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記者 張璁

在浙江杭州宇樹科技展廳，機器人展示擊掌動作。新華社記者 黃宗治攝

江蘇昆山高新區立法聯系工作站開展征求立法建議活動。孟驍攝

浙江湖州南潯區和孚鎮的桑基魚塘。陳海偉攝

作為國家法律、行政法規的重要補充，地方立法解決的是法治通達群眾、通達基層的“最后一公里”問題。

2015年，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對立法法進行修改，其中一項重要的修法內容，就是賦予所有設區的市地方立法權，全國設區的市地方立法主體從之前的49個較大的市增加到目前的289個設區的市、30個自治州和4個不設區的地級市。

10年來，地方立法有哪些新亮點？又有哪些鮮明的地方特色？如何因地制宜滿足當地的發展與治理需要？記者近期赴浙江、江蘇采訪，透過幾個地方立法“關鍵詞”，探尋良法與善治之間的制度密碼。

關鍵詞：“孵化器”

推進新興領域立法，發展新質生產力，培育壯大經濟發展新動能

以后路上跑的貨運車什么樣？浙江杭州、江蘇蘇州的地方立法，為我們勾勒未來圖景。

“我們很早就開始布局無人車研發，但過去發展的一大障礙，就是沒有明確的法律法規支持。”菜鳥集團首席技術官兼無人車總經理李強說，早期無人車只敢在封閉的園區內運營，但這樣也讓應用空間大大壓縮，發揮不出巨大潛力。

2024年，杭州出臺《杭州市智能網聯車輛測試與應用促進條例》，為功能型無人車提供了合法合規的發展路徑。李強說：“立法給予功能型無人車‘身份’，不僅提振企業研發信心，更讓我們放開手腳面向市場持續創新。”

在九識(蘇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智能無人物流車在蘇州城區“走街串巷”的第一視角，實時在大屏幕上顯示：遇到行人會自動避讓，碰上復雜路況能自主規劃路線……流暢的行駛表現與精準的配送執行讓人眼前一亮。“我們已經在約200個城市布局超千臺無人車，累計處理訂單超1億單，覆蓋快遞、電商、社區團購等高頻場景。”九識智能相關負責人說。

“聚集戰略性新興業態，我們制定《蘇州市智能車聯網發展促進條例》。”蘇州市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主任陳雪珍說，這部條例對產業發展、推廣應用、安全保障等方面作出規定，還支持智能車聯網龍頭企業牽頭組建創新聯合體，開展前沿技術和跨行業聯合技術攻關。

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新應用催生一系列新業態新模式，但相關法律制度還存在時間差、空白區。通過推進新興領域立法，地方立法成了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孵化器”，讓創新從“襁褓”階段就得到細心呵護和成長空間。

“《蘇州市科技創新促進條例》幫助我們的技術走出了‘實驗室’。”在一家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公司創始人駱威說，該條例明確全鏈條轉化機制，精準破解其所在的醫療器械行業的轉化難題。

從科技金融服務到知識產權保護，《蘇州市科技創新促進條例》正推動科技創新成為蘇州發展“最大增量”，助力打造產業科技創新中心。

杭州有一條“科創大走廊”，每年誕生企業主體約兩萬家，“杭州六小龍”有一半從這里走出。為了打破行政區劃條條框框，杭州制定《杭州城西科創大走廊條例》。

“立法賦能產業平臺，提供數字經濟發展支撐。”杭州市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法工委主任陳馬多里說，大走廊秉承“我負責陽光雨露，你負責茁壯成長”服務理念，創業氛圍越來越濃厚。

關鍵詞：“小快靈”

立足“小切口”，及時回應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

“魚米鄉，水成網，兩岸青青萬株桑”。

在浙江湖州，世代相傳的“塘基種桑、桑葉喂蠶、蠶沙養魚、魚糞肥塘、塘泥壅桑”桑基魚塘生態模式，是聯合國糧農組織認定的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

隨著城鎮化進程加快，當地桑基魚塘系統卻逐漸蕭條，功能逐漸退化。

“立法保護桑基魚塘系統，就是傳承生態傳統、弘揚生態文化、保護生態環境。”湖州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孫賢龍說，2022年將其列入立法計劃，2023年就制定了《湖州市桑基魚塘系統保護規定》。

該規定實施兩年來，桑基魚塘不僅“回來了”，還有了新升級：經過育種，桑樹變矮了，更利于農業管理；除了桑基魚塘，還創造性開發出“油基魚塘”“果基魚塘”“菜基魚塘”等新模式。“過去一斤魚賣十幾元，如今‘生態魚’的牌子打響了，每斤能賣三四十元!”湖州市南潯區人大代表、荻港漁莊總經理倪威說。

“湖州最動人的色彩是綠色，最大的優勢是生態。”孫賢龍介紹，除了《湖州市生態文明典范城市建設促進條例》的系統性規定，湖州在生態文明建設領域“小步快走”，基本每年都制定“小快靈”法規，用足、用好地方立法權限。

與傳統餐飲服務相比，這些年迅速發展的網絡餐飲服務，因鏈條長、環節多、隱蔽性強，食品安全風險相對更高，監管難度更大。如何守護好人民群眾“舌尖上的安全”？

在江蘇常州市新北區的龍虎塘街道人大代表之家，一本《常州市網絡餐飲服務食品安全管理若干規定》醒目地擺放著。“這是全國最早專門規范網絡餐飲食品安全的地方性法規之一，我們當時都參與了立法意見征集。”新北區人大龍虎塘街道工委主任錢炯自豪地說。

隨著立法的完成，相關配套規定和舉措也及時跟上。今年，相關部門依法累計責令整改入網餐飲服務提供者503家，行政處罰128家，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在公共安全、基層治理領域立足‘小切口’、做足‘小快靈’。”常州市人大常委會主任白云萍說，從推行使用公筷公勺，到加強租賃廠房安全管理，常州近年來在立法選題和法規制度設計時，增強立法的時效性，及時回應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

關鍵詞：“金點子”

吸納民意、匯集民智，立法成為群眾“身邊事”

“通過基層立法聯系點，我們以‘立法+行業’搭了一座‘橋’。”上海上正恒泰(蘇州)律師事務所主任徐黎宏說，該所作為聯系點不只發揮專業優勢，還積極借用“外腦”成立“地方立法研究中心”，讓立法意見建議更切合法律實務。

說著，徐黎宏拿起正在征求立法意見的《蘇州市低空經濟促進條例(草案)》，“以這次立法為契機，我們組織‘產業鏈立法圓桌’，邀請上下游產業鏈企業參與，為經營主體參與地方立法搭建平臺。”

問計于民、問需于民。從建好用好基層立法聯系點、代表家站等，到靈活運用調研、座談、論證、聽證、評估等方式，各地把地方立法建立在堅實的民意基礎上。

章慧芬既是杭州市余杭區人大代表，也是當地閑林埠基層立法聯系點的立法信息員。

曾經，她在參與《杭州市慈善促進條例(草案)》的立法意見征集時，碰到了這樣一組“矛盾”：一邊是許多慈善人士強調不求回報，希望低調捐贈、不事張揚；另一邊是向社區居民等征集意見時，群眾卻說立法就是要讓“好人有好報”，這樣才有更多人做好事。

群眾淳樸善良的說法該如何入法？章慧芬仔細斟酌后，把收集的意見濃縮成立法建議提了上去。今年4月《杭州市慈善促進條例》表決通過后，章慧芬高興地發現，該條例對慈善禮遇機制進行了完善，明確在消費優惠、窗口服務、培訓提升、困難幫扶等方面為捐贈人提供關愛禮遇。

“群眾的大白話成了有溫度的法律。”章慧芬說，從“民言民語”到“法言法語”的立法過程，讓立法成為群眾“身邊事”。

在常州，“金點子”被立法采納了，就會收到一封感謝信。因提出多條建議被立法吸收采納，常州市人大代表俞伯俊就收到過感謝信。

“更好鼓勵聚集眾智，才能提高地方立法質量。”俞伯俊經常參加地方立法的座談、立法協商等活動。前不久，他又參與了《常州市租賃廠房安全管理規定(草案)》的討論，與會人員就相關條款是否可行、是否存在矛盾沖突、執行中如何多部門協調等暢所欲言，市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派人現場聽取大家意見。

“送出立法感謝信，是完善立法意見建議采納激勵機制的一次探索。”常州市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主任許玲表示，一封感謝信，既是真誠感謝各界對立法工作的關心支持，更是用這種方式更好地激發大家參與民主立法的熱情。

關鍵詞：“富口袋”

法規文本的“白紙黑字”變成群眾口袋里的“真金白銀”

近年來，浙江穩步推進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為全國促進共同富裕探路示范。

在浙江臺州天臺縣，8個昔日“無人問津”、全縣排得上號的“窮村”，“組團”發展發生的“蝶變”，成了當地“共富立法”的靈感來源。

塔后村靠近國清寺等古跡名勝，加之自然風光秀美，非常適合發展民宿經濟。但發展之初，想著“靠景吃景”的村民，就遇到了瓶頸。

“過去各村資源分散、規劃沖突、產業同質化問題突出。”天臺縣赤城街道黨工委書記陳高說，比如2019年塔后村計劃打造康養民宿集群，而相鄰的仙都村也想發展類似產業，雙方因客源爭奪、土地糾紛一度陷入僵局。

怎么辦？當地想到了推動空間特點、資源稟賦、產業特色具有互補互促條件的鄉村實行片區化、組團式建設。

為此，塔后村與鄰近村社、相關單位組成聯合黨委，大到產業布局，小到土地流轉，都會拿到每月的“片區圓桌會”上，由各村黨組織書記、黨員代表、企業負責人共商共議。

“如今，大家擰成了一股繩，實現了1+1>2的效果。”塔后村黨總支書記、村委會主任陳孝形說，2024年大塔后片區累計接待游客138萬人次，旅游總收入超3.4億元，“這在以前，簡直是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數字。”

目前，臺州推動686個行政村組團形成了105個片區。今年5月1日施行的《臺州市促進鄉村片區組團發展規定》，將這些探索以立法形式固定下來，推動鄉村共同富裕。

“共富”實踐創造的經驗需要通過立法來鞏固，碰到的問題也需要通過立法來破解。

臺州制造業發達，如何讓產業工人更好實現“技能創富”？隨著《臺州市職業教育校企合作促進條例》和《臺州市提高技術工人待遇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若干規定》的落地實施，臺州校企合作日益緊密，1394名技術工人獲股權激勵，占總激勵人數的40.32%，越來越多的“打工人”成了“合伙人”。

推進鄉村全面振興，如何讓農民就近增收？《臺州市共富工坊建設管理規定》實施后，共富工坊認定有標準、資源要素激勵有依據，全市共富工坊已達1688家，解決農民就業5.8萬人，農村群眾“農忙種田、農閑賺錢”，在家門口就能“進工坊、當工人、領工資”。

“‘共富立法’要緊扣群眾期盼尋找著力點。”臺州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吳海平說，只有“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法規文本的“白紙黑字”才能轉化成群眾口袋里的“真金白銀”。

為什么要“下放”地方立法權？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有關負責同志介紹，我國是統一的、單一制的國家，地域遼闊、人口眾多，各地方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與國情相適應，在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統一行使立法權的前提下，為使法律既能通行全國，又能適應各地不同情況的需要，立法法根據憲法確定的原則，確立了統一的、分層次的立法體制。

2015年立法法修改，賦予所有設區的市地方立法權，這是立法體制的一次重要完善。2023年立法法修改，適應設區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規的實際需要，進一步擴大和完善設區的市立法權限。

10年來，設區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結合實際，堅持問題導向，積極推進城鄉建設與管理、生態文明建設、歷史文化保護、基層治理等方面立法，涵蓋物業管理、文明促進、煙花爆竹、城市養犬、垃圾分類、環境保護等方方面面，以小切口、小快靈立法，著力增強地方性法規的針對性和實效性，切實解決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停車、養犬、燃氣、飲用水等問題，因地制宜滿足了當地治理的需要，體現出鮮明的地方特色。

“實踐中，地方立法的功能主要體現在實施性、補充性、探索性三個方面。”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國家法室有關負責同志表示。

所謂“實施性”，就是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規的實施辦法，使上位法規定更加具體細化、更具可操作性，保證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在本行政區域內得到遵守和執行；所謂“補充性”，就是在法定權限內制定關于地方事務的條例、規定，為地方發展和地方治理提供法治保障；所謂“探索性”，就是按照“不抵觸”原則，對國家尚未立法的事項，通過地方立法先行先試、積累經驗，特別是對改革開放中遇到的一些新情況新問題開展探索。

10年來新制定設區的市地方性法規超過5000件，為提升地方依法治理水平發揮重要作用，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截至2025年5月，我國現行有效法律306件，行政法規約600件，地方性法規1.4萬多件，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更加科學完備、統一權威，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時效性不斷增強，立法事業取得巨大成就。

《 人民日報 》( 2025年06月19日 1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