央特科工作時的化名“李介生”。他通過電話聯系章乃器找到了章秋陽,又通過章秋陽找到潘漢年的弟弟潘渭年,終于同在香港的潘漢年取得了聯系,并約好來上海商量下一步行動計劃。

然而,就在陳云到上海之前,中共上海中央局書記黃文杰等36人被捕;7月22日,上海中央局負責人浦化人和宣傳部代理部長董維健等又被捕;兩天后,共青團上海中央局書記文德被捕并叛變。陳云從報上看到自首叛變并認識他的人有72名之多,感到一時很難開展工作。幸好這時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知道陳云到了上海,也知道上海白色恐怖嚴重、上海黨的組織很混亂,決定“許多留在上海的黨員都應暫時到蘇聯去”。上海中央特科傳達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要陳云去蘇聯的意見。“當時決定小開(即潘漢年)先走,我則因任務在上海工作,故不決定即走。”后又來催促,陳云才啟程赴蘇聯。

在宋慶齡的精心安排下,通過馬海德的幫助,1935年8月上旬,陳云秘密離開上海前往莫斯科。9月上旬,陳云到達莫斯科。在莫斯科,斯大林聽取了陳云的匯報。陳云長子陳元回憶說:“斯大林聽得非常認真,聽了以后感觸也很深,認為紅軍成熟了,比之前在思想上強大了很多。在匯報時,父親就說共產國際派了一個壞人(李德)來,做了很多壞事,致使紅軍打了敗仗。斯大林當時就急了,趕快就問李德是誰?旁邊有人趕緊告訴他。斯大林說這個人不是共產國際的,也不是共產國際派出的。”陳云聽后心里更加難過。這樣一個冒充共產國際派出的軍事顧問,干了這么多壞事,居然不是共產國際派出的。“他大膽地向斯大林提出,共產國際雖然無意,但卻給中國紅軍造成了嚴重損失,應該有所補償吧?比如補償一部分武器?斯大林當時就答應了。”

到1936年9月11日,共產國際決定:“在中國紅軍攻占寧夏地區后提供一點五萬—二萬支步槍、八門火炮、十門迫擊炮和相應數量的外國制式的彈藥。武器將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月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南部邊境,將通過知名的烏拉圭洋行售出,為運進寧夏作準備。”紅軍三大主力的會師,給這一計劃的實現提供了可能。之后,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在10月11日發布《十月份作戰綱領》,要求全軍爭取用一個月時間進行休整,作好渡過黃河的各種準備,然后紅軍主力向北發展,奪取寧夏。10月25日,根據中革軍委的命令,紅四方面軍一部兩萬多人西渡黃河準備執行奪取寧夏戰役計劃。

紅軍西路軍一部

這時,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決定組織代表團回國迎接執行奪取寧夏戰役計劃、擔負打通國際路線任務的紅軍隊伍,陳云任代表團團長,到邊境接收武器。12月8日,陳云一行離開莫斯科乘火車前往阿拉木圖,在那里換上蘇軍棉襖和皮衣等,秘密前往霍爾果斯,看到了蘇聯準備援助紅軍的武器和彈藥。

由于受到國民黨軍隊堵截,寧夏戰役計劃被迫中止,鑒于蘇聯政府決定利用與新疆軍閥盛世才的統戰關系,把援助物資送到新疆與甘肅交界的地方,過河部隊遂組成西路軍,改向新疆方向前進。此時,國內發生了西安事變。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讓陳云等人停下來等候指示。

12月14日,蘇聯《真理報》發表社論,指責西安事變“顯有怪異性質”,說是“汪精衛利用張學良部隊中的抗日情緒”而挑動的。西安事變發生后,蘇共中央認為其有日本方面的背景,故改變原來援助中國紅軍武器的承諾。陳元回憶說:“父親聽了這個消息以后,大哭了一場。”這是因為,西路軍已經沒有退路,一路向西到新疆也就失去了意義。

后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蘇聯領導人又改變了態度,表示將繼續向中國紅軍提供軍事物資援助,讓西路軍繼續西進。但這前后的變化,使西路軍貽誤了戰機,陷入被動。在河西走廊地區,西路軍因補給斷絕、嚴酷環境和馬步芳部騎兵的機動“圍剿”而逐漸陷入困境。最終,西路軍除少部分突圍、徒步走到新疆外,其余人員或犧牲于戰場,或被俘后慘遭殺害。

陳云題寫碑名的紅軍西路軍進疆紀念碑

為東北解放的大好形勢流淚

抗日戰爭勝利后,陳云來到東北,開始了3年零8個月不尋常地馳騁東北戰場的歷程。對于東北,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就指出:“如果我們把現有的一切根據地都丟了,只要我們有了東北,那末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

東北成為國共兩黨爭奪的焦點。國民黨在美國的幫助下,依靠海運、空運將數十萬部隊運進了東北,國民黨最驍勇善戰的將領之一杜聿明出任東北保安司令,并制定了“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戰略方針。此時,中共中央斷然采取三大措施:一是,“決定成立東北中央局,以彭真、陳云、程子華、伍修權、林楓為委員,并以彭真為書記”;二是,決定“調配一百個團架子的干部去東北”;三是,作出“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發展東北我之力量并爭取控制東北”的戰略決策。

中共中央最初的設想是“獨占東北”,通過控制沈陽、長春等大城市及鐵路干線,迅速建立政權。然而,隨著國民黨軍隊在美國支持下大舉北進,蘇聯迫于《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壓力,要求中共撤出大城市。再加上東北人民長期生活在日偽統治下,對國民黨抱有幻想,對共產黨缺乏了解,這些因素給進入東北的八路軍、新四軍的生活和作戰帶來極大困難。結果我們的軍隊一路從錦州退到沈陽、退守四平、退守長春,直到北撤至松花江邊,使得全軍士氣大落。

在東北根據地不斷失守、縮小之際,陳云正在北滿通過剿匪、發動群眾建立北滿根據地,并取得重大進展。當時,陳云不斷地給中央、給東北局發電報,要求派主力團到北滿,進行剿匪,他認為:唯有如此,北滿根據地的創建才能成功。1945年底,三五九旅的部隊開始進入北滿,馬上就到各個市縣去剿匪,基本上一個冬天就把大部分土匪剿滅了,很快就扭轉了北滿分局成立之初土匪占領三分之二縣城的被動局面。在此基礎上,陳云又帶領當地干部發動群眾,開展土地改革運動,最終在北滿站穩了腳跟。

1945年11月,陳云等人向中央提交《對滿洲工作的幾點意見》,明確提出“獨占三大城市及長春鐵路干線”已無可能,建議“主動撤退”至北滿、東滿、西滿的廣大農村,建立鞏固的根據地。這一建議被毛澤東采納,并于12月28日形成《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中央指示,確立了“讓開大路,占領兩廂”的戰略方針。

然而,這一戰略方針并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到1946年3月6日,東北局在撫順召開擴大會議,會議由東北局書記彭真主持,任務是討論東北地區的形勢和黨在東北地區的戰略部署。會上圍繞要不要建立和鞏固廣大的農村革命根據地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后來,由于四平失守,1946年5月21日東北局由長春遷至哈爾濱,5月26日東北局與北滿分局合并。經多方考慮,6月16日毛澤東電告東北局,決定“以林彪為東北局書記、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兼政治委員,以彭真、羅榮桓、高崗、陳云四同志為東北局副書記兼副政委,并以林、彭、羅、高、陳五人組織東北局常委”,以加強統一領導。

1946年7月,東北局利用美國調停東北停戰的時機,于3日至11日在哈爾濱召開了擴大會議。會議總結前9個月工作,分析形勢,統一思想,研究落實中央建立鞏固東北根據地的指示。會前,陳云受東北局委托,起草《東北形勢和任務》決議稿。7月5日,決議稿被上報中央,在擴大會議上同時進行討論。7月7日討論通過,史稱“七七決議”。“七七決議”確定了黨在東北的工作方針和作戰方針,標志著黨在東北的戰略重心真正轉到建設鞏固的東北根據地上,對統一東北全黨全軍的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

全軍思想統一后,到1946年冬,南滿根據地因國民黨的大舉進攻陷入絕境,僅剩臨江等4縣,部隊面臨“撤往北滿”與“堅守南滿”的激烈爭論。陳云臨危受命,趕赴南滿。面對多數將領的撤退主張,他力排眾議:南滿若失,北滿亦危;牽制敵四軍的代價遠勝北撤的損失。他以“牛尾巴”作喻,強調抓住南滿這個牛尾巴,即牽制敵軍全局,最終拍板“堅持南滿,一人不走”。

此后,在陳云、蕭勁光、蕭華等人的指揮下,依托臨江、長白、撫松、靖宇4個縣的狹小根據地,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經過108天的浴血奮戰,先后4次打退了國民黨10萬軍隊的大規模進犯,取得了四保臨江戰役的偉大勝利。此役不僅穩住了南滿,更與北滿“三下江南”形成掎角之勢,徹底扭轉東北戰局,為1948年的戰略反攻鋪平道路。

解放戰爭初期的陳云

到1948年底,共產黨的部隊已有百萬之眾,武器裝備大大改善,根據地在3年內建立并鞏固起來了。東北全境解放后,在沈陽勵志社召開的慶功大會上,陳云感慨地說,東北全境的解放來之不易。陳云秘書劉家棟回憶:“陳云同志在慶功會上,面對來之不易的大好形勢落下了眼淚,這是我畢生見到他僅有的一次落淚。”這次落淚,是對一路走來艱辛的感慨,更多的是在艱難的環境下,取得巨大的成績的感動。正如毛澤東所說:東北的勝利,為全國勝利提供了物質和干部基礎。

為劉少奇平反流淚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上,陳云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還被選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平反冤假錯案,成為陳云領導下的中央紀委的一項主要職責。1979年1月,中央紀委第一次全體會議確定,將“抓緊處理積壓案件,做好冤、假、錯案的復查平反工作”列為中央紀委要著重抓好的三個方面的工作之一。

在陳云的領導下,中央紀委直接抓了劉少奇、瞿秋白、潘漢年等在全黨全國有重大影響案件的復查平反工作。

劉少奇是中共中央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文化大革命”中被污蔑為“叛徒”“內奸”“工賊”,開除出黨,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劉少奇一案是黨的歷史上最大的冤案。

1978年底,在鄧小平、陳云等人關心下,王光美結束了12年的監獄生活。不久,她帶著兒子劉源來到陳云家里表示感謝。劉源回憶說:“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以后,我母親身體恢復后,有一天我陪著她去向陳云叔叔表示感謝。一見面,陳云叔叔就主動說,你父親的案子是一定要平反的,這個案子可以說是中國最大的冤案,但是正因為它大,所以要更慎重,要做得更好。”

1979年2月5日,國家地質總局局長孫大光致信胡耀邦并中共中央,建議重新審議劉少奇一案。胡耀邦將信轉報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陳云、汪東興批閱。2月23日,陳云在孫大光的來信上作出重要批示:“中央常委各同志已傳閱完畢,中央辦公廳應正式通知中組部、中紀委合作查清劉少奇一案。”

對于陳云的這個批示,當年負責劉少奇一案復查工作的楊攸箴回憶說:“如果沒有他(陳云—引者注)的批示,那這個案子就啟動不了,復查就啟動不了。所以當時陳云同志首先非常明確地批示,應該由中央紀委、中組部來聯合復查劉少奇同志的案子,這個起了決定作用。”

根據陳云的批示,中央紀委和中央組織部共同成立劉少奇案件復查組。在復查中,陳云始終關心案件的進展,指示:“我們要把這個事情一件件都搞扎實了,讓它證據齊全,讓后世人看后沒話可說。”

當時劉少奇案有420多卷檔案,再加上“王光美專案組”的一些案卷,總共有570卷。

經過10個月的調查研究,復查組發現,對劉少奇“定罪”的所謂“證據”全是子虛烏有,基本上都是偽證和逼供的產物。最終,復查組用事實逐條否定了強加給劉少奇的各種罪名,在此基礎上向中共中央寫出詳盡確切的復查報告。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這個復查報告,據此作出關于為劉少奇平反的決議(草案)。

1980年2月29日,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恢復劉少奇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人的名譽。因劉少奇問題受牽連造成的冤假錯案,由有關部門予以平反。

5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恢復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論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社論全面地闡述了為劉少奇平反的曲折過程和偉大歷史意義。社論指出:“平反劉少奇同志的冤案,是恢復我們黨和國家的一位主要領導人的名譽,是恢復受到劉少奇同志冤案牽連的千千萬萬干部、黨員、工人、農民和青年學生的名譽,也是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恢復我黨和我國政治生活的本來面目。”

5月17日下午,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首都各界人士一萬多人,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劉少奇追悼大會。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詞,高度評價了劉少奇為中國革命、建設事業所作的杰出貢獻和優秀品德。追悼會結束后,鄧小平走到王光美面前,緊緊握著她的手說:“是好事,是勝利。”

在劉少奇追悼大會上,專程從杭州趕來的陳云,緊緊握住王光美的手,沒有說話,眼里滿含淚水。劉源回憶說:“一向很少落淚的陳云叔叔,這一次流淚了。”這淚水既有對戰友蒙難的痛惜,也隱含著對歷史教訓的深刻反思;這淚水既是看到戰友冤案平反后心情的激動,也是看到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取得勝利的喜悅。

1980年5月17日,陳云在劉少奇同志追悼大會上向劉少奇夫人王光美表示慰問

來源:《炎黃春秋》2025年第5期

作者:房 中(中共一大紀念館陳列研究部主任,全國陳云思想生平研究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