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李炫璇】

2024年12月，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哈佛大學國際研究中心主任杰弗里·薩克斯在接受卡爾森采訪時，援引了一份以色列主導的“斬草除根”戰略（The Clean Break Strategy），認為“伊朗與美國以色列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前兆，甚至有可能直接引發核戰爭”。

2025年6月12日，薩克斯在面對塔克·卡爾森的采訪時，再次將以色列對伊朗的作戰計劃與“斬草除根”戰略相關聯，他強調在過去30年，美國都加入了內塔尼亞胡一手導演的中東戰爭。巧合的是，不到24小時內，以色列便不宣而戰，美國最終在10天后“如期”介入伊以沖突。杰弗里·薩克斯的預言似乎得到了應驗。

如今回看1996年以色列保守派提出的“斬草除根”戰略，或許有助于我們理解當下的中東變局。

在2025年6月12日播出的杰弗里·薩克斯與塔克·卡爾森對談的視頻節目中，薩克斯教授提及了內塔尼亞胡第一次擔任總理時出臺的一份報告：《徹底決裂：保衛國家的新戰略》

何為“斬草除根”戰略？

“斬草除根”戰略，又名“徹底決裂”戰略。1995年，主張“以土地換和平”的以色列總理伊扎克·拉賓遇刺，1996年6月，內塔尼亞胡成為以色列總理，此事成為以色列政治的重要分水嶺。

在內塔尼亞胡任上，理查德·珀爾（Richard Perle）領導的研究小組為其起草了一份名為《斬草除根：保衛領土的新戰略》的政策文件，俗稱“斬草除根戰略”。該戰略主張使用暴力激進手段解決以色列在中東的安全問題，否認巴勒斯坦建國的合法性。

該戰略建議采取暴力策略來顛覆對以色列不友好的政權。文件強調了三個基本目標：

（a）與約旦、土耳其合作，共同遏制（contain）、摧毀（destabilise）和擊退（roll back）對三國構成威脅的實體； （b）改變與巴勒斯坦人的關系，特別是保留在巴勒斯坦境內進行搜捕的權利，并推動替代阿拉法特領導層的方案； （c）構建與美國關系的新基礎，強調自力更生和成熟的戰略合作，并進一步推行西方的價值觀。

在1996年版的“斬草除根”戰略之中，以色列明確將伊拉克、黎巴嫩、敘利亞和伊朗列入打擊名單。該報告的主張最終在2000年前后得到美國的支持，“9·11”事件后，時任北約總司令克拉克收到了一則寫有“未來五年我們將發動7場戰爭”的紙條，戰爭對象在原有四國的基礎上，擴大至蘇丹、黎巴嫩和利比亞。“斬草除根”戰略的目標最終從“四場戰爭”升級為“七場戰爭”。

從2003年伊拉克戰爭，到2011年敘利亞內戰，再到2024年黎巴嫩真主黨總書記納斯魯拉遇害，盡管期間遭遇挫折，但以色列自始至終在穩步推進“斬草除根”戰略，最大程度地實現了其戰略目標。這其中有幾個問題值得探討。

“斬草除根”戰略的非洲實踐：為何是蘇丹、利比亞、索馬里？

以色列位于西亞地區，毗鄰黎巴嫩與敘利亞，同地處伊拉克與伊朗的戰略打擊范圍之內，故“四場戰爭”論的邏輯容易被人接受。然而，地處非洲大陸的蘇丹、索馬里與利比亞與以色列在地理位置上相隔甚遠，另外的“三場戰爭”看似無關痛癢，實則值得玩味。

作者自制

首先，非洲三國作為阿拉伯國家，旗幟鮮明地同情與支持巴勒斯坦事業。蘇丹、利比亞和索馬里是最早支持巴勒斯坦建國方案，并堅持其在聯合國擁有合法席位的國家。1988年11月巴勒斯坦《獨立宣言》發布后的一個月內便得到了超過90個國家的承認，這是以色列在五次中東戰爭凱旋后，卻被迫改變既定戰略的直接原因。在20世紀90年代巴以和解的表象背后，以色列保守主義勢力正在加緊部署對戰略敵人的圍剿。

其次，非洲三國的戰略地位十分突出。從領土面積來看，蘇丹在分裂前是非洲大陸面積最大的國家，利比亞是非洲第四大國，索馬里面積較小，但獨占非洲之角。從地理區位和條件來看，三國均有著漫長的海岸線，分居地中海、紅海與亞丁灣，以色列對三個國家的肢解事實上有助于維護盟友美國的航行安全，從而讓美國更安心地支持其“四場戰爭”的計劃。

同時，從資源儲備情況來看，彼時蘇丹和利比亞的石油儲量十分可觀，利比亞的黃金儲備與蘇丹的黃金產量也是引起美以重點打擊的原因。從這個層面看，對非洲三國的戰爭是服從于西亞“四國戰爭”，并為之服務的。

最后，非洲三國獨特而曲折的現代化之路，在不同程度上與以色列利益發生對撞。1989年政變以來，蘇丹的巴希爾政府長期推行全盤伊斯蘭化政策，蘇丹更是被伊朗視作“伊斯蘭制度的典范”。

1969年政變以來，利比亞的卡扎菲政府以伊斯蘭社會主義為綱領，堅持反帝反殖民和反猶太復國主義相結合。1994年，卡扎菲曾強烈反對《奧斯陸協議》，認為巴勒斯坦應當武裝斗爭建國。

索馬里在1991年巴雷政府倒臺后長期處于無政府狀態，無力對巴勒斯坦進行實質性支持，但該國內部混亂狀態不利于亞丁灣的航行安全。只有在保障美國第五艦隊航行安全的基礎上，以色列依靠美國“重塑”中東的計劃才有可能成功。因此，以色列的戰略需要在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基礎上，兼顧美國的利益，從而得到美國支持。

“9·11”事件以降，美國和以色列對非洲三國的干預主要以支恐、援巴和挑戰美國霸權的理由存續。在蘇丹，美國與以色列兵不血刃地將蘇丹肢解，在推動2011年南蘇丹公投后，兩國當日承認南蘇丹獨立。分裂后的蘇丹，國土面積從非洲第一降至第三，并損失了超過一半的石油儲量。在利比亞，美國利用“顏色革命”、經濟制裁與軍事轟炸，終結了卡扎菲42年的統治，利比亞陷入四分五裂的困境。在索馬里，美國以支恐名義，持續對索馬里實施軍事打擊，并扶植親美政府上臺。

誰是“斬草除根”戰略的推動者？

在薩克斯看來，以色列是“斬草除根”戰略的主謀和推動者，美國是被“拉入”以色列重塑中東的戰爭，這似乎與美國親自主導其中絕大多數的戰爭與危機的現象相悖。然而，就戰略的利益、意愿和目標等層面來看，以色列才是幕后的主導者。

從戰略意愿來看，以色列“斬草除根”戰略在美國的落實主要由猶太游說團體推動。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AIPAC）是美國最有影響力的猶太人游說團體，它們利用自身在美國國會的影響，力促美國對以色列的有利行動，故該戰略首先是基于以色列和猶太人利益提出的。

歷史上，梅厄夫人曾多次成功游說美國，為以色列提供經濟與軍事保障，從而幫助以色列渡過了早期建國的危機。可以說，當代的以色列國就是猶太人游說的產物，通過游說目標對象以實現自己的目標，是猶太人的傳統藝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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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戰略利益來看，“斬草除根”戰略主要維護以色列的國家利益。第一，戰爭對象直接或間接對以色列國家安全構成威脅，但無法對美國造成實質威脅。伊朗是以色列最為看重的打擊對象，其余六國則不同程度地扮演了伊朗影響巴勒斯坦局勢的“代理人”。第二，戰爭對象無法對美國的全球霸權造成實質影響。盡管希拉里聲稱推翻卡扎菲是由于其準備對抗“美元霸權”，但這顯然是為開戰所捏造的借口，正如其指“洗衣粉”為“化學武器”一樣。

從戰略預期來看，“斬草除根”戰略旨在顛覆、分裂或消滅名單的七個國家。而已經結束的六場戰爭結果顯示，相關行動實現了以色列的戰略預期，但卻與美國的預期相差甚遠。

對于以色列而言，這場重塑中東的戰爭瓦解了多個執政30余年，能夠對巴勒斯坦問題進行有效干預的政權。然而，對于美國而言，數場中東戰爭使其深陷戰場與輿論危機之中，恐怖主義的全球擴散也蠶食著其全球霸權的根基。此外，必須注意一點，美國入侵黎巴嫩、伊拉克實際變相為伊朗建立“什葉派之弧”提供了便利，而這正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當前伊朗和以色列的危機爆發，正是嚴格按照“斬草除根”戰略的劇本前進。著眼于全球霸權的穩定，美國不可能主動入侵伊朗，引發霍爾木茲海峽的危機。因此，以色列需要主動出擊，通過游說將美國“拖下水”。復盤2018年美國退出《伊核協議》的過程，正是以色列偷竊和曝光有關伊朗核計劃的文件，對美國政府進行游說，最終促使美國退出《伊核協議》。

“斬草除根”戰略的最后一程：摧毀伊朗核計劃展望

以色列在過去二十多年中穩步推進“斬草除根”戰略，對六個目標成功實行了戰略打擊，初步達成了其阻止巴勒斯坦建國的戰略目標。然而，伊朗才是“斬草除根”戰略的核心打擊目標，可以說，若打擊伊朗的計劃失敗，則意味著“9·11”事件以來否定“兩國方案”的努力前功盡棄。因此，伊朗才是以色列重塑中東戰略的試金石。

6月24日，特朗普發文稱，以色列與伊朗已完全達成一致，將會徹底和完全停火，這為當前波云詭譎的伊以沖突畫下了階段性句點。在筆者看來，特朗普單方面宣布成功摧毀伊朗核設施和宣布兩國停火，都對以色列的既定戰略構成了重大打擊。

在沖突爆發的一個多星期內，局勢持續發酵，雙方互射導彈數十輪，在猶太人游說集團的壓力下，特朗普被迫在沖突一周后，承認了美軍參與打擊福爾多核設施的必要性。美國也最終按時“下場”，似乎沖突正在按照以色列“先發制人+美國下場”的既定劇本導演，但特朗普式的下場似乎與以色列的設想有所出入。

美國方面并沒有對相關地區進行地毯式轟炸，而是使用鉆地炸彈和戰斧導彈向以色列和伊朗展示自己武力水平。在對以色列的訴求進行禮貌性回應后，美軍便迅速離開了。從特朗普的既往實踐與現實態度來看，他無意主動制造一場拖垮美國的戰爭。特朗普深知對伊朗作戰的難度遠遠大于其他六國，這是美國不能承受之痛。換言之，以色列贏了面子，輸了里子。

當下，盡管美方已經先行宣布伊以停火，但伊以雙方都不斷在灰色地帶試探，特別是以色列，關乎民族生存的“百年大計”戰略目標仍未實現。鑒于以色列在前六場戰爭中的高效執行力，偃旗息鼓并不符合其作風與性格，未來，雙方的博弈還會在軍事和非軍事層面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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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以色列而言，特朗普化輿論的被動為主動，避免自己被游說集團“綁架”，這與先前六次戰爭的情況相差甚遠，這是以色列會在非軍事層面加緊解決的問題。在徹底摧毀伊朗的核能力之前，伊以停戰只是表象和階段性總結，沖突不會完全劃上休止符，這與伊朗、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問題上的根本分歧有關。

最后，針對薩克斯“對伊朗作戰可能引發核戰爭”的判斷，筆者持否定態度。《伊核協議》各方對伊朗核不擴散的立場是堅定且一致的，沖突爆發以來，多方積極斡旋與調解，強調必須通過外交途徑解決現有沖突。當前，美國拒絕為伊以沖突承擔更多的責任，伊朗戰場作為核戰導火索的條件完全不具備。不過，薩克斯對伊朗以色列結構性矛盾的分析鞭辟入里，不失為理解當下伊以沖突的一把鑰匙。

通過回顧以色列戰略的歷史實踐與現實，可以清晰地勾勒出其戰略的基本特征：（1）路徑上，以色列通過游說美國，實現美國參戰的目的；（2）目標上，以色列將威脅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七個政權列入戰爭清單；（3）過程上，以色列往往“不達目的不罷休”，過去六次戰爭的天平也毫不例外地向以色列傾斜。

一言以蔽之，對伊朗作戰是以色列“斬草除根”戰略的一場大考，具有必然性。然而，這并不意味著以色列可以憑借強力意志通過伊朗的這場大考。伊朗問題在中東問題中的地位極其特殊，無論從宗教社會文化、民族性，還是從地理環境、歷史演變的角度來看，伊朗相比于其他中東國家都更加獨特且復雜。正是這些復雜性的壘疊，阻礙著以色列重塑中東的戰爭進程。未來，伊以兩個地區強權的長期博弈恐是十年內中東政治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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