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的“奧本海默時刻”

之前《衛報》一篇廣為轉載的文章（作者為Nick Robins-Early）寫了AI的“奧本海默時刻”。

在城市巷戰中，士兵們遭遇火箭彈襲擊被困。一隊攜帶炸藥的自主無人機應聲而來，進入建筑物搜索敵人并自行引爆，精準擊殺目標。這一幕雖然來自以色列軍火商Elbit Systems的廣告，但類似的AI無人機正在真實戰場上被廣泛使用。

烏克蘭軍方已使用裝有炸藥的AI無人機攻擊敵方目標，并襲擊俄羅斯煉油廠。2024年，美國在敘利亞和也門也使用AI系統識別空襲目標。以色列國防軍在加沙沖突初期用AI系統標記了多達37000名“疑似武裝分子”。

當地時間2025年6月15日，赫爾松地區，俄羅斯無人機部隊的一名士兵正在操作無人機。

專家指出，全球沖突加劇了AI武器的部署和實戰測試，同時暴露出監管的嚴重缺失。盡管AI系統存在不可預測性和倫理爭議，各國軍隊對這類技術的需求卻在持續高漲，帶動了一個數十億美元的AI軍備競賽，吸引了硅谷巨頭和各國政府的關注。

許多軍事專家形容當前局面為AI戰爭的“奧本海默時刻”，意指這是像二戰原子彈開發那樣的關鍵歷史節點，可能重塑戰爭的未來。雖然AI技術爆發性發展始于近幾年，但軍事領域對自主武器的追求由來已久，只是過去不被公眾關注。專家指出，“自主性”不應被簡單理解為機器完全獨立行動，而是一個連續的光譜。如今，機器可以在很少甚至無人工干預的情況下做出復雜決策。

美國五角大樓計劃投入數十億美元開發成群無人機作戰系統。空軍的目標是在五年內打造1000架AI戰機組成的機群。國防部還資助神秘的“繆斯計劃”，研發自動目標識別和監控技術。

軍火公司也從中獲利巨大。比如Anduril公司專注致命自主攻擊無人機和戰斗機，2024年向烏克蘭和中國臺灣地區提供無人機，估值達125億美元。Palantir公司則參與開發敵方目標識別AI，合同金額數億美元。以色列Elbit Systems年收入約60億美元，獲得數十億美元軍方訂單。

這些軍事AI系統高度機密且缺乏透明度，獨立監督幾乎不可能。研究人員將這種現象稱為“雙重黑箱”：既有算法的復雜和不透明，也有國家安全的嚴格保密，使公眾無法得知這些系統是否安全、有效或符合倫理。例如，以色列某AI打擊系統被指誤判率高達10%，但軍方仍依賴其作戰。研究人員只能通過戰場上殘骸和間接數據推測系統功能。

軍方和企業常提“人類在環”（human in the loop）概念，強調人類必須參與關鍵決策以保證倫理。但實際操作中，這往往被形式化甚至流于表面。許多AI攻擊系統在事前獲得批準后自動執行，真正的實時人類介入有限。專家警告，“人類在環”容易被誤用，變成了自動化的借口。聯合國和多國倡議呼吁禁止完全自主殺手機器人，要求確保始終有人類責任。但現實中，美國和以色列反對禁令，認為自主武器可減少平民傷亡。

AI自主武器正快速進入軍事系統，改變戰爭規則和人類角色，其潛在風險巨大，包括失控、誤判、加劇戰爭升級等。專家警告，缺乏監管和透明度可能讓這些系統在未來造成難以挽回的后果，公眾、政府和國際社會需盡快制定規則，防止AI武器帶來新的災難。

近日據《衛報》報道，美國國防部宣布已與OpenAI簽署一項價值2億美元的合同，目的是將生成式人工智能應用于軍事領域。這是OpenAI發起的“將AI技術服務于政府”的項目中，第一個與美國國防部達成的合作。根據該公司發布的一篇博客文章，OpenAI希望展示前沿人工智能在行政管理以及網絡防御方面的巨大潛力和改進空間。

去年年底，OpenAI還與國防技術初創公司Anduril Industries宣布達成合作，共同研發并部署用于安全任務的AI解決方案。根據兩家公司發布的信息，此次合作將結合OpenAI的大模型能力與Anduril的軍用技術平臺，用于提升對抗空中無人機與其他“無人飛行系統”的防御能力。

近年來，美國科技巨頭紛紛向軍方推廣其人工智能和安全工具，包括Meta（Facebook母公司）以及專注于國防技術的Palantir。Palantir由保守派科技億萬富翁彼得·蒂爾（Peter Thiel）創立，被認為在推動硅谷的“右傾化”方面起到了關鍵作用。

2025年4月14日，插圖展示了Palantir的logo。Palantir 是一家美國公司，專注于大數據分析的軟件平臺。

最近的新聞還包括，美國陸軍宣布成立201特遣隊：高管創新軍團，這是陸軍預備役部隊中的一個新單位，將招募科技高管擔任軍官。首批入伍者中包括Palantir首席技術官Shyam Sankar。《雅各賓》副主編Meagan Day在《雅各賓》上的文章認為，這代表了一種趨勢，科技巨頭們紛紛放棄進步姿態，加入爭奪美國軍事霸權的戰斗。

Sankar在《自由新聞》（Free Press）上寫道：“十年前，科技巨頭公開支持美國軍方是難以想象的；同樣，軍方主動接納商業精英也很反常——更別說專門設立一個軍團來使用他們的技術才能。但如今，雙方都發生了根本性轉變……Palantir是這個趨勢的開路先鋒。”

這段話也正說明了Palantir如何看待自己。自從9·11后由Alex Karp和Peter Thiel創辦以來，這家大數據公司就堅定支持美國的全球軍事主導地位。Karp表示，Palantir在硅谷一度被視為異類，幾十年來飽受質疑，但最終成功改變了業界共識。他在一次采訪中甚至說：“我們曾非常有爭議，但現在不同了——一方面是因為人們意識到之前的想法是錯的，更現實地說，如果你靠某樣東西賺了很多錢，那它就一定有價值。我們通過羞辱對手并賺大錢來改變世界。這才是最有效的社會變革方式：讓敵人丟臉、變窮。”

他口中的“敵人”，正是那些曾經在硅谷高舉“社會正義”大旗的人。2017年，谷歌曾中標美軍的Project Maven項目，用人工智能技術輔助作戰。但由于員工和公眾的強烈反對，谷歌最終退出。Palantir迅速接手，創始人Karp批評谷歌不敢沾戰爭的邊，是“失敗者心態”。

如今，硅谷開始轉變：為了避免被看作“軟弱”，一些科技公司甚至開始“炫耀惡行”（vice signaling），不再標榜道德立場，反而以支持軍方、粗暴陽剛為榮。在“執行創新軍團”新兵中，包括Meta的技術負責人——一個曾試圖營造溫和形象的公司，如今卻在馬克·扎克伯格的帶領下，轉向強硬、激進甚至具有“男子氣概”的風格。

這股風潮可以稱為“Palantir效應”，其影響遠不止改變Meta的公關策略。過去那些標榜社會正義的硅谷公司，現在紛紛向特朗普政府靠攏，并樂于接受外界批評，把這些批評當作“榮譽勛章”，證明自己不是“軟弱的自由派”。對他們來說，傾聽批評就意味著向所謂的“覺醒文化”低頭，而Karp甚至將“覺醒文化”稱為“Palantir、美國以及全世界的最大威脅”。

科技界正在與特朗普政府、加密貨幣、格斗文化和軍方融合。例如，特朗普近期舉行的“軍力大游行”的企業贊助名單就包括：Palantir、軍火商洛克希德·馬丁、數據巨頭甲骨文、加密貨幣平臺Coinbase，以及由格斗賽事UFC總裁Dana White創立的能量飲料品牌Phorm Energy（Dana White同時也是Meta董事會成員）。

在這些企業中，Palantir無疑是特朗普政府的寵兒。政府為其提供了大量合同，以至于民主黨議員寫信要求Palantir說明這些交易的合法性和正當性。特別令人擔憂的是，Palantir正試圖響應特朗普的號召，建立一個集中管理全美公民信息的數據庫，將現有分散在各個政府機構的信息整合成一份“統一檔案”。

Palantir還參與為移民與海關執法局開發“ImmigrationOS”系統，用于追蹤移民行動、實施逮捕、拘留和驅逐出境。此外，特朗普政府還增加了Palantir在Project Maven項目上的資金投入，使其能更快推進AI軍事化，包括開發無人機自動監控與目標識別技術。政府甚至還撥出1.74億美元，讓Palantir打造一款被稱為“泰坦”（Titan）的戰場情報系統，安裝在大型卡車上，用于前線作戰。

盡管Palantir長期涉足軍事與政府系統，卻鮮少受到公眾深入審視。直到近期，以色列在加沙的軍事行動引發爭議，Palantir的角色才開始受到更多質疑。據報道，公司為以色列提供AI分析工具，用于生成轟炸目標清單。據《紐約時報》，這些系統曾導致以色列軍方轟炸包括兒童在內的平民。面對巴勒斯坦抗議者，Karp冷漠回應：“她覺得我是惡魔，而我覺得她是哈馬斯操控的受害者。”

隨著特朗普可能再次執政，Palantir的影響力可能進一步擴張：從美國本土監控系統，到海外戰場殺傷判斷，Palantir都被賦予關鍵角色。雖然這些發展引發不少擔憂，但在華爾街，Palantir卻被視為新寵。2025年，它成為年度表現最好的公司之一，股價在特朗普上臺后飆漲140%。

Karp對那位巴勒斯坦抗議者的回應，并不是他第一次發表類似言論。他經常將支持巴勒斯坦的學生抗議視為美國與歐洲衰落的象征。在一次AI與國防會議上，他稱這些抗議營地為“正在感染我們大學的異教宗教”，并把學生稱為“社會內部的病毒”。作者認為，這類言論尤為令人不安，畢竟他掌管的是一家擁有先進AI技術、且被賦予國家安全任務的公司。

Karp曾說，在他與Peter Thiel創辦Palantir時，自己還是個進步派，而Thiel是保守派。他以前捐款給民主黨人，包括卡瑪拉·哈里斯。但從他的新書《技術共和國》和近期言論來看，他似乎已經徹底轉向。他在里根基金會的演講中稱：“美國人是世界上最有愛心、最敬畏上帝、最公平、最不歧視的民族。他們希望那些傷害美國公民、綁架人質、或者向美國輸入毒品的人，得到嚴重報復——無論是你自己，還是你的朋友、親戚、賬戶、情人，全都要付出代價。”

Karp不斷談論“西方的優越性”，語言越來越像萬斯、班農、歐爾班等右翼領袖。他甚至在給股東的簡報中穿著T恤、頭發凌亂地說：“Palantir的使命是研發連政府都沒來得及要求的武器技術，讓西方發揮它與生俱來的優勢。”他還說：“雖然我也關心整個西方，包括歐洲大陸，但歐洲真的很虛弱……但我相信，我們正在讓美國變得更致命，讓敵人越來越不敢觸碰美國的利益。”他告訴股東：Palantir的目標就是改變現有秩序，讓合作伙伴成為世界最強的機構，在必要時嚇住敵人，甚至消滅他們。

這些言論令人震驚，尤其是出自一家擁有尖端AI能力的公司。作者認為，而更令人擔憂的是，Palantir的成功正拉著整個硅谷一起轉向右翼。在最近的“國家競爭力AI博覽會”上，Palantir、谷歌、OpenAI和Anthropic的高管與情報頭目、將軍和參議員并肩而坐，公開推動硅谷科技與軍事實力的結合。

過去，那些曾假裝追求社會正義的公司，如今爭先恐后地展示自己支持“西方至上”與軍事霸權的姿態。Palantir從邊緣角色，變成了一個新共識的核心，推動科技與政治聯手，以最先進的AI能力為工具去剝奪、壓制他人。

美國腦死亡孕婦產子風波

當地時間6月13日，美國佐治亞州的阿德里安娜·史密斯（Adriana Smith）懷孕25周時經緊急剖腹產誕下一名體重僅為1磅13盎司（約合820g）的男嬰。男嬰被取名為Chance，目前在新生兒重癥監護室，由于存在腦內積液，他可能面臨包括失明、無法行走等在內的健康問題。而這一事件之所以令美國內外輿論嘩然，是因為史密斯在今年2月就被宣布腦死亡，她的母親在接受當地媒體采訪時說，史密斯的醫療團隊表示，由于史密斯當時已懷孕近9周，根據佐治亞州的法律，他們別無選擇，必須使用呼吸機維持她的生命，直到胎兒能夠在子宮外存活，當時醫生的估計是將在她懷孕32周左右時進行引產。6月17日，剛滿31周歲的阿德里安娜·史密斯脫離生命支持，她另有一個七歲的兒子。

美國ABC新聞（ABC News）日前刊發了針對該事件的詳細報道。報道指出，史密斯在2月初因劇烈頭痛前往亞特蘭大市北部醫院就醫，醫生開藥后便令其回家。男友醒來發現史密斯呼吸困難，將其送至艾默里迪凱特醫院，隨后轉院至艾默里大學醫院，CT顯示其腦部有多處血栓。2月19日，史密斯被宣布腦死亡。艾默里醫療系統在給該新聞機構的聲明中表示，其首要任務始終是患者及其家屬的安全和福祉，稱其會參考臨床專家的共識、醫學文獻和法律指導，為醫療服務提供者在做出醫學建議時提供支持，并稱因法律要求對病人的健康信息保密而無法對個別事項和情況做出評價。

這則官方聲明中提到的法律指導顯然是指2019年佐治亞州州長布萊恩·坎普（Brian Kemp）簽署的所謂“心跳法案”，也即《生命法案》（LIFE Act）。該法案禁止在檢測到胎兒心臟活動后進行墮胎，這通常發生在妊娠六周左右——很多女性甚至還沒意識到自己懷孕的時候，該法案還將“人”的定義擴展至包含任何發育階段的胚胎或胎兒。該禁令最初在法庭上被阻止，但在2022年美國最高法院推翻羅訴韋德案后恢復。2024年9月，一名州法官裁定該禁令違憲，但一周后佐治亞州最高法院又恢復了該禁令。

ABC新聞的報道指出，這項法律在史密斯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存在爭議。佐治亞州總檢察長辦公室在5月發給最早報道此事件的新聞機構11Alive的聲明中澄清說，該法案并未要求埃默里大學醫院繼續為史密斯提供生命支持。喬治城大學法學院教授米歇爾·古德溫（Michele Goodwin）認為，該法案并未明確規定已故孕婦必須佩戴呼吸機，也沒有任何立法記錄表明這是制定該法案的立法者的意圖。然而在她看來，在羅訴韋德案被推翻的后多布斯時代，美國可能會出現更多像史密斯這樣的病例，并且會產生對于應該提供何種治療方案的困惑。她解釋說，由于很多州的墮胎法都對實施墮胎的醫療服務提供者，醫生、護士或醫院設定??了刑事處罰，這導致醫療服務提供者過于謹慎，曾經的黃金治療標準以及醫學和倫理訓練都可能被擱置。

明尼蘇達州圣保羅市米切爾·哈姆林法學院的法學教授兼生物倫理學家薩迪厄斯·波普（Thaddeus Pope）表示，如果史密斯的家人拒絕繼續進行器官維持治療，這種行為不符合被視為墮胎的條件，但他補充說，醫療團隊可能是出于對該法案中“胎兒人格”條款而不敢撤下生命支持。波普還提到，根據2007年佐治亞州《醫療保健預先指示法案》，即便有病人要求撤掉生命支持的預囑，在胎兒存活的情況下，孕婦也不能被撤去生命支持治療。但他認為這一條款對于已經腦死亡的史密斯并不適用，是否維持生命的選擇應由其家人做出。

紐約大學格羅斯曼醫學院生物倫理學教授亞瑟·卡普蘭（Arthur Caplan）認為，醫院可能錯誤闡釋了佐治亞州的墮胎法。他表示，為了幫助胎兒生長而維持人工呼吸和心臟功能在倫理上令人擔憂，“嬰兒在一具死去的身體里孕育，這正常嗎？”

報道最后指出，法定死亡的孕婦使用生命支持如此之久的案例十分罕見。2014年的一項綜述發現，記錄在案的病例中，法定死亡孕婦的妊娠延長期在2至6周。此外，德國研究人員進行的一項系統性綜述發現，1982年至2010年間，醫學文獻中出現了30例此類病例。在這些病例中，只有12名嬰兒出生并活過了新生兒期，即出生后的最初28天。

《紐約雜志》（New York Magazine）旗下網站The Cut以“我們對他們來說只是人類孵化器”（“We’re Just Human Incubators to Them”）為題的評論文章對這一駭人聽聞的事件表達了強烈憤慨。文章指出，史密斯入院時，她懷孕尚不到9周，距離分娩有數月之遙，胚胎在當時還無法被肉眼看到。但按照佐治亞州的法律，胚胎最終發育成一個有生命的、能夠呼吸的孩子的微小可能性超過了一個正在哀悼他們尚有呼吸的女兒的愿望。史密斯所愛之人被剝奪為其選擇臨終安排的恐怖經歷，揭露出反墮胎者不僅僅是試圖剝奪女性的尊嚴、人性和身體自主權，她們的家人和社區也在其影響范圍之內。在長期的精神痛苦之外，史密斯一家如今還要面臨驚人殘酷的經濟負擔。他們不僅要承擔維持史密斯生命的醫療干預費用，還要為一個一出生就面臨諸多健康挑戰的孩子負責。

該文作者認為，反墮胎倡導者將這一事件歪曲成醫療服務提供者對法律的錯誤闡釋，每次有人因墮胎禁令遭受不可挽回的傷害乃至死亡時他們都會這樣做。然而，法律就是按照預期發揮作用的，史密斯的命運并非一次系統故障，而恰恰是這個系統的特點。反墮胎運動將近乎彌賽亞般的潛能灌注到每一個胎兒之中，與此同時卻把懷有胎兒的孕婦視作無足輕重可以拋棄的人。“無論生死，我們對于他們而言只是人類孵化器。”

巧合的是，在大洋彼岸的英國，墮胎權同樣在上周成為重要話題。當地時間6月17日，英國議員投票通過墮胎非罪化，這是英國1967年通過《墮胎法》后近60年來在生殖權利方面邁出的最大一步。據《衛報》當日報道，在針對政府犯罪和警務法案的一份修正案中，議會投票修改了管轄英格蘭和威爾士墮胎的刑法，使得在法律框架外尋求終止妊娠的女性免于受到起訴。具體而言，墮胎權的框架——需要兩位醫生的簽字以及可以終止妊娠的法定時限保持不變，違背法律提供墮胎的醫生仍然面臨被起訴的風險（引產罪的最高刑期為終身監禁），但在法律規定之外終止妊娠的女性，例如在超過24周后墮胎或在網絡上購買墮胎藥的女性，將不再面臨逮捕或監禁。

對墮胎非罪化的呼聲是伴隨不斷增加的被逮捕風險而逐漸壯大的。《衛報》6月16日的另一則報道指出，據估計，過去十年間已有超過100名女性因涉嫌墮胎而被起訴。進入21世紀以來，此類案件和定罪的數量都有所增加。1861年至2022年間，英國僅有三名女性因非法墮胎被定罪。僅2022年12月以來，就有七名女性被指控，其中一人被判入獄。上述17日的報道中提到了一個令牛津刑事法庭的法官感到“大吃一驚”的案例：2022年，一位25歲的母親被起訴，原因是醫生在她體內發現了疑似墮胎藥的藥丸而向警察報案——盡管她4磅4盎司（約1930g）的嬰兒活了下來。

此次通過的修正案是由工黨后座議員托尼亞·安東尼亞斯（Tonia Antoniazzi）提出的，而另一位工黨后座議員斯特拉·克雷西（Stella Creasy）提出將墮胎作為一項人權的競爭提案因為墮胎服務提供者及其支持者的反對未被選中投票。克雷西在18日投書《衛報》，指出她的這份提案更進一步，旨在為“所有致力于確保女性能夠獲得安全合法墮胎服務的人們提供保護”。她認為，在本屆議會中，任何支持墮胎權的修正案都會獲得通過，然而由于左翼的膽怯，一個至關重要的機會被錯失了，將墮胎定為犯罪行為的法律仍然存在，想要攻擊墮胎權的人一旦掌權就會利用這些法律。而在未來的年月里，針對進步價值觀的攻擊將會愈演愈烈，牢記這個錯失的時刻并從中學習政治的勇氣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