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8月12日下午三點，主席，陳嘉庚先生逝世的電報到了。”值班秘書輕聲提醒。毛澤東抬頭，沉默良久，只把報紙折好，放在案頭，像是又聽見二十一年前窯洞外那陣清脆的碗筷聲。

陳嘉庚與毛澤東只正式見過一次面，卻在彼此的回憶里占了極重的位置。許多同志當年不解：一位南洋巨商，為何能讓主席如此動情？答案，得從那場特殊的飯局說起。

1940年春，南洋抗日救國總會正在新加坡開第四次募捐會。會上，只見滿頭白發的陳嘉庚站到臺前，右手一揮：“再難，也要讓物資上前線！”三年下來，他和兩百萬華僑硬是湊出四億多元國幣，外加裝了整整兩千車皮的軍需。民間私下里說，南洋若沒陳嘉庚，滇緬公路也得啞火一半。

募捐告一段落，他決定回國考察。第一站重慶。蔣介石鋪排了八萬元一桌的豪華晚宴，官員、名流、侍者一字排開，菜譜厚得像書。陳嘉庚吃得心口發堵，暗暗嘀咕：打一發子彈都要算計，錢卻花在這兒，像話嗎？

兩個月的應酬耗盡了老先生的耐心。五月底，他收到毛澤東的邀請函：到延安看看吧。陳嘉庚來勁了，立刻啟程。那時的陜北仍是黃土高坡，汽車搖搖晃晃，路上一陣土、一陣石。翻過云巖山口，他遠遠望見寶塔山上那盞煤油燈，心跳突然快起來。

六月一日傍晚，窯洞前支了張木桌。桌面舊得掉漆，警衛員找來幾張報紙墊上。菜上齊：一碟鹽水黃瓜、一盤炒蒿子稈、還有一只清燉雞。毛澤東笑呵呵地說：“陳先生，我每月津貼不過百來塊，實在買不起肉。這雞是臨村一位大娘聽說您要來，自家舍出來的，算我蹭了您的面子。”語氣輕松，卻沒有半點作秀。

陳嘉庚放下筷子，認真答道：“毛先生，這桌飯我吃得心安。重慶的八萬元宴席，我咽不下。” 只一句，場面熱了，窯洞里仿佛多了一層光。

飯后，兩人并肩坐到土坡。陳嘉庚提了個老生常談的問題：“毛先生，延安窮成這樣，你們真能把日本人趕出去？”毛澤東點煙，沒急著談戰略，只指遠處練兵的隊伍：“看，他們一身布衣，卻越打越多；我們一支步槍打到壞，再銼一銼還能用。敵人再有錢，也買不來這個心氣。”陳嘉庚聽完，只說兩個字：“服了。”

說到底，延安究竟窮到什么程度？史料中常寫“節衣縮食”，聽多了容易麻木。衛士顧昌華老人生前回憶：主席夏天光腳穿草鞋，襪子是粗布翻來覆去打補丁；窯洞墻上一刀一刀摳出格子，用來當書架；批示寫到半張紙就轉九十度接著寫。至于吃肉——遇到開會，伙食組往灶里加一勺羊油，鍋蓋一掀，連蒸汽都透著幸福味。這樣的延安，卻撐住了敵后戰場百分之九十的抗日力量。

陳嘉庚停留了九天八夜，白天看兵工廠、夜里聽政委上黨課，還跑到邊上的實驗農場去掰玉米。快走那天清晨，他收拾行李，悄悄把隨身的金表塞進警衛班的伙食箱。被發現后，他擺擺手：“莫推，讓娃們補補營養。”這種不動聲色的小動作，后來成了延安許多人口口相傳的故事。

回到仰光，他火速召開記者會。有人問，國民黨、共產黨誰能救中國？陳嘉庚話不多：“中國希望在延安，那不是口號，是我親眼所見。”此言一出，輿論一片沸騰。南洋商界原本青黃不接的捐助流程，立刻重新劃向八路軍、新四軍。僅1941年，延安就收到他協調的藥品三百噸、無線電設備兩百余套。

再往后，局勢翻天覆地。解放戰爭期間，他痛批內戰，“同室操戈，豈有此理”；又對美方表態：“拿錢軍援蔣介石，純屬打錯算盤。”這種旗幟鮮明，讓人佩服，也讓人頭疼。

1949年夏，北平碧云寺旁的香山靜悄悄。毛澤東迎陳嘉庚入廳，笑問：“老朋友，這次沒準備雞，您將就喝杯茶可好？”陳嘉庚大笑：“延安那頓清燉雞，我吃到今天還香。”兩位老人，一個貧寒、一個富裕，卻在最艱苦的歲月握了手，信任再也沒松開。

開國大典那天，陳嘉庚站上天安門城樓，風刮得白發亂飛。他瞇眼望向金水橋下的浩蕩人海，突然想起當年那只只吃了幾口的清燉雞，鼻子一酸，對身旁的夫人低聲說：“錢可以再掙，國家卻只有一個。”

1961年，噩耗傳來。毛澤東合上報紙，沉吟片刻，輕輕念了句：“陳先生心里裝的，是整個中華。”這一刻，世人終于明白，那頓“買不起肉”的晚餐，買下的其實是信義、是未來。偌大的中國走到今天，陳嘉庚的名字，不會因為窯洞的簡陋而褪色，恰恰相反，它被歷史刻得更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