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于玲燕

《生活》（Life）由“時代之父”亨利·盧斯于1936年11月在紐約創辦，是20世紀美國乃至西方世界頗具代表性的雜志。盧斯帶著用圖片講故事的信念，將“看生活，看世界”作為《生活》的創刊宗旨，第一次為美國帶來“圖片報道”的概念，使雜志中的圖片和文字平分秋色，一經出版便廣受歡迎。

在個人經歷與家庭熏陶的雙重影響下，盧斯對中國事務格外熱忱，其主導的《時代》《生活》雜志刊登過許多與中國有關的圖像。尤其在抗日戰爭時期，為了深入報道中國的抗戰情況，許多優秀的攝影師——羅伯特·卡帕、卡爾·邁當斯、雪萊·史密斯·米丹斯和丈夫卡爾·米丹斯等，克服困難來到中國前線及后方，用精湛的技術和獨特的視角，通過《生活》向西方世界介紹了抗戰中國的風土人情和巨大貢獻。于是，作為抗戰重要力量的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武裝力量也同樣得到了《生活》的關注。1937年和1944年，《生活》通過四期周刊專題報道中共的行動及主張，將神秘的中國共產黨和廣闊的敵后戰場展現在世人面前，極大地促進了中共抗戰形象在國際上的傳播。

一、首次將中國共產黨帶入美國大眾視野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中國共產黨率先舉起武裝抗日旗幟，組織全國各界開展抗日救亡運動。而此時的國民黨奉行“攘外必先安內”方針，繼續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軍事“圍剿”及經濟封鎖，尤其在中共中央到達陜北后，南京國民政府調集重兵對陜北方面展開包圍，并設置邊界封鎖線，妄圖切斷陜北紅軍與外界的一切聯系，直接造成中共與外界失聯，難以得到世界的關注。軍事封鎖之外，國民黨還繼續實行嚴格的新聞封鎖和輿論控制，一方面統一管理一切新聞事務，審查其統治區域內的一切書籍、報刊，另一方面利用控制的輿論機器，通過杜撰“共軍暴行”，惡意散播不實言論，大肆丑化中共及其領導的革命武裝，直接導致中共國際形象受損。

◆1937年1月25日《生活》雜志第9頁，刊登了斯諾拍攝的毛澤東頭戴紅軍八角帽的大幅照片。

在內外交困的形勢下，如何重塑國際形象、自主向外界傳遞聲音，成為中共對外宣傳工作的當務之急。與此同時，一些國際友人也在尋求時機，爭取獲得報道中共的第一手資料。1936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宋慶齡及地下黨組織的幫助下，突破國民黨反動派的重重封鎖，冒著生命危險秘密進入陜北，成為第一個在蘇區采訪的外國記者。采訪期間，斯諾輾轉陜北蘇區，采訪了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及眾多紅軍將領、戰士和群眾，搜集了紅軍長征的第一手資料，了解了蘇維埃政府的內外政策，也記錄了自己在蘇區的見聞。10月末回到北平后，斯諾立即撰寫大量通訊報道，客觀、真實、具體地呈現了中共領導人及蘇區軍民形象，并于11月14日、21日在《密勒氏評論報》上以《與共產黨領袖毛澤東的會見》為題將自己與毛澤東的談話及對革命根據地的綜述全文發表，同時登載了毛澤東頭戴紅軍八角帽的大幅照片。

1936年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盧斯敏銳地捕捉到了中國共產黨的新聞價值。1937年初，《生活》以高價買下斯諾手中“紅色中國”的41張照片，于1月25日和2月1日連續兩期大篇幅刊登中共領袖毛澤東和中國工農紅軍的珍貴圖像，并對紅軍長征和西安事變作了專題報道。系列圖片中有彭德懷、周恩來、蕭勁光、賀子珍、鄧發、蕭克、林彪、陳賡、徐特立、蔡暢以及紅1軍團左權、聶榮臻、鄧華、聶鶴亭等中央領導人和紅軍將領的特寫、合影，還穿插了蘇區軍民的作戰訓練及日常生活寫照。每幅圖片都配有簡短的文字說明，對其中涉及的人物或事件作簡要描述。這是中國共產黨在《生活》中的首次亮相，使斯諾拍攝的毛澤東頭戴紅軍八角帽的形象更廣泛地進入美國大眾的視野。

（一）詳細列舉中共主要領導人的懸賞金。

《生活》在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蕭克、林彪等中共主要領導人及紅軍將領的肖像下特別列出了蔣介石對于他們的懸賞金額：毛澤東的首級價值25萬美元，周恩來身價高達8萬美元，彭德懷無論生死都價值10萬美元，蕭克對于蔣介石來說價值10萬美元，林彪的人頭價值10萬美元……對于這一點，斯諾在描述偶遇毛澤東的場景時也有提及：“南京雖然懸賞二十五萬元要他的首級，可是他卻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蔣介石的懸賞令自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發布過許多不同版本，到1935年9月革命前景趨于好轉時，蔣介石一怒之下對紅軍所有師級以上干部定了賞格。事實上，面對國民黨的高額懸賞，黨和紅軍領導人從未有過絲毫膽怯，朱德甚至調侃：“蔣介石懸賞二十五萬元，要我的頭，要毛澤東的頭和其他人的頭。他甚至于公布了一個首級價目表，從班長開始，按照等級訂價。他派飛機到我們陣地上散傳單。要是有哪一個人的名字沒有列在名單里，或者給他開列的賞額太少，自己反而覺得是恥辱?！?/p>

（二）簡要報道紅軍長征及西安事變。

兩期周刊用三個版面對紅軍長征和西安事變作了專題報道。文中將中共領導的軍隊視作神秘的隊伍，同時也客觀地指出“有關中國共產黨的著作大多基于一些二手報道”。1月25日刊的專題文章將長征視作一場英勇旅程，大致介紹了長征的背景、經過和結果：1927年國共合作破裂后，中共轉入地下，并于1931年在江西省成立中國蘇維埃政權；中共領導紅軍先后擊退了蔣介石的五次軍事“圍剿”；在第六次“圍剿”中，蔣介石調集76個師分幾路包圍紅軍，致使10萬紅軍在朱德的帶領下開始這場英勇旅程；這段長達7000英里的旅程是近代無與倫比的行軍，長達7000 英里，穿越了7個省份，以中國西北為終點；現在中共背靠蒙古與新疆，處于地理位置上的優勢，共產主義政策為他們爭取了農民的支持；目前中共建議與蔣介石建立統一戰線，反對日本侵略。

2月1日刊出的《好戰的中國共產黨》報道了西安事變的后續：“自（1936年）12月12日蔣介石委員長被綁架以來，中國共產黨軍隊已經成為整個中國政治的決定性因素。在妥協與保全中，蔣介石被釋放，綁架他的張學良也得到寬恕。（1937年）1月18日，張學良在西安的盟友背叛蔣介石，私自邀請附近的共產黨特工到西安進行宣傳。1月19日，他們還將西安所有部隊的野戰指揮權交給了共產黨司令彭德懷，并向共產黨軍隊提供了25萬美元和他們急需的武器?！贝送?，文中還特別提到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

報道中充斥的第六次反“圍剿”等謬誤直接反映了當時的《生活》仍受中共相關謠傳的影響，并沒有真正扭轉中共的國際形象。

（三）刻意扭曲斯諾的采訪初衷。

統觀此兩期周刊，就部分信息的準確性而言，《生活》參考了斯諾的采訪和通訊，如在國民黨新聞封鎖的背景下，《生活》準確介紹了紅1軍團指揮官們的職務：紅1軍團（代理）軍團長左權、紅1軍團政委聶榮臻、紅1軍團第2師政治部主任鄧華……這些都是斯諾采訪的一手資料。但在圖片的使用目的和文字表述方面，《生活》明顯違背了斯諾的原則和初衷。作為一名新聞記者，斯諾一直以客觀公正作為自己的報道原則，同時將“和共產黨員同在一起這些日子所看到、所聽到而且所學習的一切，作一番公平的、客觀的無黨派之見的報告”作為蘇區采訪的初衷，因此在《紅星照耀中國》中他以真摯的情感呈現了一片生機勃勃的蘇區景象。在1937年英文初版插圖中，斯諾展示了一組表現蘇區青年、兒童集體活動的圖片，其中兩幅分別為“紅色中國的青年先鋒隊表演‘統一戰線舞’和‘紅色機器舞’”。在書中，他詳細描述了在“人民抗日劇社”中觀看到的場景：“一個獨特而好玩的節目叫作《統一戰線舞》，表演中國動員抗日。我不知道他們是用什么魔術變出這些服裝來的，忽然之間有一群群青年穿著白色的水手服，戴著水手帽，穿著短褲——先是以騎兵隊形，后來以空軍隊形，步兵隊形，最后以海軍隊形出現。中國人是演啞劇的天生藝術家，他們的姿態十分寫實地傳達了舞蹈的精神。接著是一個叫作《紅色機器舞》。小舞蹈家們用音響和姿勢，用胳膊、大腿、頭部的相互勾接和相互作用，天才地模擬了汽缸的發動、齒輪和轱轆的轉動、發動機的轟鳴——未來的機器時代的中國的遠景?！蓖瑯拥膬蓮垐D片，在《生活》中卻有不同的解讀,“統一戰線舞”圖片下僅有一行小字：“中國西北的一支舞蹈隊，他們穿著短褲和水手服”；對“紅色機器舞”的描述是“這些懵懂的中國孩子可能一輩子除了機關槍外沒見過任何機器。但是在這里，受莫斯科的直接啟發，他們正在表演一場‘機器舞’。他們的手臂和腿應該代表了活塞、杠桿和傳動桿的運動?！痹~句的對比直接反映了兩者對中國共產主義青年截然不同的態度。

此外，這兩期報道還充斥著很多因偏見、臆斷或謠傳而產生的錯誤。比如，在1937年1月將艾格尼絲·史沫特萊稱為“毛的美國盟友”，稱朱德在1927年把自己的巨額財產捐給了紅軍、毛澤東患有肺結核、蘇區的孩子除了共產主義宣傳外什么都沒學過……尤其在談到西安事變時，《生活》一方面反復強調蔣介石是被綁架的，另一方面質疑中共和平主張的誠意，認為“它還附加了向蔣介石索取武器和金錢的要求”。

◆刊登在1937年1月25日《生活》雜志第13頁的“統一戰線舞”表演照片，并配有一行圖說：中國西北的一支舞蹈隊，他們穿著短褲和水手服。

《生活》對中國共產黨的種種偏見和臆斷都源于創辦者亨利·盧斯的政治立場。蔣介石的基督徒身份、反共態度及其夫人宋美齡和宋氏家族，都促使盧斯將蔣視為中國未來的希望，十幾年間他動用自己旗下的雜志大篇幅報道蔣介石夫婦以及國民政府。伴隨著對蔣氏夫婦鐘愛、美化而來的是對共產主義的恐懼及對中國共產黨的丑化，這種傾向在他主導的《時代》周刊中也有大量淋漓盡致的體現，最突出的是對西安事變的報道。盧斯為蔣介石消極抗日積極反共開脫，謊稱蔣介石一直想抗日，只是國民黨軍隊需要在殲滅共軍的戰斗中積累經驗，才能打日本。他甚至宣揚“和共產黨的戰斗能促進國內團結，因為共產黨主要是反中國的”。1936年12月28日的《時代》周刊將張學良和他的軍隊稱為十足的綁匪，對中國共產黨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中的關鍵作用只字不提……與《生活》的態度如出一轍。

二、初步轉變敵對態度，開始正視中共的抗戰貢獻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后，國民政府一方面被迫進行武力抵抗，另一方面寄希望于國際勢力的援助。但當時西方對日本侵華均持觀望態度，美國也在孤立主義的影響下推諉責任。對此，向來反對孤立主義的盧斯拿起手中的有力武器——時代公司諸雜志，一方面加緊向美國公眾宣傳美國無法獨立于世界大戰之外的意識，削弱孤立主義的影響，另一方面大幅報道中國及其抗戰，力圖喚起美國公眾的同情心，使美國政府改變“重歐輕亞”的戰略，為美國援助中國營造輿論氛圍。這一時期，時代集團對中國的報道主題明確：一方面突出日寇的殘忍，另一方面表現中國抗戰的堅定信念和光輝事跡。

1937年10月11日發行的《生活》準確反映了盧斯對中國抗戰的報道理念。此期周刊先是刊登了兩幅日本軍人殘酷施暴的照片，并配文：“9月5日，一名美聯社攝影師在天津附近拍攝到了日本士兵用死去的中國人當靶子進行刺刀練習。上周美國報紙上刊發了上面的兩幅圖片，震驚了讀者，并引發了日本中尉憤怒的否認，他稱這些照片是‘假的宣傳’。美聯社立即為照片的真實性進行了辯護，并引用其上海辦事處著名記者詹姆斯·米爾斯的話來支持他們的聲明。”而后刊發了攝影師哈利·鄧納姆和哈里森·福爾曼在西安和延安拍攝的照片，肯定了共產黨軍隊對抗戰的積極貢獻。

本期雜志中，著名攝影記者、探險家福爾曼貢獻了四個版面共23張照片，都是七七事變前夕他首次進入陜北蘇區時拍攝的。受斯諾的影響，福爾曼滿懷對正義和真理的渴求，客觀展現了中國共產黨軍隊行軍、演練、生活、休閑方方面面的場景。其中，絕大多數為軍事照片，有毛澤東和朱德的辦公照，圖下注釋：“中國的列寧，毛澤東（左）以及朱德將軍”；有部隊行軍、駐守城門的照片；有表現戰地電話接線員、“湯普森沖鋒槍”以及隊列、演習、訓話、牽馬等的照片。同樣，學習、娛樂和生活場景也很豐富：將軍規學習和軍事推演融入兵棋和沙盤中，在游戲中鞏固學習、打擊日軍；青少年在貼有毛澤東畫像的學習室內閱讀；籃球、乒乓球、槌球成為受眾廣泛的運動；劇社表演深受歡迎；戰士們重視個人衛生……相比之下，本期攝影內容全面，文字說明客觀，展現了中共軍隊的積極面貌。

◆1937年1月25日和1937年2月1日《生活》雜志封面。兩期雜志中刊登了斯諾拍攝的有關中國共產黨及紅軍的大量照片。

此外，本期還發布了兩篇通訊：《海外鏡頭：馳援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地圖上的戰爭》。第一篇文章刊發了西安事變的后續報道：今年（1937年）9月，共產黨在經過一系列觀察后，認為蔣介石的軍隊同共產黨軍隊一樣在認真抗日，因此共產黨軍隊將履行西安事變時的承諾，對國民政府給予直接幫助。這對應了1937年9月22日國民黨中央社播發的《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包括取消蘇維埃政府、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等，它通過正式的、官方的渠道向全國人民宣布了中國共產黨對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態度。另一篇《中國地圖上的戰爭》記錄了1937年淞滬會戰期間中日雙方在上海地區的作戰形勢，比較準確地介紹了蔣介石的布局思路及撤退方案：以南京、上海作為主要的前哨基地，以長江流域作為戰略中心，以四川作為后方基地，利用廣闊的戰略縱深拖住日軍。文章直言不諱地指出，盡管蔣介石想方設法向外部尋求援助，并寄希望于蘇聯對日宣戰，但對他有直接幫助的是共產黨軍隊。這無疑突顯了中共在抗日戰場上的重要作用。文章中反復出現的“營救”一詞說明《生活》已經正視了中共的努力和貢獻。

三、正面宣揚中共主張，扭轉中共抗戰形象

1944年，國民黨當局迫于國內外壓力，先后允許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及美軍觀察組進入延安采訪、考察。一時間，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敵后抗日根據地在一個相對公正、客觀的環境下展現在世人面前，共產黨的主張和愿景也首次全面地展現在外國公眾面前。《生活》雜志積極響應形勢變化，12月18日再度對中共作了專題報道，借此向公眾傳達美國政府對中共態度的轉變。前言中，《生活》首次承認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處于至關重要的地位”，提出美國政府一直敦促蔣介石接受共產黨的幫助，聯合起來阻止日本侵略者，同時初步披露了國共談判的進展情況，指出新一輪政治休戰也在醞釀之中。

◆1937年10月11日《生活》雜志刊登的一組展現八路軍休閑和生活場景的照片。

本期沒有大篇幅的新聞照片，僅有的五張配圖，分別為毛澤東和朱德的合影、賀子珍和康克清的合影、抗大校長辦公室外景、延安大學閱兵場上的學生軍訓和努力工作、努力學習、努力生活的學生。主要內容是《時代》和《生活》雜志遠東通訊員泰迪·懷特從延安發回的專題報道《在紅色中國內部——從偏遠的延安發回共產黨抵抗殘暴日本人的報道》。報道中，泰迪·懷特從六個方面論述了他親眼所見的延安及中共在抗日根據地的政策和行動。一是延安的地理環境及重要地位。在他看來，共產黨賦予了延安一種嶄新的色彩、一種強有力的、旺盛的新能量，它擁有共產黨的大腦和心臟，因為那里駐扎著黨和軍隊的總部，而延安人民則是抗日戰爭的眼睛、耳朵、神經和觸手，是1937年以來敵后抗日的重要力量。二是共產黨的群眾路線。作者重點論及共產黨在長期的階級斗爭中積累了強大的群眾基礎，用數據解釋了共產黨的土地政策——減租減息的同時又實行交租交息，聯合了農村各個階層，使得敵后抗日總是爆發出令日軍敬畏的強大力量；共產黨有效調動了愛國知識分子和學生，在對日作戰中深受人民的支持和擁護。三是共產黨領導的全民抗戰。作者提到日軍的“三光”政策，以真實案例揭露了日軍的殘暴行徑，正是這些暴行激發了抗日根據地的全民作戰，有軍隊實施的以連為單位的正面作戰，也有充滿智慧的“地雷戰”“地道戰”等隱秘作戰形式。這部分作者詳細描述了地雷戰和地道戰的實施場景，真實生動：“在沒有山丘掩護的平原上，戰爭實際已轉入了地下。農民在一個個村莊下修建隧道用以躲藏，將一個個村莊連接起來?！彼氖枪伯a黨的干部培養工作。作者指出，在延安有黨校負責培養前線選拔出的戰斗精英，他們冷靜、務實、自信、團結，為黨和信念而活，為斗爭成就而自豪；他們宣揚并推崇馬克思主義真理，用唯物辯證法摒棄教條主義；他們基于多年內戰和抗戰的智慧，用中國的歷史經驗和社會實際制定新的政策和綱領。五是中共的基本外交政策，主要是對美外交。中共基于反法西斯同盟而制定的對美外交政策需要美國承認三個前提：中共在對日作戰中所付出的努力與美國相當；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政府和軍隊是建立在一個正常運作的民主制度之上的；中共愿意盡一切努力與美國成為朋友。在此基礎上，中共希望與美國建立一種互相扶持并非施舍的平等關系。六是中共關于民主的主張。作者認為中共之所以支持民主，是因為民主是一種有回報的付出，比如給了農民民主，農民就會跟著黨走，這樣黨就能保持對群眾的領導。但作者對中共的民主能否在某些大城市中同樣奏效持保留態度。由此，作者得出結論：“民主正是中國自身、共產黨和人民三方發展的最佳媒介?！?/p>

◆1944年12月18日《生活》雜志封面。該期登載了泰迪·懷特從延安發回的專題報道《在紅色中國內部——從偏遠的延安發回共產黨抵抗殘暴日本人的報道》。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中共領導人立即意識到與英、美等西方國家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重大意義，積極開展“以美國為主”的國際交往活動。此時，包括中緬印戰區美國陸軍司令兼同盟國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及美國外交官謝偉思、戴維斯在內的在華美國官員對國民黨的嚴重腐敗和消極抗戰日漸不滿，而對堅持敵后抗戰的中國共產黨懷有同情和好感。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美國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密切關注國共關系，希望蔣介石能與中共真正地合作，一方面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另一方面讓戰后中國的局勢趨于簡單化。此時，作為美國主流媒體的《生活》雜志發此報道，成功將美國政府的關注傳遞給了大眾，也順勢扭轉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戰形象。

四、結語

作為發行量最高可達1300萬份的大眾雜志，《生活》對中共抗戰的四次集中報道，一方面促進了中共國際形象的傳播，另一方面反映了美國政府對中共的態度轉變。斯諾的陜北之行首次將中共的真實形象傳遞給外界，助力中共打破輿論困境，而《生活》的兩次轉載則將中共形象面向大眾廣泛傳播；全民族抗戰爆發后，《生活》肯定中共對抗戰的貢獻，將中共領導的全民抗戰帶入大眾視野，扭轉了中共的國際形象；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生活》準確地將美國政府的態度變化傳遞給了公眾，為中國戰場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同情和支持。與此同時，美國政府對中共的態度也發生了轉變：從抗戰初期的不了解、不接觸到從斯諾等西方記者筆下初步認識真正的中國共產黨，再到派出觀察組親赴延安謀求合作。此后，隨著太平洋戰場上美軍的節節勝利，建立戰后世界新格局成為美國政府的主要目標，直接導致其對華政策發生根本轉變，深刻影響了戰后中共與美國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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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孫偉：《國民黨的懸賞為何屢屢失敗》[J],《黨課參考》2018年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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