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的消息傳到渣滓洞、白公館監獄，獄中革命志士為新中國的成立、他們為之奮斗的五星紅旗升起來了感到喜悅，但面對國民黨的失敗潰逃，屠殺的發生，他們又無限悲痛，革命勝利了，自己卻要犧牲了。

他們多希望能親手撫摸五星紅旗，盼望能出獄去建設新中國。一個憤怒的聲音從每個被關押者的心中迸發：“我們哪一個是違反黨的紀律、暴露黨的目標被捕的？”“

我們都是被叛徒出賣被捕入獄的！為什么地下黨接二連三地出現叛徒？”“如果執政后黨再出現地下黨期間的問題，我們就死得不其所。”

在解放前夕，重慶地下組織中由于叛徒的出賣接連被捕，而有一個人在叛變后，卻在死之前大喊“共產黨萬歲”。

1947年底至1948年春，為了配合人民解放軍的正面進攻，狠狠打擊國民黨反動派，我地下黨川東臨委在上下川東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武裝起義。

然而，后院起火使西南的敵特大為震懾，為了對地下黨組織進行破壞，他們傾巢出動，于1948年4月上中旬，重慶敵特以挺進報為突破口。

他們在重慶先后抓住了重慶市委書記劉國定，副書記冉益智、他們二人被捕后大肆出賣黨的組織，因此大批黨員被捕，使黨受到極大的損失，萬縣地區黨組織遭到極大破壞。

冉益智叛變后，毫無底線地將大批共產黨員的信息和盤托出，連徐遠舉都聽得瞠目結舌，為擴大破壞范圍，他還以自身經歷為 “范例”，對下川東地委書記涂孝文展開勸降攻勢。

在冉益智的蠱惑下，涂孝文最終選擇背叛，致使江竹筠、李青林、雷震等數十名中共黨員相繼落入敵手，遭受殘酷迫害 。

徐遠舉根據李忠良的供詞, 首先在重慶銀行望龍山辦事處抓到了毫無防備的余永安。余永安被捕后即被刑訊, 在毒刑之下受不過變節投敵, 供出了他的上級“老張”。

而這個“老張”, 就是率先叛變、臭名昭著的大叛徒、中共重慶市委副書記冉益智。

冉益智1936年加入國民黨，他曾任國民黨酉陽縣黨務指導委員會干事，主編縣黨部機關刊物、黨政周刊，經常撰寫文章。

由于酉陽當地王、蔡兩大封建派斗爭十分激烈，而冉義智又是“王派”骨干，所以被掌控著當地別動隊武裝的蔡派逮捕，并押送至重慶的監獄。

后來，“王派”通過國民黨上層的關系對蔡派進行報復，將這次事件的主謀分別判處死刑和無期徒刑，冉益智才被釋放出獄。

冉益智瘦長的臉上戴著一副近視眼鏡，言談舉止中隱現出世故和油滑，1948年4月，中共重慶市委書記劉國定因牽涉《挺進報》案被捕。

他隱瞞了自己的身份，只承認自己是一名候補黨員，但為求自保，還是供出了地下黨員李忠良等人，李忠良被捕后，又出賣了余永安，余永安又供出了冉益智。

4月7日，川東臨委秘書長肖澤寬從南溫泉街頭回城，得到許建業、劉德惠、劉國定被捕的消息后，立即向各方警報安排轉移，并約好市委副書記冉益智、常委李維嘉于4月17日中午12點在北培公園碰頭。

冉益智被狡猾的特務們在一家飯店逮捕，他們將冉益志帶到了一家旅館的空房內，狠狠的抽打了一頓，然后揭開棉被問：“你到底說不說”？冉益智為了活命，忙不迭地連連回答：“我說，我說”。

冉益智被捕后，供出了已被捕的劉國定、許建業的黨內職務，后供出了黨的外圍團體六一社社員的名單，上述人員除少數逃脫外，大部分為敵特逮捕。

而重慶市委書記劉國定當時不僅分管工運，還領導著市委電臺支部、經濟支部、漢利藥房支部和重慶城區工委、北區工委及808縣臨時支部等一大批黨的職務。

劉國定生活奢侈，追求享受，又存在著搬弄是非和經濟上的問題。一些同志對他很有意見，向組織上進行了反映。但是，但是劉國定在上級領導面前一直表現的很溫順乖巧，兩片薄唇，又極善言辭，因此仍然受到上級領導的賞識，并委以重任。

劉國定、冉益志叛變出賣組織后，敵人按圖索驥，大肆進行搜捕。

隨著他們的被捕，涂孝文帶著特務在萬縣逮捕了江竹筠、李青林、李明輝、李成林、雷震、唐木桃等10名黨員、黨員，重慶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

江姐被捕后。西南行轅二處處長，特務頭子徐遠舉決定親自審訊。審訊設在徐遠舉的辦公室里，打手們搬來了老虎凳、吊鎖、水葫蘆、電刑機器、火背篼等刑具，以制造恐怖氣氛，威懾被審人員。

江姐被押到徐遠舉面前，但是一連十幾個問題都以江姐的“不知道”“不認識”作答，后來干脆不做回答，特務頭子火了，下令上刑。

一場慘無人道的刑訊開始了，各種刑具折磨的江死去活來，但他一口咬定，我不認得什么人，把你們的毒刑通通用出來吧，我沒什么可說的。一個多月時間，特務們對江姐輪番刑訊，各種狠毒的手段都用上了，但始終一無所獲。

一直到1949年11月14日，重慶解放前夕，渣滓洞監獄戒備森嚴，一個看守高聲喊道，江竹筠、李青林，趕快收拾行李，馬上轉移，江姐明白自己最后的時刻到了。

她脫去囚衣，換上那件人們熟悉的紅毛衣，昂首挺胸走出了監牢。江姐被人秘密殺害在歌樂山，年僅29歲。

新中國成立后，江姐的事跡以各種版本出現在文學作品和影視劇中，成為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心目中的巾幗英雄。

隨著解放戰爭形勢的發展，劉國定和冉益智，感到惶恐不安。便向一些過去有關組織關系的地下黨員表示懺悔，并為自己的叛變行為辯解，希望黨組織諒解。

重慶解放前夕，劉國定自知罪孽深重，向毛人鳳下跪，苦苦哀求讓他去臺灣，卻被毛人鳳一腳踢開。于是他又四處籌措路費逃亡香港。

因借貸無門，只好逃往成都。成都解放時，他參加了歡迎解放軍入城群眾隊伍，有意在組織歡迎隊伍的地下黨員面前表現自己。

而冉益智也是如同喪家之犬，悄悄溜回回北陪黃橋鎮岳父的家中，1949年12月1日，重慶解放后，他又逃竄到江北一朋友家落腳，每天都進城打探消息。

然而。他終究逃不過法律的制裁，一次，他在中華路德勝大戲院門口，碰上了已經投案自首的軍統西南特區副區長李修凱。

立功心切的李修凱，他怒目圓睜，朝著冉益智厲聲怒吼：“冉益智，你這個十惡不赦的大叛徒！” 迅速引來附近執勤的解放軍。

很快，冉益智便被制服押解，送往重慶市軍管會、公安部政保處暫時拘留。直至 1950 年 10 月 27 日，冉益智被正式批捕，為其曾經的罪惡行徑付出應有的代價。

而劉國定是在1950年1月16日向成都市軍管會公安處自首。

劉國定冉益智落網后。經過審判，被判處死刑。1951年2月5日，他們被押赴刑場執行槍決。

處決時，他們竟然在高唱國際歌，甚至有人聽到他們在大喊共產黨萬歲。但都已經徒勞無功，歷史終將會審判這些曾經叛變的人。

正是因為。他們的罪行也影響了下一代。冉益智的兒子現在仍住在父親當年的屋宅處，在距紅巖村的路旁拐角處，他雖然沒有父親的罪惡，卻也遭受過非人的待遇。他沒有工作的機會，也沒有參軍的資格，令人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