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地震預報錯了，您怎么向東北父老交代？”1975年2月3日深夜的沈陽，遼寧省委會議室里飄著濃重的煙草味。李伯秋盯著桌上的地震數據，手里的鋼筆在文件上敲出急促的節奏。毛遠新掐滅第三支香煙，窗外的北風裹挾著雪粒拍打玻璃：“寧可十防九空，不能萬一失防。”這個關乎百萬人性命的決定，將永遠定格在共和國防災史上。

距離這場驚心動魄的抗震戰役兩年前，1973年深秋的北京中南海游泳池畔，剛滿32歲的毛遠新正給伯父毛澤東匯報遼寧農村情況。主席突然問起：“聽說你在哈爾濱讀書時，帶著同學在零下三十度修過松花江大堤？”這個看似隨意的提問，實則暗藏深意。青年時期參與抗洪搶險的經歷，讓毛遠新對突發性自然災害的應急處置有了切身體會。彼時的中國正處在特殊歷史時期，各領域都需要既懂政治又通實務的年輕干部。

1974年隆冬的遼南大地并不平靜。營口市郊的觀測井突然翻涌黑水，海城縣招待所的墻壁裂開拇指寬的縫隙。12月22日清晨，正在批閱文件的毛遠新接到省地震局急報：近三個月累計監測到243次微震，最大震級已達4.8級。曾在哈軍工系統學習過工程力學的他敏銳意識到，這種“小震鬧大震到”的現象不容忽視。當天下達的加密觀測指令，為后續決策贏得了寶貴時間窗。

歷史轉折點出現在1975年2月4日清晨。省地震辦公室主任朱鳳鳴沖進省委大院，手里攥著剛出爐的會商報告：“能量積累已到臨界點，48小時內必有大震！”這個結論讓會議室空氣瞬間凝固。時任省委書記的李伯秋緊鎖眉頭：“現在室外零下18度，疏散群眾要是凍傷……”毛遠新突然抓起軍大衣：“立即通知營口、鞍山兩級班子，所有露天廣場、學校操場今晚必須開放！”玻璃窗上的冰花映著他泛青的胡茬，這個通宵未眠的決策者清楚，此刻每個指令都關系著萬千家庭的命運。

有意思的是，這場生死時速的抗震行動中出現了頗具時代特色的“土辦法”。公社大喇叭循環播放《地震防范三字經》，基干民兵挨家挨戶檢查房梁立柱，供銷社連夜調撥三萬條棉被分發臨時安置點。當19點36分地動山搖的瞬間，海城縣招待所轟然倒塌的煙塵里，傳來街道主任老王的喊聲：“幸虧晌午把劉奶奶背出來了！”據統計，僅海城縣城就有17萬人及時撤出危房。

震后第三天，毛遠新踩著瓦礫走進重災區。面對抱著嬰兒哭泣的婦女，他當場解下自己的軍大衣裹住孩子。這個細節被隨行記者寫進內參，后來成為基層干部作風教育的典型案例。不過鮮為人知的是，當夜回到指揮部的他對著電話發火：“三車棉大衣怎么還沒到鞍山？”嘶啞的吼聲驚飛了窗外覓食的麻雀。

9月的北京秋高氣爽，但菊香書屋里的談話卻透著凝重。毛澤東聽完匯報后輕撫茶杯：“聽說你們預報得很及時？”毛遠新下意識挺直腰板：“上午發警報，下午就動員，晚上真震了，這里頭運氣成分太大。”主席聞言大笑：“當年諸葛亮借東風，不也是看準了氣象規律？”這段對話背后，折射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政治智慧——既要尊重科學規律，又要考慮社會影響。

頗具戲劇性的是，成功避震的光環未能改變毛遠新的人生軌跡。1976年深秋的那個寒夜，當警衛員收走他的工作證時，書桌上還攤著未寫完的《東北地區防震減災規劃》。歷史總是充滿悖論，那個在危局中果斷決策的身影，最終消失在時代轉折的迷霧里。如今漫步海城地震紀念碑前，老人們仍會說起“毛主任三下救災棚”的往事，而那些泛黃的抗震日志，靜靜躺在檔案館深處等待后人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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