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建川博物館的川軍抗戰館中，陳列著一面“死”字旗。這是抗戰時期四川人王者成送兒子王建堂從軍抗戰、臨行送兒的一面旗幟，正中一個大大的“死”字。

圖為“死”字旗復原件。

《北川羌族自治縣志(1988-2007)》記載：

王建堂(1912-1992)，男，漢族，四川北川曲山鎮人。

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生后，全國抗日熱情高漲。王建堂組織青年志愿者100余人，自稱川西北請纓殺敵隊，到安縣縣政府請求上前線抗擊日本侵略軍。安縣縣長大加贊賞，命名為“特征義勇壯丁隊”。建堂之父王者成用白布制旗一面送子出征，白旗正中大書一“死”字，右邊題寫“我不愿你在我近前盡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盡忠”，左邊題寫“國難當頭，日寇猙獰，國家興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過年齡，幸吾有子，自覺請纓；賜旗一面，時刻隨身，傷時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安縣縣長在歡送抗日戰士開赴前線的群眾大會上展示“死”字旗，會場上群情勃發。成都新聞媒體登載以《模范父親》為題的報道，褒揚“義民王者成送子出征”。

圖為王者成(左)、王建堂照片。

這個感人的故事只是抗戰川軍中的一個縮影。

1937年9月5日，成都少城公園(今人民公園)內人山人海，“四川省各界民眾歡送出川將士大會”在這里舉行。于是，幾十萬川軍，身穿破舊的軍衣，踏上了抗日的征途。

圖為扛著“精忠報國”旗的川軍將士出川遠征。

裝備落后、缺糧少彈、草鞋單衣，川軍一度被認為是“最糟糕的軍隊”。然而，就是這樣一支部隊，卻在抗戰中進行了無數次艱苦、慘烈的犧牲，參加了中國戰場抗擊日軍的28個大型會戰、戰役，守衛全部前線戰場五分之一的國土，換來了“川軍能戰”“無川不成軍”的名譽。

四川省蒲江縣的李家鈺雕像(2015年4月1日攝)。新華社發

“男兒仗劍出四川，不滅倭寇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間到處是青山。”這是犧牲在抗日戰場上官職最高的川軍將領、時任國民革命軍第三十六集團軍總司令李家鈺在出川抗戰前誓死的決心。

圖為渠縣從軍的知識青年到重慶入營。

1943年冬，中國抗日戰爭進入最艱難的時期。四川掀起了知識青年從軍的熱潮。全國共征選應征青年10余萬人，四川人就有4萬人以上，居全國之首。

紀實文學《川人大抗戰》一書中寫到：抗戰八年中，全國抗日軍人中每五六人就有一個四川人；十五六個四川人中就有一人上前線；川軍犧牲巨大，傷亡人數約為全國抗日軍隊傷亡總數的五分之一，共計64萬余人。

四川省檔案館組織編寫的《抗戰時期的四川——檔案史料匯編》中記錄：340萬川軍參加抗日，犧牲慘烈，居全國之首；整個抗日戰爭期間，僅有四川等少數幾個省份未受日本法西斯鐵蹄踐踏，四川卻向全國提供了20%的兵源……

圖為位于成都人民公園(原少城公園)的“川軍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1944年7月7日，由著名雕塑家劉開渠設計的“川軍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在成都東門城門洞落成，成都市民通常稱為“無名英雄紀念碑”。1989年8月15日，由年過八旬的劉開渠直接指導重鑄的“川軍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在成都二環路萬年場路口落成，彌補了銅像因故拆毀的遺憾。2007年8月15日，銅像遷建于此，回到當年抗戰川軍出發地。新華社記者 劉坤 攝

除此之外，四川在抗戰中還創造了出錢最多、出物最多、出力最多的紀錄。

抗戰期間，全國大部分省市淪陷，四川承擔了全國50%的財政支出，是各省中負擔最多的。

1944年7月，自貢婦女用捐獻的金戒指、金手鐲等縫制的“愛”字圖案。

抗戰全面爆發后，沿海產鹽區相繼淪陷，食鹽緊張，四川自貢井鹽從1937年到1941年增產200萬擔，外調滿足湘鄂等省的食鹽需要。1944年6月，中日雙方大兵團開展長江大決戰，馮玉祥將軍第二次到自貢發動大規模抗日獻金運動。在鹽商的強力推動下，此次募捐最終募得法幣一億二千多萬元，自貢人均獻金達五百元之多，居全國人均捐款首位。

圖為民工正在拖石滾碾壓機場跑道。

為了保障抗戰運輸通暢，四川動員250萬民工搶修川陜、川黔、川滇、川湘四條公路干線。抗戰期間，四川新建擴建空軍基地33處。1943年12月，為了緊急修建和擴建新津、邛崍、彭山、廣漢4個戰略轟炸機機場和5個驅逐機機場，四川動員了29個縣50萬余民工抓緊施工，經過半年的艱苦努力，終于完成了修建任務。1944年6月中旬至年底，美國B29轟炸機群從成都平原各機場起飛，共對日本本土和日本占領地投彈3626噸。

1945年10月，《新華日報》發表社論《感謝四川人民》：直到抗戰終止，四川的征兵額達到三百零二萬五千多人；四川為完成特種工程，服工役的人民總數在三百萬人以上……歷年來四川貢獻于抗戰的糧食占全國征糧總額的三分之一……此外各種捐稅捐獻，其最大的一部分也是由四川人民所負擔。僅從這些簡略統計，就可以知道四川人民對于正面戰場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