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30年代，毛澤東為紅一軍團政委，徐向前為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兩人都是紅軍著名的將領。

毛澤東為湖南人，徐向前為山西人，作為湖南的省主席何鍵與山西的省主席閻錫山對待毛澤東和徐向前的家人的態度，卻截然不同。這是否與湖南與山西的地域性格差異有關呢？陳冠任著《十大元帥的：解放軍十大統帥鮮為人知的歷史》一書對此有深刻的分析。

一、軍閥性格與政治策略的差異

何鍵作為湖南軍閥，極端反共。有著很強的報復心理，以血腥鎮壓共產黨人著稱。1930年11月，他殺害楊開慧時，無視多方求情（包括章士釗等湘籍名流的求情），甚至宣稱“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他的這種極端行為，源于其對革命的恐懼與仇恨，尤其是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對其統治的直接威脅的不能釋懷。

相比之下，作為“山西王”，閻錫山更注重實際利益，對共產黨，他與何鍵不同，一貫采取“既防范又合作”的實用主義方法。甚至，在抗戰期間，閻錫山能夠與八路軍在一定時間內“和平相處”，保持一定的合作關系。而何鍵即使是在抗戰時也做不到，如湖南的平江慘案以及彭德懷的兄弟被殺，都顯示出湖南軍閥們的殘忍性格。

二、閻錫山的“鄉土情誼”與人才拉攏

閻錫山老奸巨猾，統治山西，很有自己的一套。他深諳“五臺幫”政治，其核心團隊多為五臺同鄉（如趙戴文、楊愛源）。徐向前也是五臺籍人，對于他在紅軍中表現出來的杰出軍事天才，閻錫山曾對人感嘆：“若徐向前為我所用，山西人可統治中國。”——為此，他不迫害徐向前家人，甚至保護徐家（蔣介石曾密令搜查徐向前家人，但閻錫山未執行），既是維護相鄰的“鄉土情面”，也為未來與徐向前可能的合作留下了余地。而何鍵與毛澤東無地域紐帶，且湖南革命活動對其統治沖擊更大，故手段更殘暴。

三、地域文化與歷史傳統的對比

何鍵對待毛澤東的家人和閻錫山對待徐向前家人的不同態度，多少也有一些兩地地域文化的特點。

湖南民風以“剛正悍勇”著稱，史載“勁悍決烈”“好訟喜斗”。何鍵的殘暴與湖南歷史上“無湘不成軍”的尚武傳統有關，但更因其個人投機性格（如反復投靠強勢軍閥）。這種環境下，鎮壓革命者家屬，被他視為鞏固統治的“理所當然”的手段。

但是，山西人有著很強烈的實用主義。山西人重視宗族與同鄉關系，閻錫山的“五臺幫”政治依賴鄉土忠誠。徐向前與閻錫山同屬五臺縣，兩家僅隔數里，閻錫山曾對周恩來說：“我們分屬不同陣營，但老鄉情誼仍在。”這體現出閻錫山一定程度的實用主義“鄉情”。

山西人的這種地域道德約束力，使閻錫山避免觸碰“同鄉相殘”的底線，因此沒有去刻意迫害徐家人。

四、軍事威懾與利益計算的權衡

徐向前在鄂豫皖、川陜根據地屢次擊敗國民黨軍，閻錫山評價：“我都打不過蔣介石，這小老鄉卻能屢次擊敗他的王牌部隊。”在一定程度上說，徐向前的軍事才能震懾了閻錫山，使得他不敢亂動。

因為，如果閻錫山不講道義，不顧民心去迫害其家人的話，一則閻錫山將失去他本人一直標榜的“民心”，二則也可能招致地下黨更激烈報復。而毛澤東率部遠離長沙城，對何鍵未形成直接的威脅，所以何鍵更傾向于“斬草除根”。

此外，閻錫山還有一個“后路”心理。如解放戰爭后期，閻錫山預感敗局，曾因為早年對徐家的寬容曾經對自己可能的流亡生涯對徐向前尋求庇護，被徐向前明確拒絕。何鍵殺人無數，罪不可赦，則無此長遠考量，其統治更依賴暴力威懾，因此，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時，他不敢留在湖南，跑去了臺灣。

那么如何看待閻錫山的“有限溫情”與軍閥本質呢？徐向前晚年的一句話比較準確：

“他有歷史局限性，只想當‘山西王’，但未傷我家人，算守住底線。”

《十大元帥的：解放軍十大統帥鮮為人知的歷史》作者、暢銷書作家陳冠任說：“地域性格不能簡單等同于個體行為。湖南民風雖以‘悍勇’著稱，但何鍵的殘暴更多源于個人政治投機；山西人雖重鄉情，但閻錫山對徐家的保護摻雜權謀算計。地域性格是宏觀特征，不能直接推導個體選擇。”

《十大元帥的：解放軍十大統帥鮮為人知的歷史》一書指出：“何鍵與閻錫山的差異，本質上是封建軍閥的殘暴性與實用主義權術的對比，而非單純的地域性格差異。湖南人的‘剛烈’與山西人的‘鄉情’在歷史中各有體現，但軍閥的個人選擇更多受權力邏輯驅動。徐向前與毛澤東家人的不同遭遇，折射出中國革命進程中復雜的人性光譜，是歷史背景、個人權謀、鄉土文化等多重因素交織的結果。”該書為中共黨史出版社的年度暢銷書，曾經名列中國政治軍事暢銷書熱賣榜第一名（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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