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功

第一個撰寫中共黨史的日籍中共黨員

馮俊龍

寫在前面的話: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曾有這樣一個特殊群體——他們中有作為日本軍人來到中國戰場,因為被俘而接觸到中國共產黨,思想受到強烈震撼和深刻教育的佐藤猛夫、小林寬澄等;有本來作為情報人員培養的間諜中西功、西里龍夫等,他們慢慢從日本法西斯教育下解放出來,逐步認清侵略中國的戰爭性質,由最初的“侵略有理”轉變為反對侵略。在大是大非面前,他們終于傾向于人類公平正義,由最初的反共到理解共產黨,自愿成為共產黨的一員,并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中發揮了特殊而重要的作用。在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我們理應紀念這些中國革命的風雨同路人、與中國人民并肩戰斗的歷史見證者。

1941年12月7日,星期天。美國在夏威夷的主要海軍基地珍珠港,突遭日軍襲擊,致使停泊在港內的美國太平洋艦隊主力幾乎全軍覆沒。這是美國自19世紀后第一次受到別國主動攻擊。美國總統羅斯福發表著名的“國恥”演講,隨后簽署對日本宣戰的正式聲明,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就此爆發。

其實,在此之前,蔣介石已經將此情報轉交給了羅斯福,但不知是羅斯福因為不相信情報本身的真實性,還是因為其他原因是否采取過行動,甚至讓這條情報如同石沉大海,就不得而知。但這條情報通過其他途徑傳到蘇聯,斯大林迅速將駐守在東線防范日軍夾擊的軍隊調到了西線作戰,取得了莫斯科保衛戰的勝利。讓人深感意外的,這條情報的準確預測者,竟然是一位叫中西功的日籍中共黨員。

準確預測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情報

1941年6月22日,納粹德國與其盟友入侵蘇聯,德軍以閃電戰戰術快速深入蘇聯領土,遭到蘇軍的頑強抵抗。但面對以德軍為首的凌厲攻勢,更擔心遭到日本夾擊,斯大林多次發電延安,要毛澤東派八路軍赴東北作戰,牽制日本的關東軍。日軍北進與蘇作戰,很可能會讓美英妥協,這極有可能會讓共產主義大本營陷入黑暗。此時要決定是否讓八路軍勞師遠征援助蘇聯,最重要的就是拿到日軍是否會襲擊蘇聯的情報。幾經輾轉,獲取這個情報的重任落在了中西功肩上。

日本國內圍繞北進還是南進這一重大戰略抉擇,上至天皇、內閣,下至軍方各兵種,交鋒激烈。其時,由于英、法、荷在遠東的殖民勢力被削弱,使得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東南亞的野心日益膨脹。以東條英機為首的日軍將領都主張先南進,占領東南亞和南太平洋大片地區,攫取其戰略物資。1941年8月23日,日本最高統帥部在東京開會,作出“今年不向蘇聯宣戰”的決定。既然日本南進已經明確,中共中央就要進一步搞清他們發動戰爭的準確日期。中西功接受了這一使命。

當時已處于危險中的中西功為了完成任務,冒險返回日本,目的就是探尋日軍的真正意圖。日軍的動向確實顯得撲朔迷離。不久前在中國東北舉行了以蘇聯為目標的關東軍特別大演習,這讓人覺得日本真是在為進攻蘇聯做準備。具有深厚情報工作經驗的中西功,剛到東京就發現了一個重要細節:東京很多汽車不燒汽油,燒的是木炭。中西功分析,這說明日本的戰略石油儲備已應付不了多久。日軍再北上進攻蘇聯,戰略儲備顯然會遭遇麻煩。從偶然的渠道,中西功得知,日軍在中國東北的演習內容卻是搶灘登陸,而且,明明已經是冬天,可是日本國內的駐軍卻在發夏裝和短褲。在回中國的船上,中西功在與日本船員閑聊時,得知很多日本船都是空船到中國,回去的時候就載滿了參加“關東軍特別大演習”的日本軍人。這些部隊海運南下,集結于小笠原群島,有的還一直開往東印度。種種跡象讓中西功越來越肯定,日本接下來的戰略一定是南攻東南亞而不是北上進攻蘇聯,日軍內部“南進”派已占上風。

1906年至1945年,日本在滿洲設立南滿洲鐵路株式會社,簡稱“滿鐵”,這是日本在滿洲進行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侵略活動的指揮中心。表面上它是一個鐵路公司,實際上它是執行日本國策的地方機構。當時已經是滿鐵上海事務所主任的中西功,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在1941年11月從日本回到上海后,便一頭埋進滿鐵上海辦事處的絕密情報室,調出各種《編內參考》《情報交流》《調查通報》《軍部通報》《軍密》《絕密》《機要》等內部資料,反復翻閱、搜覓、過濾,仔細推敲,從中尋找蛛絲馬跡。終于,在一份《編內參考》上,中西功看到有這樣一句話:“日美談判以11月30日為限,不再拖延”。這一行字馬上刺中中西功敏感的神經,日本準備要和美國開戰不但是鐵定的事實,而且職業特性讓本就精于計算的中西功判斷出,日本將最早在12月1日,最遲則不超過12月15日,而12月8日(夏威夷時間12月7日),日本將會在太平洋上對美軍發動襲擊的結論。

果然,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了美國在太平洋的主要海軍基地夏威夷珍珠港。美國8艘戰列艦和10余艘其他大型船只,20余艘中小型艦艇被炸沉或炸傷,180多架飛機被炸毀,美軍官兵死傷3500多人,停泊在港內的美軍太平洋艦隊主力幾乎全軍覆沒。同日起,日軍先后開始對泰國、馬來西亞、香港、菲律賓、東印度發動全面的太平洋戰爭。

中西功提供的情報從根本上改變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格局,為反法西斯同盟最終取得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

中西功獲取的日美談判情報,收藏于江蘇國家安全教育館

接受國際共產主義思想的日本間諜

中西功出生在日本古代“忍者”的發源地三重縣多氣郡的一個農家。年少的中西功,總是被忍者慣用隱身術和遁術潛入敵方獲取情報、讓對方引發騷亂的故事吸引。冒險、豪俠、浪漫,讓中西功向往自己成為一個自由馳騁、建功立業的“浪人”。像所有貧窮寒窘出生的有志青年一樣,中西功通過埋頭苦讀獲取了改變命運的機會。1929年夏,19歲的中西功以優異成績獲得公費留學資格,來到上海,進入東亞同文書院讀書。

設立于中國上海徐匯的東亞同文書院,打著加強中日文化交流的旗幟,教授從日本招募而來的優秀高中畢業生學習中國文化,讓學生對中國的語言、歷史、地理都了如指掌,還讓學生學習中國各地方言。從東亞同文書院畢業的學生,不是中國人,卻是“中國通”。這所學院,實際是針對日本侵略中國培養的間諜。能到這所學院學習,而且對畢業后將要從事的職業,中西功心中充滿了自豪感。

質樸善良的中西功發現,自己在很多中國人眼里,并不是“天之驕子”,而且頻頻受到中國人的冷漠與鄙視。是中日存在文化差異,還是有其他什么原因?一日,中西功借著向王教授提問,把心中的疑問向王教授和盤托出。

王教授是在東亞同文書院任教的中國教授王學文,他對中西功等學生的影響可謂意義深遠。王學文早年曾赴日本留學,就讀京都帝國大學經濟學部,受教于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河上肇。王學文從日本留學回來后,曾在中共江蘇省委工作,領導社會科學家聯盟的籌組活動,后奉命在上海東亞同文書院教書,開展對青年學生的啟蒙教育。正是在王學文影響下,中西功與其他進步同學一起參加校內外的革命斗爭和學生運動。王學文不但學識淵博,而且熟悉中日兩國文化,在學生中很有威望。

“歷史是因,現實是果。”王教授緩緩地對這位日本學生說,然后從中日歷史、世界局勢,以及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的侵略、帶給中華民族與世界人民的災難說起,中西功這才知道自己受人冷漠與鄙視是日本的侵華政策造成的。再聯系中日兩國社會共有的巨大貧富懸殊和階級矛盾,中西功很快對馬列主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從內心同情中國,反對法西斯侵略戰爭。

中西功等人入學時的同文書院,跟三十年前初創時相比已發生了一些變化。首先是除了“日本人部”即專為日本學生開辦的班級外,還開設了招收中國學生入校學習的“中華部”,雙方學生之間有所溝通。中西功到校不久,就通過與中國學生交往,大致掌握了上海和當時中國全國的局勢。并且,中西功了解到中國學生中有不少人是進步學生運動骨干,有的還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其次,在東亞同文書院能夠接觸到馬克思主義書籍,同時可以組織比如“中國問題研究會”之類的左翼學術研究團體,讀到諸如列寧《帝國主義論》、布哈林《歷史唯物主義》、斯大林《列寧主義基礎》等著作,而河上肇的《經濟學大綱》被列為經濟學課程的指定參考書。

這些有利條件,讓從法西斯統治和輿論鉗制政策日益嚴峻的日本走出來的中西功,開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投入實際的政治活動。

家庭出生的困窘、自己想要達成的奮斗目標,眼前東方這個華洋混處的世界,外來夷幫頤指氣使、本地土著反倒要忍氣吞聲的一幕幕場景,在年輕的中西功腦海里不斷閃現。在王學文教授啟迪引領下,中西功更加積極地接觸馬列主義思想,慢慢明白世界法西斯的萌芽、發展和對世界的危害,意識到軍閥發動侵略戰爭的罪惡,開始對本國軍事行動對他國帶來的傷害進行反思。

中西功逐漸參與到外國士兵委員會和“日支斗爭同盟”的反戰活動中去,積極參加示威游行以及聲援工人的罷工斗爭,對風行于大城市的“飛行集會”和散發、張貼標語等活動,也興趣不減。“我們強烈地意識到,我們是日本工人階級革命運動的一翼,也是世界工人階級革命運動名副其實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從心底里喜歡中國,因為這個原因參加了中國革命。我們同文書院學生運動本身,跟日本國內的政治運動就保持著聯系,學生們如果在中國國內呆不下去了,回到日本還會被介紹給日本的進步組織,繼續從事同樣的斗爭。”晚年中西功在他所著的《在中國革命的暴風雨中》這樣寫道。

王學文其實還有一個秘密身份,那就是中共中央上海局情報系統的成員,受當時中共上海地下黨負責人周恩來領導。在中共地下黨的安排下,王學文一邊在東亞同文書院教書,一邊密切關注進步學生的情況并給他們秘密傳播共產主義思想。在王學文啟蒙下,這批包括中西功、西里龍夫、尾崎莊太郎等一批日本進步青年的學生中間,國際共產主義思想開始生根發芽。

向中共提供情報的紅色特工

20世紀初,日本是亞洲社會主義思潮的中心,馬克思主義學說早就在這里傳播。中共開創者李大釗在東京早稻田大學就讀,陳獨秀也曾五次東渡日本求學,在這個與中國一衣帶水的鄰國,為后來回國相約建黨的“南陳北李”提供了契機和基礎。日本共產黨員的創建者之一野坂參三在中共革命圣地延安,創辦“反戰同盟”和“日本工農學校”,表明共產國際主義在中日之間深刻相互影響。

東亞同文書院當時的校長是近衛文麿,后來成為日本首相。但就在這所日本人如此重視的學院里,像中西功這樣的日本青年,雖然在國內接受過許多對華歪曲教育,卻在中共地下黨的影響教育下,不僅未被培養成為日本的侵略工具,反而受中國革命影響,在學院建立了意味著同中國團結斗爭的組織“日(本)支(那)戰斗同盟”,成員有二三十人,主要在駐華日軍中展開工作,反對日本侵華。日本海軍士官生隊到滬參觀,實際是為侵略熟悉戰場。中西功等得知后,便趕印了宣傳反戰的傳單向他們暗中散發,結果被便衣憲兵“特高”發現,把他關押了9天,釋放后還勒令停學一年。1931年,中西功加入中國共青團,翌年日本海軍陸戰隊發動“一·二八”事變,強令日籍學生參戰,中西功馬上以“撤出侵滬戰爭”為口號組織斗爭,迫使領事館同意他們回國。

回國途中的中西功,與后來成為近衛文麿智囊的尾崎秀實相遇。尾崎秀實在上海從事秘密情報工作,是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佐爾格小組”成員,公開身份是《朝日新聞》常駐上海的特派員。在尾崎秀實的幫助下,中西功隨后被介紹進入東北滿鐵調查部工作。中西功不但具有超強的寫作能力,而且有扎實的理論功底,撰寫了有關華北農業經濟的論文,向日方提供了一系列描述中國內部情況的分析文件,被日軍方面認為極具價值,被提升為滿鐵上海辦事處調查室主任,并兼任日本支那派遣軍特別顧問。

以為日方工作為掩護,中西功在王學文幫助下,與中國共產黨東北黨組織取得聯系。出于對共產主義信仰的崇敬,1938年中西功加入中國共產黨。中西功和西里龍夫等東亞同文書院同學為核心的紅色間諜網迅速成立,由當時上海的中共地下組織負責人潘漢年領導,在中共上海情報科吳紀光指導下,負責對日戰略情報偵察。在此期間,尾崎秀實把自己掌握的許多有關日本對華戰爭的情報,通過中西功發往延安;他向佐格爾提供的情報,也源源不斷送往莫斯科。1939年,中西功憑借自己的出色才華,進入滿鐵調查部“支那抗戰力量調查委員會”。中西功利用他公開的特殊身份配合中國革命。由于該委員會深刻分析了中國抗戰力的消長情況,所以他們的調查作為日本對華誘降急需的戰略情報而備受軍部關注。中西功公開地在總結報告中高度評價中國的抗戰能力,從而牽制了日本的軍事活動。在非公開的活動中,他與西里龍夫等人一道,為中共領導層提供情報,援助反戰活動和抗日運動。

1941年4月,滿鐵為了滿足軍方加強情報搜集的需要,委托中西功成立一個特別調查班,專門負責搜集中國各方的情報和材料。中西功便以雇傭的名義,把一名中共聯絡員吸收了進來。在侵華日軍的戰略情報中心,他配合同為日籍中共黨員的西里龍夫把日軍統帥部的重大戰略情報源源不斷地提供給中共地下組織,并經黨的地下組織轉到陜北的中共中央最高領導機關。這樣一來,日軍對中國戰場采取什么樣的重大行動,延安都會提前獲取重要情報信息。情報小組在日軍心臟活動了三年半之久,當時日本的許多重要行動計劃,中共地下黨組織均能提前得到可靠的情報。

在成功獲取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的情報后,早就收到“迅速撤離”警報的中西功,準備憑借取得日軍第13軍浙贛線戰役“從軍調查員”的資格,欲到達浙贛線后,相機前往中共后方根據地。但已到杭州的中西功,被東京派來的“特高課”特務哄騙回上海誘捕,并押往東京。他在被捕的前一天,還發出了日本進攻中途島的絕密情報。

在獄中撰寫中共黨史的日籍中共黨員

中西功被關押在東京的巢鴨監獄,受到嚴刑拷打,最終被打到內臟出血,不省人事。在被審訊時,中西功坦然承認出于信仰向中共提供過情報,并用他掌握的大量情報論證侵略戰爭的結果必然是經濟崩潰和徹底戰敗,向審訊官們論證以日本目前的國力,根本不可能打贏這次戰爭。中西功在獄中不斷地向審判他的人陳述日本的軍國思想對日本的經濟和前景所造成的惡劣后果,他始終認為:“制止日本侵華戰爭,能使日華人民從毀滅性的災難中解脫出來,實現日華和平與日華人民世代友好,這才是兩國人民的莫大幸福和根本利益所在。”正是出于這種理念,他與帝國主義的間諜完全不同,提供情報完全出于信仰而從不要報酬,黨組織困難時還以個人積蓄傾囊相助。

日方對中西功等人下達了死刑宣判書,宣判書以驚嘆的語言稱:“彼等不怕犧牲,積極努力,用巧妙之手段長期進行偵察活動,其于帝國圣業、國家安全、大東亞戰爭及友邦勝負,危害之大,令人戰栗。”中西功對審判他的法官們說:“再過3年,日本將敗,我就能從這里大模大樣地出去了。”

中西功在被判刑的同時開始寫《中國共產黨史》。日方要從這位具有不同凡響的人身上獲取更多他們想要的東西,中西功判處的死刑沒有執行。中西功“全憑自己的記憶”,在堅持編寫的《中國共產黨史》一書中這樣寫道:“我們也許不久將離開這個世界,此時此刻痛感有必要把我們從中國共產黨那里學到的東西留給后人。”而對于他所認識的中國共產黨,中西功如此評價道:“我想說的第一件事是現在的中國共產黨在政治和理論上的高水平。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僅有二十幾年,其出發點非常之低,并且,國內工人階級的比率之小,給黨的發展造成了許多制約。但是,這個黨現在積累了非常豐富的革命經驗,作為一個擁有150萬黨員的大黨,成為支配東亞命運的力量。”

在書中,中西功展示了他極高的知識水平,翔實的資料和嚴格的邏輯分析,讓“特高課”十分感興趣,于是準備讓他寫完了再處決。誰知中西功越寫越多,還點名要求同判死刑的西里龍夫合作撰寫。雖然《中國共產黨史》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還是沒寫完,但中西功和西里龍夫卻因此親眼看到了日本法西斯的最終失敗。

果然不出中西功所料,1945年8月15日本宣布戰敗無條件投降,美國人很快來到了東京。僅一個月后,根據美對政治犯釋放的條例,在二戰中立有戰功的中西功得到無罪釋放的命令。出獄后,中西功加入勞動調查協會,曾任《人民》《民報》編輯,l946年6月加入日本共產黨,同年創立中國研究所。1947年中西功當選國會議員,1949年當選參議員,并任共產黨國會議員團主事。1948年中西功作為共產黨代表參加建立擁護民主主義同盟工作,1949年向黨中央提出《中西意見書》。在此之后,他繼續研究馬克思主義思想和中國革命理論。1960年后,中西功寫就了許多革命理論書籍和論文,如《中國革命史》、回憶錄《在中國革命風暴中》等,都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非常著名的著作。之后他就一直留在日本,從事中國問題研究工作,但是他再也沒有機會來到中國。

中西功以他充滿睿智的筆調和堅定的信心,完成了《中國革命史》《中國革命和毛澤東思想》《在中國革命的風暴中》《抗戰期間中國的政治》《中國民主革命的發展與世界》《中國共產黨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民主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在武漢的革命與反革命》《民主革命的里程碑》《戰后民主革命時期的諸問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發展》《為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從死的絕境中》《民主主義日本的路標》《現代中國的政治》等著作,對普及國際共產主義精神和推廣中國革命理論起到了巨大作用。

1973年,身患胃癌處于彌留之際的中西功,懷念起他在上海做紅色間諜時的歲月,斷斷續續地說:“我真想去看看,看看那些街道,那些勝利的人們,他們有了自己的人民共和國。”

中西功去世后,人們在神奈川縣鐮倉市鐮倉陵園安葬他時,在墓前豎立起一塊石碑,上面刻著兩行草書:“為世界人類的解放,貢獻出最后的一滴血”,作為對他的紀念。

中西功對改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格局,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從為日本侵略擴張作準備的間諜,轉化為為實行國際共產主義無私奉獻的紅色特工,其本身固然有“天下窮人互相幫助”的樸素思想,但在耳聞目睹日本法西斯對包括中國人民在內的世界人民殘酷荼毒之時,憤然挺身而出,積極參與到世界反法西斯的統一戰線上來,對日本軍國主義的無恥行徑予以反擊,這是在中國共產黨始終站在人民利益的角度感染所致,正是一位胸懷坦蕩的國際共產主義者具有的廣闊胸懷。

參考資料:

1.錢明、陳正卿,《我所知道的日本共產黨員中西功》,《浦江縱橫》2018年第2期。

2.魏然、鹿兮,《日籍中共黨員中西功的傳奇人生》,《炎黃春秋》2021年第12期。

3.張惠才,《中西功和他的中共黨史研》,中共黨史研究2012.10.26。

4.于繼增,《舍生忘死的日籍中共黨員中西功》,《黨史博采》2014年第10期。

5.勞開準、洪小夏。《解讀潘漢年系統》,《檔案春秋》2014.7.10。

6.楊麗娟,《諜戰奇俠——日籍情報員中西功的潛伏戰》,北京日報2024.5.14。

7.《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體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民政部優撫安置局編,中國社會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

特別提示

轉載請注明:“來源:方志四川”

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

作者:馮俊龍(筆名范一塵、豐山歌。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中國散文學會、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四川省作家協會會員。近年主要從事散文和文藝評論創作,在《人民日報》《文藝報》《解放軍報》《四川日報》以及《巴蜀史志》《同舟共進》《文史天地》《黨史博采》等刊物發表作品多篇,作品多次被《新華文摘》《作家文摘》《中外文摘》及新華網、人民網、中國軍網、“學習強國”學習平臺轉載。著有長篇歷史紀實作品《晚清傳奇朋友圈》。曾獲四川報紙副刊獎、四川散文獎等獎項)

配圖: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