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9月，時值新中國成立24周年，美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蘇茲貝格應邀到中國參加慶祝活動。

在臨回國之前，蘇茲貝格提出了采訪的請求，在他一再請求下，周總理特意抽出時間來接見了他，兩人一談就是兩個多小時。

也就是在這次采訪中，蘇茲貝格意外提到了一個人：

“我在臺灣見到一個黃埔軍校的學生，叫賀衷寒，聽說他還是黃埔三杰之一？”

周恩來想了想，若有所思的回答道：

“他是孫文主義學會的頭目，后來在政訓處培養了一批軍隊特務，解放前夕跟蔣介石跑到臺灣，但蔣介石知其有野心，并未重用他。在我們中美恢復關系之時，他憂郁而死……”

“你說的黃埔三杰，另外兩位是蔣先云、陳賡，兩人都是共產黨員。”

蘇茲貝格此番特意提及賀衷寒，也是有淵源在里面的。

一

一座黃埔軍校，半部中國近代史。

黃埔軍校走出來的很多人后來都成為那場驚天動地大戰的主角，然而頗為玩味的是，在提起賀衷寒時，人們最多想到的還是他“黃埔三杰”的身份。

不過，應該指出的是，“黃埔三杰”并不是官方的說法，而是一個習稱。

根據考證的情況看，盡管黃埔學生在回憶錄中在談及陳賡、蔣先云、賀衷寒時雖然都沒提及黃埔三杰的說法，但“黃埔三杰”這個稱號早在三十年代就確實流傳開。

這也更進一步衍生出一個說法，即蔣先云的筆，賀衷寒的嘴，賽不過陳賡的腿。

陳賡大將之子陳知建后來受邀出席節目時，還聊起過這個話題：

“對，我父親才一米六七，要么說是，有一個說法，說是黃埔有個什么三杰，蔣先云的筆，是賀衷寒的嘴趕不上陳賡的腿，我父親這個腿這家伙能背著蔣介石跑十幾、二十里地。”

盡管這句話出處不一定來自久遠的黃埔軍校時期，但卻生動的形容了三個人的特點。

賀衷寒的嘴確實比較厲害，而且能說會道。

“黃埔三杰”蔣先云、陳賡、賀衷寒三人都是湖南人論出身的話，蔣先云是窮苦農家出身，而陳賡是將門出身，賀衷寒是士紳家庭出身。

從出生也可以看出來幾個人的區別。

三人中賀衷寒年齡最大，1900年（也有資料稱是1899年）出生。

賀衷寒因為出身家境比較好的家庭，所以從小就接受了最好的教育，年幼時啟蒙讀私塾，就以聰穎而著稱，隨著年紀漸長，能言善辯的特點就體現出來，因為他喜歡梁啟超的文章，所以班上不少同學都稱他是“小梁啟超”。

也因為能說會道，五四運動爆發后，賀衷寒積極投身其中，展現出出色的組織天分，還被全校的學生推為代表。

1920年秋，董必武、陳譚秋在武漢組建了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賀衷寒也受邀參加，不久后即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賀衷寒也就此成為青年團早期團員之一。

不過，賀衷寒并未順利轉黨。

1921年，賀衷寒在上海學習俄文，后來受中國共產黨委派，作為學生代表赴蘇聯考察，但在蘇聯期間與代表團團長張國燾發生沖突，不久就被開除了團籍。

從這個時候開始，賀衷寒的理念就與中國共產黨有了顯著的區別，只是當時尚不明顯，期間賀衷寒積極投身革命，批評時政的同時，還主張激烈的社會革命，并多次被當局驅逐。

值得一提的是，湖南第一紗廠鬧工潮期間，軍閥趙恒惕槍殺青年團員黃愛、龐人銓，賀衷寒還冒著極大的危險，在報紙上刊登文章，抨擊軍閥暴政，為此還被投入監獄，身受酷刑，所幸賀衷寒頗有家資，在父親營救下，才安全出獄。

賀衷寒被上海北洋政府驅逐后，孤零零返回武漢，恰好在這個時候，黃埔軍校開始招生，董必武勸說上門求他幫助的賀衷寒，何不投考黃埔軍校。

對于投考黃埔軍校，賀衷寒一開始是拒絕的，因為他對長于文學，軍事一竅不通，但在董必武極力勸下，賀衷寒勉強答應。

就這樣，賀衷寒帶著董必武寫給他的介紹信，外加十塊大洋，孤身一人南下到廣州去了。

二

盡管黃埔軍校招生規定很嚴，但以賀衷寒的學識，想要考入進去并不難。

1924年5月5日，黃埔開學，賀衷寒被編入步兵科第一隊。

賀衷寒考入黃埔后，很快就名聲鵲起，他的嘴上功夫確實很了得，就連蔣介石也注意到了這個學生，稱他是黃埔學生中第一辯才。

從蔣介石用人也不難看出，他比較喜歡聰明、活潑的學生，而平素比較沉默寡言的，自然就不在他關心之列。

就從這個角度去看，在黃埔時期，蔣介石對蔣先云、賀衷寒的關注是要超過其他學生的，這一點就連陳賡也不如。因為蔣先云在校期間學習成績就很出眾、寫得一手好文章，而賀衷寒又能說會道，組織能力又很強，相比之下陳賡大將最初確實遜色些（盡管將軍生性也很活潑），直到后來二次東征救了蔣介石以后，對他的態度才漸漸超過了其他人。

對蔣先云、賀衷寒，蔣介石是從能力上賞識，而對陳賡，一開始則完全是救命恩情（過命兄弟），后來才慢慢上升到能力層次。

黃埔一期畢業以后，賀衷寒留校任蔣介石秘書，賀衷寒被分配到軍校政治部任上尉秘書（政治部主任周恩來），陳賡任第2期入伍生連連長。

當時，全國革命形勢尚比較復雜，特別是各地軍閥都在爭相奪取地盤，廣州革命政府內部也是各有分歧，特別是陳炯明。

1925年初，在周恩來建議下，一期學生蔣先云和二期學生周逸群、王一飛等分別到駐粵各軍校、機關、部隊積極聯系，成立了青年軍人代表會議，至1925年2月1日發展成為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

應該指出的是，青年軍人聯合會并不僅僅只是一個學校組織，而是一個覆蓋范圍為全國的軍人組織，只是以黃埔師生為主（在黃埔中又主要以共產黨人為主），青年軍人聯合會成立了以后，在全國各地都設立了聯絡處，會員遍布全國。

青年軍人聯合會的成立，是周恩來提議，并征得蔣介石、廖仲愷同意的，黃埔學生中由蔣先云、賀衷寒、曾擴情、何畏能四人負責籌備。

賀衷寒后來出任了青軍會執行委員會秘書。

不過，賀衷寒本人雖然是董必武推薦入黃埔，但他的思想同共產黨人之間是有裂痕的，后來到了黃埔以后，賀衷寒受到蔣介石重視以后，骨子里就更加傾向于分共。只是最初這一點尚不明顯。

直到1925年3月孫中山病逝，國民黨右派勢力逐漸抬頭，雙方分歧才逐漸增大。

賀衷寒直接倒向共產黨人的對立面，并發起成立孫文主義學會，與青軍會對抗，雙方甚至后來還發生了斗毆事件。

1926年3月，蔣介石炮制了中山艦事件，逮捕了李之龍等20余名共產黨人，并在事后下達"取消黨內小組織校令"，青年軍人聯合會因此被迫宣布"自行解散"，孫文主義學會也完成了作為青年軍人聯合會對立面的任務而解散。

不過，賀衷寒的政治生命，也就從此戛然而止了。

三

賀衷寒這個人，聰明是其優勢，但有時候太聰明反而壞事兒，他有政治野心，但把所有的政治野心都寫在臉上。

對于蔣介石而言，賀衷寒是把好用的刀，但也不是好駕馭，賀衷寒受冷落也就成了必然。

1925年4月，廣州革命政府組織軍政考察團赴蘇聯，賀衷寒是考察團成員之一，后來就留在了蘇聯，并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賀衷寒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期間，致力于在同學中發展勢力，并拉攏了一大批如鄧文儀、肖贊育、康澤等黃埔同學，后來形成了三四百人的規模，后來眾人聚在一起一商量，干脆組建國民黨旅莫支部。

這個國民黨旅莫支部名義上是團結學習，但實際上卻是為了回國謀奪政治權力。

賀衷寒被公推為國民黨旅莫支部書記。

可這件事不僅引起蘇聯方面反對，就連國內國民黨當局也不承認，賀衷寒的計劃還沒開始就破產。

不過，賀衷寒并沒有消停，而是又打算在莫斯科成立孫文主義學會莫斯科分會，當時就有人問賀衷寒：

“孫文主義學會不是解散了？”

賀衷寒笑道：

“那是在國內，現在我們要重整旗鼓，讓孫文主義學會的旗幟在莫斯科上空飄揚。”

這件事后來又被莫斯科中山大學校方所察覺，直接在校內召開大會，宣布孫文主義學會是反共反蘇的團體，予以取締。

賀衷寒偷雞不成蝕把米，在中山大學聲名狼藉，只好轉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

1928年，賀衷寒回國后，與絕大多數黃埔同學到軍中帶兵不同，蔣介石雖然仍一如既往的信任并重用他，但考慮到他政治野心太大，難于把控，因此堅決不予其帶兵之權。

賀衷寒絞盡腦汁，后來把政訓大權緊緊抓在手里，后來還奉令籌建復興社，成了復興社十三太保之一，風光一時無兩。

西安事變中，賀衷寒贊同何應欽的武力征討張楊方案，并組織在南京失業的各中央軍校畢業生成立“討逆靖難團”到西安。這兩種手段里蘊含著兩種不同的目的。

“如果蔣介石被釋放，他便“勤王”有功，如果蔣介石被炸死，他又可以稱為擁何應欽上位的功勛。”

可賀衷寒再一次失算，蔣介石后來平安的回到了南京，戴笠從中告密，他耍兩面派的企圖一下子被戳破，從此以后，賀衷寒仕途暗淡，風光不再。

1938年，蔣介石下令撤銷了復興社、改組派以及CC系等國民黨內一切小團體組織，新設了三民主義青年團，并親自兼任團長。賀衷寒徹底偃旗息鼓，除了偶然出任些不痛不癢的閑差外，基本上再沒有作為。

賀衷寒心里很清楚，他其實是遭了蔣介石的忌了，1941年在重慶李子壩，賀衷寒就與友人談起過這件事：

“先生暴則有之，昏則完全不然。你沒有看到他的統馭權術的絕頂高明嗎？他對我們湖南人，尤其是懂得點政治的湖南人，是絕對不放心的。像復興社這樣的組織，他也只是一時利用一下子，等到他被捧成了絕對的獨裁領袖，當然就不再需要這個組織了，尤其是這個組織的高級骨干又多是湖南人，這也是他難以放心的。”

不過即便如此，在反共這件事上，蔣介石與賀衷寒還是保持一致的，這也是為什么國民黨當局敗退臺灣以后，大批黨政軍高層都被廢棄不用，偏賀衷寒仍然能緊緊追隨蔣介石的重要原因。

1954年，美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蘇茲貝格到臺灣，并訪問了在病中的蔣介石，當時陪在蔣介石身邊的就是賀衷寒，在吃飯的時候，蔣介石還特別介紹他：

“黃埔時期，我有許多杰出學生。他就是黃埔三杰之一，我的前交通部長、現我的顧問賀衷寒。”

蘇茲貝格當時就問了一句：

“既然是黃埔三杰，那么另外兩人是誰呢？”

還沒等蔣介石回答，賀衷寒就搶先一步答道：

“那兩個都是共產黨，背叛了孫總理的三民主義，也背叛了校長。”

作為記者的天然敏銳，蘇茲貝格對這個回答很不滿意，因此他說了一句：

“有機會，我將去大陸采訪有關人士。”

“你不會有此機會！”

賀衷寒頓時做出一個鄙夷的姿態。

“大陸不會設宴接待一個美國記者。”

不過，賀衷寒顯然沒有料到，1969年尼克松上臺后，便致力于同中國改善關系，更是在1972年訪華，這也讓蘇茲貝格有機會向周總理問出那句話。

賀衷寒沒有機會看到這一幕，他早于1972年5月9日，便因骨癌去世，享年7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