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偉廷5月份剛從美國南加州大學電影藝術學院研究生畢業。兩年前，他在完成一部習作時，有過一次前所未有的拍攝體驗。

那是一支短片，講述了一對年輕戀人的愛情故事。臨近結尾的地方有場戲，兩人發生了性關系，不需要裸露，只是女生有點處于被迫的狀態。從開機之前，田偉廷就在構思這一幕該如何去完成，盡量讓演員在表演中能感到舒適一些。

由于是課程作業，學校也要對劇本進行審核。盡管這場戲的尺度不算太大，但涉及了性暴力，還是被著重標注出來。兩輪審核之后，學校給出了具體的反饋意見：拍攝時必須有親密協調員參與。

這是田偉廷第一次真正接觸到親密協調員這個角色。他和制片人商量了一下，隨即找到一位，總共聘請了六天，全程跟組：“具體到那場戲，一天就能拍完，只是保險起見，防止演員出現任何心理問題，我們沒有能力應付。”親密協調員一天的勞務是200美元，對預算有限的學生劇組來說，無疑是不小的支出。

但隨著短片順利殺青，田偉廷覺得這筆錢還是值得的。“親密協調員的幫助特別大。她相當于我和演員之間的一個中間人，代替我去跟演員溝通和確定邊界。而且每當我有猶豫不定的地方，她會跟我一起討論，更好地避免了鏡頭可能對演員產生的剝削。可以說，沒有這個工種很難拍親密戲，作為導演心里會不踏實。”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2023年2月14日，神奈川縣川崎市，一位親密關系協調員西山桃子（右）在一部電視劇的拍攝現場向演員們提供建議。本文圖/視覺中國

協調員在場會很不一樣

在美國，類似的情況并不鮮見，基本上所有高校的影視專業對于親密戲都會要求配置協調員。田偉廷問過老師，得知相關制度其實實行了很多年，大約五年前開始變成強制規定。

就讀于洛約拉馬利蒙特大學影視學院的王穎，上學期在學姐的組里幫忙，擔任場記。一次閑聊時，她發現原來經常坐在自己旁邊盯著監視器的人就是一位親密協調員。“他們那個片子里有兩個演員接吻的場景，而且吻得很激烈，所以需要親密協調員在場。”

這個偶然的相遇也讓她回想起了自己幾年前的一次拍攝經歷。那時她還在上海視覺藝術學院讀本科，同樣是導演一部作業短片，劇情里有一段偷情戲留下了永久的遺憾。“當時我清場了，演員也都穿著衣服沒有裸露，但是事后我覺得我還是沒有做好。因為我沒有提前設計動作，完全讓演員自由發揮，也沒有采取保護措施，導致他們有一些不適的接觸。拍的過程中演員的情緒就不是很高，她肯定很崩潰，但我是拍完之后才隱隱意識到。”她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如果當時有親密協調員在旁邊的話，可能會很不一樣。”

高校只是一個縮影。在如今的美國影視行業，親密協調員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存在。Intimacy Directors and Coordinators（親密關系指導與協調員）、Theatrical Intimacy Education（親密戲教育）、Intimacy Professionals Association（親密戲專業人士協會）等眾多機構，則提供相應的職業培訓和從業資質認證。

張咪咪是一位資深的影視從業者，先后從事過策劃、制片、監制等工作。幾年前她轉戰大洋彼岸，將80％的精力投放在美國，既經手電影制作，也參與短劇拍攝。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親密協調越來越成為制片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僅就她自己來說，目前就已經與超過30位協調員有過合作。

據她介紹，通常親密協調員會先對劇本做拆解，提取出親密戲的內容，然后與制片人和導演交流，充分了解拍攝想法和需求后再跟演員進行溝通。而當所有細節都得到確認，他們還要進行動作設計、鏡頭規劃乃至分鏡繪制、演員訓練等工作。

等到正式開機，親密協調員會在片場進行監督，確保清場等措施維護環境的安全性，并隨時保持對演員狀態和拍攝進程的留意，一旦有任何不適或違背前期方案的情況出現，立即叫停。為了保護演員，親密協調員也會采取許多特制道具，比如使用防護貼、Shibue（女用隱形襯墊）、Hibue（男用隱形襯墊）等遮擋隱私部位。與此同時，他們還會準備諸如洗臉巾、牙刷、牙線、脫毛儀、口香糖、漱口水等物品，提高演員表演時的舒適度。

親密協調員出現在美國的影視片場已經非常普遍，美國綜藝《周六夜現場》為此專門制作了一部短劇。

甚至即使拍攝結束、劇組殺青以后，親密協調員的職責依然延續。在全球首個親密戲指導的非營利組織Intimacy??Directors??International（親密戲導演國際組織，以下稱IDI）所制定的工作原則中，除去知情、溝通、同意和編排，還包括了戒斷一項。所謂戒斷，即通過心理輔導等方式幫助演員從角色情感、關系與處境中抽離出來，尤其是涉及違背世俗倫理或帶有暴力、強迫、傷害色彩等性質的親密戲時，協調員可能會對演員進行幾個月到幾年的持續追蹤。

如此細致而周詳的工作，親密協調員的勞務費用自然不低。不同于面對學生的相對低廉，一個親密協調員正常的市場價格是1000—1500美元/天，在劇組職員中屬于較高水平。這無疑加重了劇組的預算壓力，特別是對于一些獨立制作的小成本項目而言。但在張咪咪看來，額外增加的成本是物有所值的：“演員覺得自己被尊重和保護了，他的表演會更自然；導演的話，有一個更專業的人給予更多專業性建議，拍攝的效率也會更高；對于制片來說，相當于幫我們take on了一部分工作。”

“這是一個共贏的事情。”她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協調員的誕生

事實上，親密協調員由來已久，最早的雛形可以追溯至2006年的一篇論文。作者托尼亞·希娜是一位戲劇演員、導演，多年的舞臺經歷中曾深切體會過演出親密場面導致的尷尬和困擾，因而在弗吉尼亞聯邦大學攻讀碩士學位期間便將此作為自己的研究方向。她在論文中創造了“親密編導”（Intimacy Choreographer）的概念，強調“舞臺上的性愛場景應當經過精心編排，充分關注演員安全。理想情況下，每個動作都應當由經過專業訓練的編導進行具體的走位設計、指導和排練……必須認識到性欲與性感的區別”。

除了理念，在一些舞臺作品中，托尼亞·希娜也積極進行著相關實踐。2016年，她聯合其他人共同創立了IDI。

得益于托尼亞·希娜的倡導與帶動，許多同業者都將視線和思考投向了親密表演領域。2014年，英國演員、形體指導伊塔·奧布萊恩提出“親密戲準則”，為親密指導制定了詳細的執行流程與標準。這份準則至今依然被業內視為基礎范本和重要參考。

真正推動這一角色職業化發展的起點，則在2017年。那一年，隨著制片人、導演韋恩斯坦被指控涉嫌對多位女性進行性騷擾，一場運動由好萊塢開始迅速擴展。其中，影視行業尤其成為一個重災區，USA Today發布的一項聯合調查顯示，受雇于美國電影業的女性有94％都曾經歷過性騷擾或攻擊，包括“被以性方式觸摸”（69％）、“未經同意被展示性照片”（39％）、“強迫做性行為”（21％）和“意外地命令裸體參加試演”（10％）。

許多侵犯正是以親密拍攝為由進行的。1972年的《巴黎最后的探戈》即一個典型案例，那部電影里有一幕強奸場景，女主演在許多年后曝出，當時的劇本里并未寫到這場戲，導演和男主演也沒有提前告知，自己直到最后一刻才明白發生了什么。為此，她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都處于嚴重的心理創傷中。

2022年10月7日，在紐約市舉辦的一場親密關系指導工作坊上，親密協調員展示了拍攝親密關系時演員需穿著的服裝。

即使是非極端情況下，許多親密戲拍攝也會因具體操作的處理不當而帶來傷害。2013年，電影《阿黛爾的生活》一舉拿下了戛納金棕櫚獎，女主角之一的雷雅·賽杜后來卻形容電影拍攝過程十分羞辱，讓她覺得自己“像個妓女”；因成功飾演“龍媽”而走紅的女演員艾米莉亞·克拉克也曾在一次采訪中透露，自己在美劇《權力的游戲》中拍攝裸露戲份時幾近崩潰，經常躲在廁所里哭泣。

韋恩斯坦事件之后，這些潛藏已久的問題成為焦點，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受制于輿論壓力，影視行業不得不撕掉長久以來的遮羞布，重新直面和審視親密戲拍攝的尺度與界限。

2018年，HBO開拍《墮落街傳奇》第二季——一部講述美國20世紀70年代紐約成人產業和社會萬象的劇集。女演員艾米麗·梅德飾演劇中一名從明尼蘇達前往紐約追尋夢想的女孩，在設定里，她先是站街謀生，而后成為一位成人片明星，幾乎每一集都有大量的親密戲份。

由于該劇的男主演曾被指控在拍攝期間行為不端，所以艾米麗·梅德堅持要求有一位專業指導，為親密戲保駕護航。于是，劇組邀請到了IDI的創始人之一艾麗西亞·羅迪思加入。由此，親密協調員（Intimacy Coordinator）的崗位正式誕生，該劇也成為首部設置這一工種的影視作品。隨后HBO宣布，未來會在所有涉及裸露或模擬性行為場景的劇集中配備親密協調員。

2019年，Netflix制作劇集《性愛自修室》，也聘用了親密協調員。緊接著，各大電影公司和劇集制作平臺都陸陸續續地將親密協調納入自己的制片流程中，以至于路透社在當年的一篇報道中稱，親密協調員是“好萊塢增長最快的職業”。

2023年，伴隨美國演員工會及廣播電視藝人聯合工會發起的好萊塢大罷工，親密協調員被進一步確立為行業規范。在工會與資方達成的多項協議里，明確了親密戲拍攝必須提供親密協調員，并且相關條款要寫進制片合約里。

相對滯后的東亞

自美國而始，親密協調員也逐漸擴展至全球其他國家。

比如在英國，親密協調員得到了英國導演協會、演員工會和創意產業聯盟的認可，BBC的《普通人》《聊天記錄》、Channel 4的《這是罪》、SKY的《倫敦黑幫》等作品背后都有著這一角色的身影。

又比如，德國于2021年成立了親密協調及動作指導協會（BIK），并在2023年柏林電影節期間組織了全球首個聚焦親密協調員這一新興職業發展的國際論壇；澳大利亞電影電視局則發布了指南，建議影視拍攝使用親密協調員，同時組織舉辦了親密協調員高級研習班和親密協調員網絡研討會。

然而對東亞地區來說，親密協調員卻依然陌生。在日本，是枝裕和、西川美和等導演都曾呼吁引入該職業，但迄今為止，整個日本只有五位獲得認證的親密協調員。在韓國，直到2023 年才由導演林夏妍在自己的劇組里完成首次聘用，2025年初權寶藍成為本國第一位獲得認證的協調員，但據當地媒體報道，她還一直沒有接到相關工作。

“我聽說過一部香港的制作啟用了親密協調員，導演也是香港人，不過他們是從臺灣聘請的。畢竟那邊的經驗比較成熟，香港的話，基本沒有本土的親密協調員存在。”來自四川、在香港一家電影公司工作的Lesley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基于這樣的現實，眼下她正在盡力推廣親密協調的理念。她在自己的社交平臺上發布了許多介紹，希望能有更多人對此產生了解。“兩個月前，我還跟朋友開始做了一個香港業內的系列訪問，幕后幕前的人都有。我們準備做一個報告出來，然后到香港藝術發展局申請資金，看能不能開幾場talk和更偏實踐性的workshop。”

Lesley覺得，無論親密戲還是親密協調員，都需要在現有的認知上有更新的認知。一方面，親密戲不只是處理裸露和性愛場面，還包括情感上的親密接觸：“比如有一部電影叫《曬后假日》，就是講爸爸跟女兒的相處，完全不涉及兩性之間的sex，但他們還是聘請了親密協調員，防止未成年女性在演戲過程中對成年男性產生模糊的情感。再比如，是枝裕和導演的《怪物》，講兩個小男孩之間的故事，有一點點同性之間的那種愛慕，也要通過親密協調員幫助他們區分自己的性取向和角色的性取向。”另一方面，親密協調員的作用并非局限于保護演員，也同時要負責使親密戲份實現更好的呈現效果和表達作用：“蠻像動作電影里的武術指導。動作電影需要通過一些事前設計和保護避免演員受到物理傷害，以確保每一個鏡頭的可重復拍攝性；而親密戲也是通過事前設計和保護避免演員受到心理傷害，也保障了制作方或導演在想要演員re-take時能夠成事。”在她看來，這是亟須補上的一課，尤其行業自身應該首先形成共識和重視。

不過，王穎和張咪咪對此保持著相對謹慎的態度。她們都認為，親密協調在中國的普及或許不會那么迅速，至少五到十年之內不太可能。

與之相似，田偉廷也認為，親密協調是建立在影視行業標準化、工業化基礎上的，同時需要社會層面的文化、觀念發展到一定程度。“可能只有整體水平都提高了，才會有這么一個市場出現。”

發于2025.6.23總第1192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親密協調員：大尺度鏡頭背后的守護人

記者：徐鵬遠（xupengyuan@chinanews.com.cn）

編輯：楊時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