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4月8日下午三點，就按‘毛主席’吧！”會議室里，滿頭華發的黃克誠抬高了聲音。胡喬木握著鉛筆，愣了一下，低聲回道：“老黃，這是行文規范……”對話僅十幾秒，卻把一場有關稱謂的較量擺上了桌面。

那一年，撥亂反正的步伐剛剛穩住節奏。中央準備出臺《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社會各界對毛主席功過的討論此起彼伏。黃克誠雖已年逾八旬，仍被邀請在軍隊系統作一次內部情況介紹。他說得坦率：“沒有毛主席，咱們不知道要走多少彎路。”會后，鄧小平批示：可摘要發表。于是才有了這篇后來登在《解放軍報》的長文。

稿子交給胡喬木潤色時，黃克誠并不在場。胡喬木把原稿里的“毛主席”全部改為“毛澤東同志”，理由是：政治文件、報刊文章最好統一稱謂，以方便史學引用。排版完畢后，工作人員例行送審。黃克誠順手翻了幾頁，眉頭立刻皺起：“主席就是主席，怎么全變了？”他放下樣張，拿起鋼筆在封面上寫了八個字：請保留“毛主席”兩字。

編輯部很為難。按慣例，胡喬木的修改等同最后意見。可黃克誠堅持：“我親自見過毛主席三十幾次，每一次都這么叫；戰士們沖鋒時喊的也只有這個稱呼。改了，味就變了。”句句擲地有聲。最終，胡喬木點頭：“算我改得過火，這回聽老黃的。”文章照原樣刊出，《解放軍報》頭版最醒目處依舊是“毛主席”三字。一石激起千層浪，不少老干部拍案叫好，部隊官兵表示“看著舒心”。

黃克誠為何在意這三個字？熟悉他的人早就知道：這位大將生性耿直，認準的事九頭牛拉不回。抗戰時，他敢當面頂撞李立三的冒險計劃；解放戰爭四平失利，他拍電報勸林彪撤出，林不回信，他直接報告延安。毛主席后來對人說：“克誠這個人，優點缺點都寫在臉上。”正因如此，遼沈戰役結束、中央籌劃平津進軍時，他被點名去天津。新城初接管，黃克誠立下規矩：機關干部不得住老百姓家，一根電話線、一袋白面都要登記。天津秩序三天見效，毛主席又在香山召見他：“湖南那攤子，你去挑。”黃克誠一句“聽令”便轉身。湖南剿匪、土改、辦學，他三年干得風生水起，卻在1952年接到總后勤部長的新任命，再次是毛主席親點。他打電話請辭，電話那頭傳來一句：“亂攤子，需要你這種脾氣。”

如果脾氣只體現在工作上，那還算尋常；難得的是他對家庭也同樣較真。北京舊居屋頂年久失修，一塊朽木掉下差點砸到他。部隊準備出幾萬元徹底翻建，他揮手：“瓦片挪一挪，補補就行。”兒子結婚，警衛員建議用吉普接新娘，他擺手：“年輕人蹬自行車挺好。”有人笑他摳門，他不惱：“我拿國家工資，國家沒給我‘婚慶補貼’。”

如此行事風格，讓很多同僚既敬且畏。廬山會議后，他被錯誤批判，撤職降級。十年里，他從未向外界談及會議詳情。有人替他鳴不平，他只淡一句：“黨的事業比個人委屈大得多。”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復出，他擔任中央紀委副書記，主持復查老案子時更強調“慎重”：別人翻舊賬，他反而勸當事人“放過去吧”。

也正因為這種心態，在毛主席功過評價最敏感的關口，他把個人情感與黨史研究適度區分：批評錯誤可以，但功勞必須公認；稱呼雖小，代表一代人的記憶，“動不得”。文章發表后一周，《人民日報》社論引用黃克誠觀點，“實事求是評價歷史偉人”成為公開討論的基調。此后，關于稱謂的爭論逐漸降溫，新舊說法并行不悖，研究者自取所需。

值得一提的是，黃克誠并沒把這場“稱謂風波”當成個人勝利。他對身邊人說：“我替不上大局多少忙，只求把自己弄明白。”1986年底，他病重住院，軍報記者再次登門，想做口述回憶錄。他躺在病床上擺手：“材料早在檔案館，照事實寫，不必再添我的情緒。”同年12月28日，心臟停止跳動。靈堂很簡樸，花圈擠不下，警衛員只得拆掉走廊里的照片展板留空間。追悼會上，楊尚昆動情回憶：“倘若缺了黃克誠這股勁，許多難事會拖得更久。”

今天再看當年那篇堅持用“毛主席”二字的文章，字字平實，沒有夸張的修辭；開頭一句“毛主席領導中國人民從黑暗走到光明”，依舊激蕩人心。黃克誠用行動告訴后人：歷史人物的定位，應該交給時間和人民，但某些來自共同記憶的稱謂，不妨用心守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