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39年，八路軍一二〇師在冀中收編一支地主武裝，旅長高士一，消息傳到延安，很多人愣了半天：地主？帶兵？

毀家抗日：地主家族的覺醒與犧牲

高士一，河北任丘人，祖上三代經營鹽業、棉紡和水運，1930年代，高家掌握周邊四千畝良田，雇傭長工六十余人，運糧船隊六艘，辦有油坊、織布廠和錢莊。

家里排行第四，人稱“高四爺”，三十出頭，個頭不高，穿一身灰布中山裝，經常騎毛驢出門。

他給窮人免費看病，帶長工娃念書，不抽煙，不打牌，和雇工吃一樣的飯。

1928年冬天，冀中饑荒，他開糧倉賑災，免去佃租，父親罵他“敗家”，他回話不多，只說了一句：“人得活著。”

1931年九一八事變，他在集市上掛出“誓不與倭寇共戴天”橫幅。

1933年長城抗戰失敗，他買了十箱步槍藏在糧倉，那些年，地方武裝林立，土匪搶糧，他出錢供養一隊保家團，號稱“高家隊”，不搶不燒，只護村。

1937年盧溝橋槍響，日軍南下，第二個月，高士一在家族祠堂立誓：變賣家產，舉族抗日。

他沒開會，也沒請示，只在廳堂貼了兩行字：“男丁皆兵，家財皆用。”

兩周內，高家變賣房契二十余份，捐出鹽號、油坊全部財產，湊出七百多支槍，成立獨立第四支隊。

四百多人穿布衣，用紅布纏臂膀，部隊紀律嚴格：不許喝酒，不許騷擾百姓，糧食從自家倉里拉。

1940年冀中行署的統計里，這支隊伍被稱為“最講規矩的地主武裝”。

1938年初，日軍夜襲任丘高家場，祖宅被燒，族人死傷二十三人，高士一大侄高萬玉被俘。

第二天，一封日軍勸降信通過縣政權送到高士一手里，信上說：“只要繳械，高家可保。”

他在眾人面前撕毀信紙，冷聲問萬玉：“你打不打？要投降，現在就走。”

萬玉沒說話，當天夜里，他和另一名俘虜在村口被日軍用刺刀捅死，尸體扔進水井。

事后，有人問高士一悔不悔，他只說：“他是我侄，是中國人。”

他的大哥高士坦，當時六十八歲，帶三個兒子三個孫子參軍，高家所有剩余的宅基地當場燒毀，只留一塊牌匾，上寫：“宅毀不亡志。”

那年冬天，任丘一帶百姓送糧送棉，老百姓都說：“地主家出了條漢子。”

改編爭議：地主身份與八路軍的融合

1939年春，賀龍率八路軍一二〇師主力南下冀中，準備開辟新戰場。

高士一的獨立第四支隊已擴編到千余人，打過伏擊、守過據點，紀律嚴明，戰斗力強。

賀龍聽說后親自帶人來見，他看了倉庫，看了隊列，說：“這不是一般土團，是真抗日的。”

三天后，支隊被正式改編為“冀中軍區獨立第一旅”，高士一任旅長。

旅部設在唐縣西坡村，一部分老紅軍干部聽說任命結果，私下議論。

“地主？怎么能當旅長？”

“哪有這樣的事？紅軍干了十年都當不了營長。”

副旅長王尚榮出身工人，曾參加長征，初來報到時臉色發青，開會只講紀律，不提合作。

賀龍很快察覺，專門找政委朱輝照說話：“你要是看不起高士一，別怪我不客氣，他殺過鬼子，辦事干凈，別整那一套階級斗爭。”

四月初，南留路戰斗爆發。

這是冀中首次大規模反掃蕩，高士一率一旅打前鋒，布下口袋陣，引敵深入，再用機槍掃擊，敵人為吉田大隊，共計八百人，配有山炮兩門、輕重機槍二十余挺。

戰斗持續兩晝夜，最終殲敵七百余人，擊斃日軍大隊長吉田，繳獲步槍三百、輕機槍十六挺。

戰后，冀中軍區報送戰果至延安，毛主席批注：此戰可喜，應大力宣傳，并附言：“地主抗戰，不分階級。”

王尚榮在總結會上主動站起，說：“以前有看法，現在沒了。”

朱輝照后來在回憶錄里寫：高士一不說話多，事做得利索，兵都服，旅部一到新地，秩序第一，糧食公平，干群一致。

改編半年，原隊伍中的二十多名班排長提拔為連營干部，干部會里沒人再提“地主”二字。

毛主席的詢問與信任

1943年，高士一被選送至延安中央黨校學習，是根據賀龍推薦：“此人抗日有功，務實，忠誠。”

到延安的第三天下午，接到通知，說毛主席要見他，時間是晚上九點，地點是棗園住地，他到的時候天剛黑，屋里開著油燈，毛主席坐在炕上，披著棉袍，正看資料。

“你就是高士一？”毛主席放下材料，抬頭看他。

“是。”

“旅長之后，有人排擠你嗎？”毛主席問得直接。

高士一站著回答：“沒有，大家對我很照顧。”

毛主席點頭，接著問：“你是地主出身，怎么想到抗戰？”

高士一說得慢：“日本人打到家門口，房子燒了，親人死了，不打，不像個男人。”

毛主席沒有再追問，只說了一句：“放下家業跟黨抗日，難能可貴。”

接下來兩個月，毛主席見他四次，每次半小時以內，主要談地方戰況，部隊需求，還有邊區的糧食和棉花調度。

他說話少，只回答問題，延安的人開始注意他，不是因為出身，是因為“他事不多，干得快”。

毛主席特批：高士一可以夜間匯報事務，不需請示，延安軍政干部中，享有此待遇者不足五人。

高士一在延安時，最常進的地方不是食堂，是軍需處和供銷部，他研究物資賬目，看運輸路徑圖，有時自己背包下鄉，考察棉布供給。

他說：“打仗是前面打，后面也要頂住。”

1944年，他返回冀中，組織建立秘密貿易網，利用舊有關系從天津、保定購入布匹、藥品，再通過地道送至邊區。

一年內籌得棉布七千匹、藥品三千瓶、罐頭和罐裝奶粉數十箱，軍區戰士傳出一句話：“花錢去一旅。”

朱德總司令在后來的電報中批示：“高士一能辦事，支援有力，堪作地方工作典范。”

第四旅從此有了新名號：邊區后勤樣板旅。

階級跨越與民族大義

抗戰勝利后，高士一調任晉綏軍區后勤部長，專管運輸、供給和調撥，沒有秘書，不設辦公室，終日穿舊軍裝。

他的原則是：“糧草不落一線，部隊就得挨餓。”

解放戰爭期間，晉綏戰線狹長、地勢復雜，后勤困難，他帶隊修建簡易驛站十八處，組織騾馬運輸隊七支，每支運輸隊帶一小隊警衛，他親自設計路線圖和補給節點。

1948年，他被調至西北野戰軍供給司令部，之后建國，任西北財經委員會副秘書長，分管邊貿與物資配發。

1950年代，他提出建議“允許邊區以物易物、靈活換匯”，被采納后，西北地區貿易逆差縮減一半。

同年進入國務院參事室，直至退休，未留存回憶錄，不接受采訪，工作之余，一律默聲，不做表態。

家族中十七人參加抗戰，犧牲九人，高家在抗戰后未提出一筆補償，也無一人入仕。

1968年春，病重，臨終前一句話是：“跟黨走，不問出身。”

《黨史縱覽》《冀中抗戰文獻匯編》《賀龍年譜》均有其事跡記錄。

其中《一二〇師冀中作戰文獻》提及：“高士一，身份特殊，貢獻突出，為統一戰線提供寶貴經驗。”

他的例子被收錄進黨校干部教材“革命統一戰線人物典型”，成為培訓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