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月19日，北京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內，國務院副總理、三峽工程籌備領導小組組長李鵬向鄧小平匯報了三峽工程的籌備情況。李鵬說：

三峽壩高確定以后，三峽移民成為了三峽工程的最重要任務。為了為保證三峽工程順利建成，妥善安置庫區移民，我們考慮專門成立三峽行政區，用行政區的力量來支持三峽工程建設，做好淹沒區的移民和經濟開發工作。這個行政區應該包括重慶市，有了大城市，有一定的工業經濟基礎和人員智力的支援，便于發展經濟。

鄧小平和李鵬談話

鄧小平聽后當即表態：“可以考慮把四川分為兩個省，一個以重慶為中心城市，一個以成都為中心城市。”鄧小平關于川渝分治的建議，成為后來重慶建立直轄市的指導思想。

重慶的直轄基因并非憑空而生，這座城市在近現代史上曾經三度承擔特殊使命：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后，國民黨黨政軍中央機關及其所屬單位相繼遷駐重慶，國民政府宣布重慶升格為陪都，重慶成為了抗戰時期中國的政治和軍事中樞。

1949年11月，重慶解放后，鄧小平以西南局第一書記的身份主政重慶，將其設為新中國首批直轄市之一；

1950年元旦，鄧小平（左二）在檢閱慶祝解放的重慶市民游行隊伍

1954年，重慶被并入四川省建制，但仍3次獲得計劃單列地位（1954-1958年、1964-1967年、1984-1997年），享有省級經濟管理權限。尤其在三線建設時期，重慶憑借地理優勢，成為西南的軍工基地，經濟總量一度占西南地區的三分之一，甚至超越了抗戰的鼎盛時期。

但進入80年代后，四川的龐大體量開始制約它的發展。當時四川有57萬平方公里土地、1.1億人口、管轄23個地級行政區和221個縣級行政區，是中國管理單元最復雜的省份之一。曾擔任過四川省副省長的蒲海清坦言：“我在四川當了11年副省長，沒走完所有縣。”

1992年4月，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審議了國務院關于提請審議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議案，此前李鵬提出的移民難題隨之浮現：130萬庫區移民中的85%集中于重慶、萬縣、涪陵等四川東部地區，移民問題難以用簡單的賠償遷移解決，要完成開發性移民，需要行政上強有力的統一管理。中央最初設想成立“三峽省”，這個省將囊括湖北宜昌與川東貧困縣，但因經濟過于薄弱，最終被否決。

計劃單列時期的重慶街景

1994年，三峽工程動工后，移民安置迫在眉睫，鄧小平1985年的劃分構想被重新激活。1995年12月，四川省委書記謝世杰、省長肖秧聯名向中央遞交報告，明確支持將四川一分為二：“新四川可支持西部少數民族地區，新重慶專責三峽移民。”這份報告成為了推動重慶直轄的關鍵推力。

此后中央對重慶的區劃展開了多輪論證，最終形成4種方案：

一、大省方案：四川直接合并湖北宜昌等地，但因管理成本過高被放棄。

二、簡單直轄：重慶直接升格為直轄市，但無法解決移民統籌的問題。

三、擴大的重慶：將廣安、達川等地納入重慶，但這樣會造成“小馬拉不動大車”。

四、精簡直轄市：重慶升格為直轄市后，僅帶萬縣、涪陵、黔江。

1996年6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拍板采用第四個方案。李鵬后來回憶說：“將移民擔子從四川省轉到重慶身上，才能建立高效廉潔的管理機構。”

李鵬

遺憾的是，鄧小平并沒有見到重慶直轄的那一天。1997年2月19日，鄧小平病逝當天，國務院向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提交議案，申請審議設立重慶直轄市，這份方案成了對鄧小平最后的告慰。

3月14日，八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以2403票贊成通過設立重慶直轄市決議。6月18日，重慶直轄市掛牌揭幕儀式在重慶市人民大禮堂隆重舉行，這是重慶3000萬各族人民深情注視的日子，它閃耀著不同尋常的光彩，輝映著重慶前進的步伐，開啟了重慶經濟社會發展的嶄新篇章。

1997年6月18日，重慶直轄市掛牌揭幕大會在重慶大禮堂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