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5月31日早上八點十分，主席剛下專列就問：‘彭局長，聽說你是打仗出身，你到底學過修橋沒有？’”王任重半開玩笑地向彭敏復述這句略帶興致的質問，空氣里夾著機車的熱浪，也帶著一種按捺不住的興奮。工地上，鋼架與塔吊在江風里發出低沉的轟鳴，仿佛在回應領袖的好奇。

其實，這聲“學過沒有”背后，是長江兩岸數十年“過江難”的沉重影子。二十世紀初，武漢三鎮人口愈來愈多，可橫跨大江的仍然只有擺渡。晴天，船慢；雨天，索性停航。老人常說：“一場濃霧，把漢口和武昌憋在原地。”在那樣的日子里，修一座大橋不僅是技術議題，更是民生呼聲。

北洋政府時期，工程師們畫過圖紙，卻被軍閥混戰敲碎。到了南京國民政府，蔣介石把錢塘江橋擺進預算，武漢卻只收到一句含糊的“以后再議”。有人算過賬：1930年到1948年，長江武漢段因停渡耽誤的貨運，折合白銀超千萬兩。錯失的機遇，無法標價。

新中國建立后，毛澤東在一次國務院會議上突然提到：“長江天險，總得鋪條路?！痹捯粑绰?，《人民日報》頭版刊出社論，武漢人認定好事要來了。然而1950年6月，朝鮮烽火驟起，鋼材優先供應前線，橋梁設計圖又被鎖進柜子。那幾年，武漢工務局只得在漢口江灘留下幾根試驗樁，隨水位起落，一會兒露出，一會兒沒入，像在無聲提醒：夢還在。

轉機出現在1953年春節。毛澤東到蛇山登高，眺望龜山，對隨行干部抬手一指：“橋就從這里飛過去。”岸上的小學生聽見鼓掌，誰都沒想到這句脫口而出的指向，很快就變成了國務院批文。隨后，鐵道部成立大橋工程局，彭敏臨危受命。此人原是八路軍團長，抗美援朝傷了腿，轉業才兩年。正因如此，毛澤東才有那句詢問：“你學過修橋？”

有意思的是，彭敏真沒系統學過橋梁力學，他硬是帶著三百多名技術員邊干邊學。蘇聯派來二十四位專家，開口閉口“按規范”?？砷L江底部基巖起伏大，規范里找不到對應條款。工人用竹排綁住沉箱，夜里趕潮水下放，蘇聯專家急得拍圖紙：“風險太大！”彭敏咧嘴笑：“咱們窮過日子的人，只能多動腦筋?！焙髞硎聦嵶C明，竹排沉箱法每孔節省經費兩成，毛澤東聽匯報時直說“好辦法”。

再說到1956年那次視察。江面上風大，毛澤東執意站在甲板側舷，連連發問：鋼材厚度多少？震動打樁機誰設計？鞍鋼能不能自己軋寬板？問題如連珠，彭敏幾乎招架不住，卻也暗暗佩服：領袖關心的不只是宏圖，還有螺栓和焊縫。對話足足拖了三個半小時，小倉房悶得人直冒汗，毛澤東卻揮手：“技術無所謂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關鍵是科學不科學?！边@句判斷，讓在場的翻譯都愣了一下，隨后記進了工作日志。

時間快進到1957年9月。大橋靜候通車，欄桿卻被刷了三種顏色：灰、黑、天藍。工人說，這樣方便請群眾挑選。毛澤東扶欄遠望，笑得爽朗：“灰色好，和江水對味?！彪S后他問，用了多少鋼？花了多少錢？楊在田報出“5萬噸、1.3億”兩個數字，毛澤東點頭：“不貴?！迸匀寺犞炭〔唤@可是當年全國最大的單體投資，可在他眼里，只要能讓“天塹變通途”，就是值得。

傍晚，武漢三鎮燈火次第點亮。毛澤東倚欄低聲念：“燈火輝煌，燈火輝煌，好??！”江面風涼，他推了推帽檐，忽然問：“要是沒有蘇聯專家，現在能不能獨立修這么大的橋？”楊在田略一遲疑，重重回答：“能修！”這一聲“能”，在嘈雜的晚風里顯得特別篤定。

1957年10月15日，首班火車穿橋而過，汽笛拖著長長一聲，把京漢線與粵漢線連為一體。北京到廣州的行程硬生生縮短一晝夜。茅以升特地趕來，站在橋頭感慨：“錢塘江橋解了浙東封鎖，武漢長江大橋卻讓半個中國連成整體?！彼哪抗馔高^鋼梁，看向更遠的西南與西北，那是下一代工程師的舞臺。

遺憾的是，很多開工時的老工人再沒等到剪彩，他們在風浪里與鋼筋水泥搏斗，留下無名碑。有人提議給他們立一塊紀念石，彭敏搖頭：“橋就是最好的紀念。”這句話廣為流傳，后來被刻在工程局的墻面上。

幾十年后，長江干流橋梁已逾百座，武漢段更是“橋群并立”。可在老武漢人心里，“大橋”只有一座，就是那年被問顏色、被問鋼材、被問“學過修橋沒有”的那座。它見證了一個國家從缺橋到造橋、再到出口橋梁技術的完整跨度，也讓一代又一代人明白，問一句“學過沒有”，往往是對可能性的最佳褒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