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中午一點半，稿子改好了沒有？”辦公室門口，副臺長低聲催問。年輕的播音員方明抬頭應了一句：“馬上就好，保證不差一個字。”這段簡短對話，把我們拉回到1963年的冬天。羅榮桓逝世的消息像寒潮一樣席卷京城，而中央廣播電臺，則承擔著向全國發布權威信息的重任。

羅榮桓的病情早在年初就不容樂觀，可當12月16日下午傳來噩耗，政治局還在開會，毛澤東起身宣布這一消息，整個會場瞬間凝固。第二天一早，中央機關各部門加班擬定訃告，足足五千字，句句推敲。臨近中午，再次核稿，定下由“播音泰斗”夏青出鏡。夏青一口氣讀完，抑揚頓挫，幾無瑕疵。收音機前的方明聽得入神，他敬佩得直咂舌，暗暗想：我要是哪天也能像夏老師那樣就好了。

午飯剛端上桌，值班室電話驟響，領導說下午兩點還有一條補充稿，急需男聲播報。老播音員剛下節目嗓子啞了，沒人合適。方明拍案：“讓我上！”22歲的他，既興奮又緊張，足足讀了三遍稿子，仍擔心出紕漏。稿里反復出現“羅榮桓同志的骨灰”一句，他一丁點兒差錯都不敢有。

真正坐進話筒前，卻發現手心滲汗。前半段還算順利，讀到關鍵一句時，大腦突然漂移——羅榮桓、羅瑞卿兩個名字在腦海打了個死結。“羅瑞……桓的骨灰將由專機運抵……”下意識想糾正，硬生生把“卿”字咽回去，可收音機前的老聽眾耳朵不含糊，錯音還是鉆了出去。

麻煩隨即爆發。節目尚未結束，總機燈泡瘋狂閃爍。有人質問：“到底是羅榮桓還是羅瑞卿？”也有人氣得直拍桌子：“中央臺怎能如此大意！”那天值班的話務員后來回憶：三十分鐘接了近兩百個電話，手都酸了。

對播音員來說，姓名錯讀是頂級事故，更何況兩位都是共和國重量級將領。時任臺長臉色鐵青，拿著筆記本一路疾走，先問文字審校，再抓播音組長，最后把方明叫到小會議室。批評措辭犀利：“不該犯的錯，偏偏犯了最致命的錯。”按慣例，這事夠處分一整串：檢討、停崗、記過，甚至調離話筒崗位。

可事情很快出現轉折。3天后，公安部部長羅瑞卿收到簡報，他放下鋼筆笑道：“名字近似，年輕人緊張可以理解，讓他寫個檢討長記性就成。”一句話，壓力驟減。臺里高層仍嚴肅處理，但火氣不再那么熾烈。最終方案：方明留崗觀察三個月，扣發當月津貼；校對組連帶問責，重走流程；領導層寫情況匯報呈送中宣部，算是有交代。

為何羅瑞卿能如此寬容？要搞明白，還得把時間撥回到1929年九月。那年，中共紅軍第四軍第八次代表大會在上杭召開，紅軍連吃敗仗，會上爭論山響。毛澤東身體欠佳缺席，指揮問題成為眾矢之的。羅榮桓站起來說：“打不好仗，說明毛委員的戰略方針才正確，咱們得請他回來。”會場立刻炸鍋。羅瑞卿撐腰般跟進：“我同意老羅，戰場證明了一切。”會后，有人把這兩位并稱“雙羅”。毛澤東事后感慨：“多虧兩個羅同志支持我。”這段交情，讓兩位將領在之后的歲月越走越近。

第二次反“圍剿”期間，小羅負傷命懸一線，大羅得知后怒吼：“給我狠狠打，把仗打贏給小羅做最好療傷！”1935年長征途中，倆人還分擔后衛任務，一同護送主力過草地。1955年授銜，大羅封元帥，小羅封上將，資歷與威望都有，但銜級差別既是組織安排，也是兩人心照不宣的謙讓。

更有意思的是，建國后毛澤東原擬讓羅榮桓擔任公安部長，羅榮桓卻推舉羅瑞卿：“他熟悉這攤子，比我合適。”羅瑞卿上任后整頓警務、清理舊案，硬朗作風有口皆碑。如此淵源，使得兩人的名字長期被并列出現，“雙羅”深入人心。方明誤讀，恐怕也受這種潛意識影響。

當然，中央廣播電臺對播音事故向來零容忍。《播音規程》第十五條寫得清楚：播報時“不得隨意增刪、不得錯讀專名”。錯一個地名已算嚴重，遑論國家領導人姓名。1958年就曾發生讀錯外賓姓名的小事故，直接導致該主持人轉入幕后。相比之下，方明的處理算寬大。臺里老職工分析：“羅瑞卿主動擔責、上級體諒新人，才給方明留了機會。”

機會留給有準備的人，方明知恥后勇。三個月禁播期，他天天到錄音間自練，揣著《辭海》標注生僻字，遇到多音字反復推敲。師父夏青時常來聽，指點咬字、氣息，還愛開玩笑：“別再把兩個羅同志搞混了。”方明咧嘴苦笑，卻把提醒刻在骨子里。

1964年國慶，中央臺推出新欄目《共和國足跡》，制作方點名要方明解說。選用他，并非“扶上馬”，而是公開考試式的重用。他錄了整整一夜，第二天聽審零差錯，臺長才徹底放下心。從那以后，方明再未出現重大瑕疵，幾十年間播報了無數關鍵場合：周總理追悼大會、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特別報道、香港回歸倒計時……到了八十年代，他本人已成了業界新的“金嗓子”。

回到1963年的那起誤讀，除個人責任外，也折射了當時廣播體系的緊張節奏。羅榮桓逝世消息極具分量，稿件連夜起草、早晨定稿、中午播出，這種高壓氛圍下，任何位置的一絲松懈都會被放大。臺里后來對此進行制度升級：重大訃告必須三輪校對，兩名以上播音員交叉試聽，技術部門提前錄備份，以防突發。一直到今天，這套流程仍被當作案例寫進新聞院校教材。

說回羅榮桓。作為我軍唯一非指揮序列出身的元帥，他長期負責政治工作，最講原則，也最護同志。1963年病危期間，他囑托周恩來：“黨的核心工作，政治保證要靠全體同志一起擔。”他沒來得及交代太多，卻在彌留之際叮嚀把家里僅有的十幾本藏書捐給軍委干部學校，樸素一如既往。毛澤東寫悼文時提筆頓挫，文中一句“公今逝矣，黨失一臂”，堪稱至高評價。

如果把視野放大到廣播事業的發展，這次誤讀事件其實成了行業教科書。方明后來總結給學生：“播音員面對話筒時，腦子里只有兩件事——第一字音絕對正確，第二情感符合文本。缺一不可。”這番話，看似樸素，卻被不少新聲帶貼在辦公桌上當口頭禪。

再說羅瑞卿，他當年一句“大事化小”并非簡單寬容。彼時他正推進公安系統政委制改革，每天文件堆成山，仍抽空給臺里回話，顯見胸懷與格局。1966年他因種種歷史原因受挫，很多人想起當年的“理解”二字，無不感嘆風水輪流。

至于方明，2000年代接受采訪時提到那場事故還會皺眉：“只差半個字，卻險些斷送了事業。”他把檢討書留著，紙張已泛黃。偶有學生拿來翻，他都點頭：“看看吧，這張紙的代價是我一輩子謹慎。”透過他那雙歷經風雨仍晶亮的眼睛，人們讀到的是對職業的敬畏，也是對共和國話筒的守護。

從當年的“雙羅”友情，到一場烏龍播報，再到播音員成長史，歷史的縫隙里藏著精氣神：嚴謹、擔當、寬容。或許，這才是那句訃告之外更值得咀嚼的余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