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5月】“吳書記，這照片放這合適嗎？”隨訪的年輕干部壓低嗓音。吳仁寶笑了笑，把相框擦得更亮：“合適，不能忘本。”一句輕描淡寫，為后來幾頁考察報告添上了最特別的一筆——在華西村展館正中，華國鋒的照片與鄧小平、陳云等并列。

華國鋒并未到過華西村，可村里人始終記得：1978年中央為解決農村發展資金難題出臺簡政放權意見，批示里專門出現了一家江蘇鄉鎮企業的案例。那正是華西村辦的五金小廠。批示下達后，地方銀行給了低息貸款，第一批機器順利進場。吳仁寶認定，這是“雪中送炭”，把這份情掛在心口，后來干脆掛上墻。于是，李瑞環一行剛踏進展館就看見了那張照片。

很多人只知道華西村“樓連樓、路連路”的富裕景象，卻忽視了它最難的開頭。1961年，30出頭的吳仁寶被任命為華西大隊黨支部書記。彼時的大隊，土地產量不足縣平均水平一半，糧管所常年見不到余糧。為了活命，村民挑燈夜讀《紅旗》雜志里的“半農半工”經驗，卻沒錢去學。吳仁寶干脆帶著十幾名青壯挑著籮筐，去隔壁常州接收一批退役的破舊車床——拆、修、拼，先湊一條粗陋的生產線，再談別的。

事情并非一路順風。1963年上面號召“普及和提高”，主張統一經營。華西大隊已剛冒芽的副業眼看又要被并入公社。吳仁寶硬著頭皮跑縣里，反復說明“人均口糧剛過關，統一搞不好又要餓肚子”，甚至當著領導的面把自己兩袖倒過來：“空的，真沒油水。”頂撞挨批在所難免，可換來一個口頭允許——小五金廠可作為“補充勞動”存在。這口活水，一直流到改革開放。

1978年冬天，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文件送到鄉里。別人翻來覆去看責任田，吳仁寶卻盯著“多種經營”、“社隊企業”那幾行小字。他先讓種田能手繼續圍著良田轉，又從30公里外買來廢鋼，添兩臺沖床，把小廠升級成“江陰縣農機三廠配件車間”，名頭聽著土，利潤卻蹭蹭往上走。村民第一次領到100元以上的年分紅，街坊羨慕得不行。

到了80年代，華西村的糧食、工業、村民收入形成“三并進”格局。但吳仁寶總覺著光自己富“不踏實”，他提出“三個半小時”制度：白天八小時搞生產，晚上抽出半小時集中收聽中央臺新聞，村干部帶頭做記錄。這個習慣讓華西村在政策與市場變動面前，總能提早一步布局。1984年中央鼓勵發展鄉鎮工業，華西村立即加碼鋼材深加工；1985年外貿渠道放開，吳仁寶派出10多人去深圳學外語、拉訂單。

“農民要富口袋，更要富腦袋”——這句后來被媒體當作金句的口號，最初只是吳仁寶在1986年農閑時對村民說的玩笑。他把集體分紅的一成拿出來，專門辦文化技校：白天工人，下班學生。有人笑他“多此一舉”，可數據顯示，僅1990年–1995年，華西村憑自培技術工節約的設備維修費就超過6000萬元，相當于當時全村一年純收益的三分之一。

1992年南方吹來暖風，鋼材價格走勢一夜翻紅。市場還在觀望，吳仁寶卻連夜開干部會：囤坯料。有人擔心超指標要挨罰，他擺擺手，“先把糧食袋縫好，再說價錢。”三個月后，鋼坯鋁錠價格上漲三倍，華西村賬面凈賺一個多億。村里戲稱那是“睡覺時飛來的票子”，但吳仁寶清醒得很：賺到的錢，先補醫療、再補教育，最后才投新廠房。

有意思的是，同一時期全國鄉鎮企業大規模改制，不少老廠長一夜成億萬富翁。華西村卻把所有資產鎖進集體名下。記者追問得急，吳仁寶只說一句：“富一人容易，富一村難，富一代更難。”這番話聽似樸素，卻讓不少專家折服——華西村直到今天仍保持較高的集體資產比例，這在全國并不多見。

時間推到2000年，華西村在江陰長江邊建起標志性摩天樓“龍希大酒店”。外界稱它“農民的第一座五星級樓”。吳仁寶卻強調，“這不是炫耀，是要讓農民拿得起房卡，吃得起自助。”為此，酒店的260間客房每年拿出三分之一，以半價供應國內各鄉鎮代表團。有人調侃虧本經營，吳仁寶回答：“我們掙的不是這點住宿費，而是眼界與氣魄。”

2006年，他提出“空中新農村”概念，核心并非高聳入云的樓群，而是利用垂直空間集中生產、集中生活，騰出土地搞生態農業。甚至設想用觀光電梯把城里客人直接送上屋頂稻田。聽起來像科幻，可華西村真把樣板區蓋了出來。農業專家看后預測：如果這種模式成熟，一畝田可抵平地三畝產出。

2011年，吳仁寶高齡退休。臨離任前夕，他照例在展館巡場。站在那張依舊醒目的華國鋒照片前，老人撫摸相框，語氣很輕，“農民嘛，講個感情。”十幾個字，道出一條樸素邏輯：政策有更迭，人有恩情，情不能丟。華西村一墻照片，既是歷史，也是鄉土倫理。

吳仁寶用半生證明：農村要發展，離不開大背景，也少不了自己闖勁。把情義放在明處，把算盤打在暗處，該頂的頂，該搶的搶；等到富裕真正落到鄉親手里，再回頭給前人上一炷香——這或許就是“農民最講感情”的另一層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