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時任上海市市長的陳毅接到了一封信。

信是一名叫做凌維誠的中年婦女寫來的，她在信中自述，原吳淞路466號房屋以及膠東路一處墓地周邊的空地，在過去一直是劃歸他們所使用的，希望新政府能夠予以承認。

陳毅市長在了解到實際情況后，立刻予以批準，并且號表示，不能寒了抗日英雄的心。

事后人們才了解到，寫信的人不是別人，而是在當年獨守四行倉庫的抗日英雄謝晉元的遺孀，而位于膠東路的墓地所葬者，就是謝晉元。

同年10月，上海市人民政府發出秘四字第589號指令：

“謝晉元參加抗日，為國捐軀，其遺屬應致照顧，吳淞路466號房屋一棟及墓地一段，悉仍撥歸凌維誠居住使用，一般費用酌予減免。”

一

謝晉元與凌維誠結識，是在1927年的朋友婚禮上，當時兩人分別是伴郎和伴娘。

在雙方都有朋友拉扯下，謝晉元很快就與凌維誠熟識，兩人開始談起了戀愛，在當時那個社會時局下，這樣的戀愛讓人感覺頗為不易。

根據謝晉元與凌維誠的兒子謝繼民回憶，論家庭條件的話，他母親的家族其實要比父親家條件好。

謝晉元是1905年出生于廣東蕉嶺縣一個小商販家庭，母親是一個漁民之女，以民國時期社會情況來看，謝晉元家雖然談不上富裕，但是也算不上是貧窮。

也正因為如此，謝晉元后來接受過很好的教育，后來梅州中學畢業以后，他本來是打算考廣州中山大學的，但因為受到革命思想熏陶，決定棄文從武。

凌維誠是出生于上海，盡管不是大富大貴之家，但凌維誠的父親在上海開有一個面包店，盡管父親去世較早，但她母親還是把面包店經營的井井有條，這也讓家里三個女兒后來都接受過良好的教育。凌維誠先后在上海務本女中以及海東南體專學習，擅長音樂。

有件事值得一提。

凌維誠在與謝晉元結識時，他就已經是一名軍人。

謝晉元是1925年考入黃埔四期的，先入步兵科，后來轉入政治科，大革命時期曾參加過北伐戰爭，并立下過戰功

也正因為這個緣故，謝晉元與凌維誠雖然是郎才女貌，但凌家起初是不大同意兩人的婚事的，在戰爭年代下，與一個軍人結婚，將來面對的風險無疑要大得多。

1928年4月，蔣介石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后，發動第二次北伐，謝晉元率領先鋒營一路打到了濟南，并在濟南與日軍交手過，但自己也身負重傷，后來被轉入后方，在漢口一家美國人開的醫院養傷。

謝晉元養傷期間，凌維誠多次到醫院探望，一個很偶然的機會下，謝晉元求了婚。

可這件事情遭到了凌母反對，而且阻力非常大。

關鍵時候，還是凌維誠站出來，強烈表示非謝晉元不嫁，兩人這才喜結連理。

1929年9月，謝晉元與凌維誠在漢口大華飯店舉行了婚禮。

謝晉元與凌維誠結婚后十分甜蜜，幾年下來育有幾個子女，盡管夫妻兩人始終聚少離多，但感情似乎并沒有變淡，反而愈發濃烈。

可也應了凌母那句話，當兵就是要上戰場的，特別還是在當時社會環境下。

隨著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軍侵華之心日熾，謝晉元作為軍人，是一定要上戰場的。

1936年初，謝晉元調任國民革命軍第九集團軍第八十八師262旅旅部參謀主任。

中日之間其實早在幾年前，便在上海爆發過激戰，即八一三淞滬抗戰，此后雙方雖然停戰，但日寇并不掩飾對上海的野心，在隨后幾年更是不斷增兵。

1936年初，為了加強京滬杭周邊地區的國防，國民政府密令張治中擔任中央軍校教育長兼淞滬警備司令，張治中上任之后便厲兵秣馬，計劃在未來中日戰爭爆發時占據先手主動，并派遣軍中營以上軍官分批到上海周邊偵察地形。

謝晉元當時也是被選派的營級軍官之一，考慮到上海戰事將起，謝晉元打算把妻子子女送到老家廣東蕉嶺縣。

當然除了因為老家地處偏僻，即便戰爭爆發也打不到這里來，謝晉元這么安排也是有一點自己私心在的，當時，謝晉元父母也都在老家，年已近七旬，在長子去世，幾個女兒都出嫁的情況下，家里老人無人照料，謝晉元希望妻子回老家代自己照顧父母。

出奇的是，凌維誠的親屬都不同意她去廣東。

二

對凌維誠而言，廣東人生地不熟，而且地處偏遠，生活艱難，而且當時凌維誠的妹妹凌維娜、妹夫周兆棠（黃埔畢業）建議她去重慶。

面對丈夫和妹妹不同主張，凌維誠卻堅決選擇聽從丈夫建議。

1936年春，謝晉元、凌維誠攜子女返回廣東老家，夫妻兩人只住了兩個星期，謝晉元就要返回部隊，臨別之時，他愧疚的對妻子說：

“這場戰爭將會是長期、激烈和殘酷的，如果不安頓好你們，我無法安心殺敵，讓你待在這么苦的地方實在是不得已，況且侍奉年老父母和撫養子女本應該由我來挑，但作為軍人，為國效命就不能顧家，所以現在不得不交給你，但你要相信，這場戰爭勝利一定是屬于我們，到勝利那天，我就接你返回上海。”

謝晉元一走，家里的老老小小八口人的重擔全都落在了凌維誠身上。

凌維誠也是大戶人家出身，過去可以說是十指不沾陽春水，可到了廣東老家以后，為了生計卻不得不下地干活，以前一雙彈樂器的纖纖玉手，逐漸變得粗糙起來。

這樣的日子，凌維誠一過就是十年。

多年之后，凌維誠回憶起當年在廣東老家的日子，還忍不住對兒子謝繼民感慨：

“在老家的十年我是怎么熬過來的，我想來想去到現在也不明白。”

不過，對凌維誠來說，在老家十年的艱難生活，也不如一剎那噩耗傳來那么苦。

1941年4月24日，在百般誘騙勸降不成的情況下，日偽當局采取了卑鄙的手段，他們通過策劃收買叛兵郝鼎誠等4人實施刺殺，在這天出操時，四人趁謝晉元不備，一擁而上，致使謝晉元傷重不治身亡。

謝晉元殉國時，時年36歲。

當噩耗傳來時，凌維誠簡直痛苦的不能自已，他萬萬沒想到，自己辛苦多年，等來的居然是這樣一個消息，在一剎那間，凌維誠簡直就要追隨丈夫而去，好在家中尚有年邁的公公以及年幼的子女，凌維誠這才打消了這個想法。

1941年秋，凌維誠到重慶去，受到蔣介石夫婦召見。

蔣介石對她說：

“現在國家困難，等到抗戰勝利后，國家一定會照顧你們。”

宋美齡也拉著凌維誠的手說：

“維誠啊，儂放心，國家不會忘記你的，今后每年都可以來重慶一趟，搭儂一道講講。”

蔣介石還不算是太苛刻，他給了凌維誠5萬元撫恤金，凌維誠后來與公公商量后，用這筆撫恤金一分為二，她將自己這部分撫恤金買了三畝地，用于自耕自種維持生活，謝晉元的父親也用這筆錢買了地，并雇人耕種，用于生活。

三

就這么在老家生活了幾年，凌維誠等來了抗戰勝利。

1946年3月，凌維誠買了家里的一部分田，帶著四個子女從廣東來到上海，頗令凌維誠感動的是，抵達汕頭之后，他隨身攜帶的錢不夠傳票，但汕頭的人一聽說她是謝晉元的夫人，都對她百般照顧，甚至還說動了輪船公司免去了她食宿費用。

凌維誠抵達上海以后，立刻引起了轟動。

當時，報紙上刊登消息，謝晉元的遺孀回滬，第二天就有謝晉元的老部下，原來孤軍營的幾個士兵上門來，請她一家到吳淞路466號靠海寧路的一棟三層小樓居住。

這棟樓房其實也不是國民黨當局給孤軍營的，而是抗戰勝利后，回到上海的孤軍營搶來的，畢竟他們也需要棲身之地。

有意思的是，抗戰勝利后，國民黨當局大肆在上海接受日偽財產，這棟小樓也曾作為日偽資產，被三青團看中，但后來得知此地住的是孤軍營的士兵以及謝晉元遺孀，擔心引起國人分開，連夜就逃了。

蔣介石后來還是食言了。

應該指出的是，抗戰勝利后，上海孤軍營的士兵還有五六十人，后來聽說謝晉元遺孀回來了，林林總總又來了幾十人，聚集了差不多百余人，都是生活無從著落的人。

凌維誠本來可以不管，畢竟她們一家生活也很困難，但她最終還是選擇站出來：

“團長犧牲了，我作為團長夫人，有義務把他的擔子挑起來。”

凌維誠先是到了重慶去找蔣介石，但蔣介石沒見到，只有宋美齡出面，宋美齡寬慰她說政府一定會管，但事后就沒了消息。

回到上海后，凌維誠找了上海市政府，但無人管，又推到社會局，還是無人管。

據謝繼民回憶，孤軍營士兵無人管這件事，他們一開始也并不清楚為什么，后來才知道，當時國民黨當局急于發動內戰，動員這批老兵回部隊，并許諾每個人都安排排長以上職務，但孤軍營的士兵打了一輩子仗，不愿意再去打內戰，所以國民黨當局也就干脆不管他們。

為了幫助孤軍營的這批老兵生活，凌維誠幾乎想了一切可想的辦法，她動用丈夫生平的人脈，將大部分士兵都妥善安排了工作。

到了1948年內戰吃緊，物價飛漲，孤軍營士兵生活陷入了艱難，原孤軍營排長李春林把膠東路安葬謝晉元墓地周邊劃了六十畝的地方，用于出租給蘇北逃難的難民，每戶收一兩斗米，李春林后來把這部分錢款都交給了凌維誠安排。

這筆錢中，除了少部分凌維誠用來自己開銷外，大部分都分配給了原來孤軍營的士兵，人數最多的時候，有一百一十多人領過這筆錢。

新中國成立以后，凌維誠擔心新政府不管他們這批抗戰老兵的死活，大著膽子寫了信給上海市政府，在陳老總出面下，這批人均得到了妥善的安排。

不僅如此，上海市政府還給凌維誠介紹了工作，安排到江南造船廠等大廠上班，但凌維誠考慮到家里還有四個子女需要照顧，于是就近選擇了一個幼兒園上班。

從1957年開始，凌維誠當選了第一至第七屆上海虹口區政協委員。

盡管在那個特殊年代里，凌維誠也因為丈夫國民黨軍將領的身份吃過不少苦，但總算是平安渡過。

1973年，凌維誠正式退休，并過了十幾年居家安定的生活。

1991年1月6日，凌維誠病逝于上海，享年8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