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發布的播客頻道《太平洋兩極》（Pacific Polarity）中，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美國政策專家埃文·費根鮑姆博士在與播客主持人李澤西、理查德·格雷對話時指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斷泛化“國家安全”概念并主動選擇退出在生命科學等領域的跨境合作，而另一方面中國卻在這些領域不斷實現突破。

費根鮑姆諷刺道，“如果有一天中國的科學家治愈了癌癥，華盛頓會有一半的人說，哦，這太糟糕了，我的天哪。他們可能是竊取了技術，或者可能是假的，他們偽造了臨床試驗”。

據介紹，埃文·費根鮑姆為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研究副總裁。他曾在美國國務院擔任多項高級職務，包括南亞事務副助理國務卿、中亞事務副助理國務卿，專注于東亞及太平洋地區事務。離開政界后，他深耕智庫領域。

費根鮑姆在節目中說：“中國在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領域的發展很有意思。第一代中國生物技術公司都是合同研究組織（CRO），其主要的業務為合同資源外包（編者注：以合同的形式接受醫藥企業客戶的委托，為其提供藥物研發服務）但這些公司的創新能力正在不斷增強。在一個擁有14億人口、占全球癌癥病例26%或27%的國家，中國正在開發基于自主創新和本土生命科學生態系統的藥物和療法，這并不令人震驚。”

費根鮑姆強調，“第一個問題是中國將如何創新。第二個問題是中國將如何占據主導地位。第三個問題是美國和其他國家是否愿意參與其中”。

“我有時會開玩笑說，如果中國科學家治愈了癌癥，華盛頓會有一半的人說，哦，這太糟糕了，我的天哪。他們可能是偷了技術，或者可能是假的，他們偽造了臨床試驗。但如果有人成功治愈了癌癥，我們應該感到興奮才對。”

他還指出，美國不斷泛化“國家安全”概念將導致其跨境創新的喪失。他質疑道：“如果一切都關乎安全，甚至包括生物技術和生命科學，那么我們選擇退出該生態系統和共同創新的跨境合作，會失去什么呢？”

他分析說，生命科學比其他任何領域都具有典型性，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南方國家都在開發新的藥物和療法，而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則選擇退出，“我不太確定這是否是好事，是否符合科學的利益。但這忽略了中國實際上將在這些領域進行創新的事實”。

埃文·費根鮑姆（資料圖）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網站

此外，在對話中，主持人理查德·格雷提到，廣州的部分地區像是一個“時間膠囊”，呈現了美國人想象的中國。美國人眼中的中國就像是一個“紡織工廠”，而不是一個有著大規模資本動員和技術進步的地方；美國人看來，中國在很多方面只是在復制，而不是創新。“你可以想象美國在歐洲設計了一款奢侈品包，然后中國工廠生產了它的仿制品”，但理查德指出，這種情況正在迅速改變，中國已經在電動汽車、電池、變壓器等領域實現跨越式的發展。

針對這一刻板印象，費根鮑姆也提出了反對：“‘紡織廠’并不是一個符合中國發展方向的比喻，深圳的硬件生態系統是一個更貼切的說法。因為深圳的生態系統非常獨特。盡管有人試圖在亞洲其他地區復制這種模式，但深圳能夠在短時間內完成原型設計、生產制造、產品改進，然后進行調整、創新，并在一個狹小的地域內不斷重復這一過程，世界上沒有哪個地方能像深圳一樣。它就像一個硬件仙境（wonderland）。”

費根鮑姆解釋道：“我越來越多地將紡織業與柬埔寨、孟加拉國等東南亞、南亞地區的國家聯系起來，實際上其中很多地方都有中國的投資。在這些經濟體中，增長最快的投資者是誰？是中國。而‘中國+1’戰略，很大程度上是中國企業的出海，并帶著他們的跨國合作伙伴一起遷入。”

“因此，我對中國未來發展的比喻，一個是深圳的硬件生態系統，另一個是無人機等行業中常見的軟硬件集成。中國掌握了硬件，然后找到了如何將軟件與硬件集成的方法，使其成為市場領導者，而且通常是與跨國公司共同完成的。很少有地方能夠成功復制這種模式。”

費根鮑姆指出，以臺灣地區為例，在硬件方面非常出色，軟件方面則不然，軟硬件集成方面也同樣如此。因此，與中國大陸競爭，或者說企圖打造一個替代中國大陸的中心，意味著要創建一個替代性的硬件生態系統。費根鮑姆強調道，問題不僅僅在于要在其他地方建設一個類似的中心，而在于深圳可以進行原型設計并在短產品周期內快速迭代，而這種方式只有中國大陸才能掌握。其次，在許多新興和基礎產業中，軟件和硬件的集成方式極具創意且實用。未來將會有很多這樣的產業出現。

費根鮑姆總結道，中國在制造業自動化和先進制造業方面，比世界上的其他國家都做得更好，而這些方面其他國家也嘗試過，但效果并不理想。因此他認為，鑒于硬件生態系統的本質，中國在很多方面仍將繼續占據主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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