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繼愈

1997年3月，季羨林先生對記者說：“我不是搞中國文化的，更不是搞哲學的。毛主席最推重任繼愈。說中國文化、中國哲學，你們最好去找任先生。說我是國學大師，是外行話。”

季先生說的沒錯，主席確實非常看重任繼愈先生，并評價他說“鳳毛麟角，人才難得”。作為一個學者，得到主席如此高評價的少之又少。如去向大家介紹一下吧。

任繼愈，字又之，1916年4月15日，出生于山東平原，是任繼周（中國工程院資深院士、中國草業科學奠基人）的二哥。任繼愈先生師從湯用彤、賀麟，是我國著名的哲學家、佛學家、歷史學家、國學大師，并曾任國家圖書館館長。

"繼愈"這個名字是入學時老師給他取的，意思是"繼承韓愈"。老師當時希望他將來能在文學上有所建樹，估計老師怎么也不會想到他的弟子，在哲學、史學、國學、佛學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

1959年10月14日凌晨2點半(習慣說是13日深夜)，毛主席派車把任先生接到中南海。任繼愈曾這樣回憶：“毛主席把我找去，我戰戰兢兢的，以為出什么問題了，能驚動主席。沒想到，見面第一句話，主席說，你的書我都看過，我們過去都是搞無神論，搞革命的，沒有顧得上宗教這個問題，宗教問題很重要，要開展研究。”

任繼愈（中）和圣嚴法師、季羨林

在這次談話中，主席首先提及任先生寫的幾篇研究佛教的文章，并稱贊說梁啟超沒有講清的問題、任先生講清楚了。主席還指出“研究宗教非外行不行，宗教徒搞不清楚”，“因為他們對它有了迷信”。

事實上，不“迷信”而研究宗教的，不僅在國外、在國內，在任先生之前也已有了許多先例。任先生的導師湯用彤先生，就是“不迷信”而研究佛教且取得了卓越成就的。

主席說的不迷信才能看到事物的本質的表述，信仰者聽來也許不舒服，但從研究取得的成果和對社會的貢獻看，無神論者的研究不能被替代、也無法被替代。

交談時，主席還問北京大學有沒有人研究道教和福音書。任先生回答說沒有。主席說北大500多人的哲學系怎能沒人研究宗教呢？

他們還談到了中國的哲學問題。主席贊成任先生對孔子的評價，認為孔子是重要的思想家、政治上是保守派；但主席不贊成先生說老子哲學是唯物主義的，并背誦了《老子》中“道常無名”以及“視之不見"等，說明老子是唯心主義者。

任先生對于這次談話的印象極深，他后來說沒想到，作為政治領袖，主席在哲學、宗教方面書讀過很多，而且真看透了，記憶也很準確，談話中準確引經據典、加強對觀點的支持。

事實上，如去發現，任先生對于中國社會的很多看法都和主席有著共識，比如農民問題。任繼愈在《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一文中寫到：“作為一個中國哲學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中國的農民，不懂得他們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國的社會；不懂得中國的農民、中國的農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國的歷史。”

任繼愈和妻子馮鐘蕓、女兒任遠

1963年冬天，周總理訪問亞非十四國后，給中央寫了一個報告，建議加強研究外國的工作，籌備建立包括以美國、蘇聯為對象的14個研究所。主席在這個報告上有這樣一段批示：

• 這個文件很好。但未提及宗教研究。對世界三大宗教(耶穌教、回教、佛教)，至今影響著廣大人口，我們卻沒有知識，國內沒有一個由馬克思主義者領導的研究機構，沒有一本可看的這方面的刊物。
  《現代佛學》不是由馬克思主義者領導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其他刊物上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寫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繼愈發表的幾篇談佛學的文章，已如鳳毛麟角，談耶穌教、回教的沒有見過。
  不批判神學就不能寫好哲學史，也不能寫好文學史或世界史。這點請宣傳部同志們考慮一下。

1964年，任先生奉毛主席和周總理之命，籌建我國第一個宗教研究機構“中國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中國無神論學會初創于1978年底。選舉了兩位理事長。一位是任繼愈先生，一位是牙含章先生。第二年，又成立了“中國宗教學學會”，任繼愈先生任會長。這兩個學會，都掛靠在世界宗教研究所。

任先生有一個著名的觀點，就是在1978年時，提出的“儒教是宗教”。這個觀點一經提出，引起了中國哲學史界持續20年的學術紛爭。任先生認為：儒教作為完整形態的宗教，應當從北宋算起，朱熹把它完善化；儒教最為顯著的特點就是，高度的政教合一、政教一體。在中國，如果沒有儒教，就不可能維系一個有著五千年文明史的國家和民族的。

2009年7月11日，任繼愈在北京醫院病逝。此去經年，如去給大師叩安，愿大師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