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教育部的一場年度論壇上，總理李顯龍曾看著臺下朝氣蓬勃的學生們，語重心長地說：“不要把你所有的時間都花在學習上，也要做些其它的事情。你不需要拿到完美的分數，獲得滿分的人未必在生活中表現得最好。” 這句話像一顆投入湖面的石子，在教育焦慮蔓延的當下，激起了關于“學習的意義”的深層思考。在分數至上的教育慣性中，這位深諳教育本質的領導者，始終在提醒年輕一代：真正的成長，永遠發生在課本之外。

課堂之外的“人生學分”

李顯龍在多個公開場合分享過自己的成長經歷：中學時加入辯論社的爭吵與協作，大學假期在社區服務中心的奔波與感悟，甚至是與不同種族同學組建樂隊的青澀嘗試。這些看似與學業無關的片段，在他看來，恰恰是塑造人格的關鍵拼圖。“孩子們需要在操場上學會團隊合作，在朋友的矛盾中懂得包容，在第一次獨立旅行時掌握應變能力 —— 這些課，試卷永遠給不了答案。”

這種理念與現代教育心理學中的“全人教育” 理論高度契合。哈佛大學教育學院研究顯示，那些在青少年時期參與過至少3種課外活動的學生，成年后在抗壓能力、社交適應性上的表現，比“純學霸”群體高出47%。新加坡的“品格與公民教育”課程正是這一理念的實踐：小學階段要求學生每月參與社區服務，中學階段必須加入至少一個跨種族社團，大學階段鼓勵用實習學分替代部分課堂學分。這些設計背后，藏著一個樸素的認知：教育的終極目標，是讓孩子學會“在世界上好好生活”。

教育的天平：從“單向輸出”到“多元生長”

“如果教育是一場馬拉松，我們不能只教孩子盯著計時器奔跑。” 李顯龍曾在教師節講話中這樣比喻。他批評過度量化的教育評價體系：當學校用平均分衡量優劣，當家長用排名定義成功，孩子們正在失去對知識本身的熱愛。在他推動下，新加坡教育部推出“多元化評估框架”，將藝術特長、社區貢獻、創新項目等 12 項非學術指標納入升學參考，甚至允許學生用科研成果替代部分學科考試成績。

這種轉變背后，是對教育目標的重新定義。李顯龍認為，好的教育應當像熱帶雨林，讓喬木、灌木、藤蔓都能找到自己的生長空間。他講述過一個令他印象深刻的案例：一名數學成績平平的學生，因擅長用編程解決社區養老問題，被新加坡國立大學破格錄取。“這個孩子或許解不出最難的方程式，但他懂得如何用知識改善生活 —— 這才是教育的真諦。”

新加坡的學校里，這樣的“意外收獲”越來越多：中學開設“城市農場”課程，學生在種菜中學習生物與經濟學；大學推行“創業孵化計劃”，讓理工科學生與商科同學組隊開發社會項目。這些嘗試印證著一個道理：當教育跳出分數的桎梏，反而能培養出更具生命力的人才。

語言為橋，文化為根：在多元世界中錨定自我

“語言不僅是交流工具，更是文化的密碼。”李顯龍對語言學習的重視，源于他對全球化時代的深刻洞察。他自己精通英語、華語、馬來語等多種語言，深知語言能力背后是理解世界的多元視角。在他的倡導下，新加坡推行“雙語教育強化計劃”，要求學生在掌握英語這一國際通用語的同時，必須精通母語（華語、馬來語或泰米爾語）。

“學習華語的孩子，能讀懂唐詩宋詞里的家國情懷；通曉馬來語的學生，能理解‘Kesopanan’（謙遜）背后的文化智慧。” 李顯龍在華語推廣活動中強調，語言學習從來不是簡單的技能獲取，而是在培養“文化同理心”。這種理念在新加坡的校園里落地生根：小學開設“文化偵探”課程，學生通過烹飪、節慶體驗探究不同族群的傳統；中學組織跨國研學，讓學生在華語環境中理解中國的發展，在馬來語語境中感受東南亞的脈動。

在全球化與本土化交織的今天，這種文化素養正成為年輕人的核心競爭力。新加坡國立大學的統計顯示，掌握雙語的畢業生在跨國企業招聘中被錄用率高出單語者63%，更重要的是，他們在跨文化協作中展現出更強的適應性與包容性。

寫給年輕一代的“成長說明書”

“你們擁有比我們當年更廣闊的天空，但也需要更勇敢的飛翔。”李顯龍常對年輕人這樣說。他見證了新加坡從漁村到國際都市的蛻變，深知下一代面臨的挑戰不再是生存，而是如何在快速變化的世界中找到價值。他鼓勵學生們“做些沒用的事”：讀一本與考試無關的書，來一場說走就走的短途旅行，甚至為一個異想天開的創意付出實踐。

這種“無用之用”的智慧，正在影響著新加坡的年輕一代。有人在課余組建環保社團，用3D打印技術回收海洋塑料；有人在假期深入雨林，記錄瀕臨滅絕的動植物聲音；有人發起跨校文化沙龍，讓不同種族的學生講述祖輩的故事。這些看似 “偏離正軌” 的行動，恰恰在構建著更豐盈的人生。

李顯龍的建議，本質上是在提醒我們：教育不是為了把人塑造成標準化產品，而是幫助每個人成為獨一無二的自己。當學生們既能在實驗室專注研究，也能在社區開懷大笑；既能用公式推導規律，也能用畫筆描繪夢想；既能讀懂書本里的真理，也能理解生活中的溫情—— 這樣的成長，才是對教育最好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