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科技格局中，Meta、Amazon、Microsoft 和 Apple 等科技巨頭不僅影響著全球經濟，也深度嵌入美國國家安全與軍事體系，正逐步從傳統的社交、搜索與消費科技企業，演變為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些公司掌握大量前沿技術與專利，尤其在人工智能等關鍵領域形成高度集中，推動技術和經濟力量向少數企業聚集，并加劇了全球地緣政治的緊張局勢。它們對知識、數據中心、海底電纜等基礎設施，以及云計算、AI等雙重用途技術的壟斷，使其成為現代軍事與民用系統不可或缺的支柱。正因如此，這些科技巨頭已成為中美“數字-軍工復合體”競爭的核心力量，其影響遠超20世紀跨國公司崛起時期的格局變動。

平臺即戰場：科技公司與國家的共生聯盟

如今美國的軍事和情報機構已深度依賴大型科技公司運轉，這些企業掌握著圖像與聲音識別、行為預測、軍事打擊等關鍵AI算法及云系統，這些技術既用于監控對手，也能在戰場上預判敵方行動。這些公司不僅深度融入軍事創新生態系統，整合初創企業研發資源，還加速了民用技術向軍用領域的轉化。同時，以馬斯克旗下社交平臺X（原Twitter）為代表的媒體平臺，在塑造國內外政治共識與引導輿論方面也扮演著核心角色。

另一方面，政府的公共投資，尤其是用于采購和開發軍民兩用技術的支出，已成為大型科技公司的重要資本來源和創新驅動力。當這些企業在海外擴張遭遇政府或監管阻力時，官方支持更顯得至關重要。在這種相互依賴的關系中，國家與科技巨頭的聯系越緊密，政府就越難以真正采取限制措施，如提高稅收、加強反壟斷監管或強化隱私保護法規等方式，制約其平臺經濟權力。

硅谷與五角大樓：從商業算法到戰爭工具

美國軍方與大型科技公司之間的深度聯系由來已久。這些企業雖在民用市場崛起，實則受益于早期由軍方資助的技術與知識的無償轉移。“9·11”事件后，美軍與情報系統更重視數字技術在反恐中的作用，推動科技巨頭廣泛參與監控、安全通信與遠程武器控制等項目。許多原用于消費預測或物流優化的AI系統，也被改造為戰場工具，展現出顯著的軍用潛力。軍民技術界限正迅速模糊，數字工具正在成為現代戰爭體系的關鍵一環。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國防部在指揮、控制、通信、計算機與情報（C4I）領域的投入增長最快，相關預算從2017年的74億美元增加到2023年的128億美元，預計2025年將達到210億美元。這筆預算涵蓋指揮中心、數據處理、信息基礎設施、通信系統、空中交通控制、夜視設備及網絡作戰等內容。

（圖源：Intereconomics）

如上圖所示，2008年至2024年，美國聯邦政府授予Alphabet、亞馬遜、Meta和微軟的采購合同金額，來自美國國防部（DoD）的資金占比尤為突出。盡管這些合同的金額相較于大型科技公司的整體營收不算高，但由于眾多軍事和情報項目屬機密范疇，實際數字很可能被嚴重低估。真正關鍵的是，大型科技公司在關鍵基礎設施和技術管理中的核心作用。

2013年，CIA授予亞馬遜AWS一份10年期、總額6億美元的合同，為美國17個情報機構提供云服務。此后，AWS相繼推出“Top Secret-East”和“Top Secret-West”區域，服務對象包括NSA等情報與國防機構。微軟則通過“Azure Government Secret”（2017年啟動）和“Azure Government Top Secret”（2021年啟動）提供類似支持。

其他重要項目包括：

?Project Maven：由國防部于2017年啟動，最初由谷歌參與，亞馬遜與微軟后來加入，旨在為軍用無人機開發監控軟件；

?Commercial Cloud Enterprise：2020年由CIA簽署，參與企業包括AWS、Alphabet、IBM、微軟和甲骨文，為CIA提供云服務；

?Wild and Stormy：2022年NSA授予AWS的項目，價值100億美元，用于將美國情報數據從內部服務器遷移至AWS云基礎設施；

?聯合戰斗云能力（JWCC）計劃：2022年由國防部授予亞馬遜、谷歌、微軟和甲骨文，合同金額約為90億美元，目標是強化軍事云服務能力。

以下為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合同：

（圖源：Intereconomics）

科技巨頭掌控“戰爭神經中樞”

憑借對數據中心、云平臺、海底電纜、AI網絡和戰區通信等關鍵基礎設施的掌控，大型科技公司正日益成為政府的“眼睛與耳朵”。它們不僅具備獲取敏感信息的能力，還能在復雜環境中測試并優化前沿技術。例如，Amazon為美軍空降部隊打造了首個永久性戰術云平臺，Microsoft的HoloLens設備則廣泛應用于士兵和Stryker裝甲車系統中。科技企業也借助戰場環境不斷打磨AI模型、邊緣計算與通信系統，提升其實戰性能。

旋轉門現象：軍方與大型科技公司之間的人才流動

大型科技公司與美國軍方及情報機構之間的深度合作，也體現在“旋轉門”現象上——即高管在政府與企業間的頻繁流動。這種機制使軍方能夠借助科技公司的專業能力與網絡資源，及時掌握技術前沿與潛在應用；同時，科技企業也能提前洞察軍方需求，優化數字技術設計，規避官僚體系帶來的擴散與轉移障礙。

多個案例說明這一趨勢正在加速：前蘋果副總裁Doug Beck出任國防創新單位主任；Alphabet前CEO埃里克·施密特曾擔任國防創新咨詢委員會和國家安全委員會人工智能委員會主席，協助應對中國技術競爭；前美國國防情報局高管Josh Marcuse于2020年加入谷歌公共部門；前國家安全局局長Keith Alexander退役后進入亞馬遜董事會。這些人事變動強化了軍方與科技企業之間日益緊密的戰略協同。

（圖源：視覺中國）

科技巨頭走向戰場：融合、爭議與監管困境

大型科技公司正日益成為美國“數字-軍工復合體”的核心力量，直接參與戰爭行動，提供AI、云服務與關鍵通信支持，推動國家與私營資本的深度融合。戰爭為其技術提供了極端測試場，也助推產品優化與商業拓展。然而，這一軍民融合趨勢正引發技術戰略偏離、創新受限等風險。同時，國家對科技企業的高度依賴削弱了傳統監管能力，反壟斷政策難以奏效，知識與基礎設施的私有化問題亦日益突出，亟需引起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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