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之后，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逐漸意識到以往戰術的錯誤，急需作出戰術調整策略。那時中央軍委分為兩大派系，分別是以擁護博古為首與支持毛澤東的兩個陣營。

雖然兩大陣營的目的是一致的，在戰術方面卻發生了分歧，特別是湘江戰役之后，博古主張繼續向湘西方向挺進，毛主席則認為這條路上布滿了國民黨的重兵，宜走敵人薄弱地帶貴州方向。

隨著戰局形勢的變化，大家在湖南召開了一次緊急會議之后，朱德和周恩來等人都贊成毛主席的主張，決定揮師貴州，但是博古和李德等人卻并不認同。

1935年初，紅軍的先頭部隊占領了黔北重鎮遵義，將敵軍遠遠拋在了后面，獲得了短時休整的機會。1月15日，一場攸關紅軍生死存亡的會議在遵義召開，成為黨史上非常重要的轉折點。

紅軍失利

從古至今很多勝利的戰爭都是與戰術息息相關的，因地制宜的戰術甚至還能扭轉風向、反敗為勝。以博古為首的中共領導人主張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思想，在戰場上非常激進。

國民黨中人才濟濟，將帥之才也非常多，很快便識破博古等人的戰術，于是一路上對紅軍窮追猛打、圍追堵截，致使尚在搖籃中的紅軍就面臨著巨大的損失。

同時，也使得紅軍之前辛苦建立的根據地毀于一旦。最讓人無法接受的還是，被國民黨給圍困之后，又從冒險主義變成了逃跑主義，原本的戰略轉移成為了搬家行動。

紅軍的行軍速度被嚴重拖垮，國民黨的追兵很快就追了上來。所以形成了紅軍一邊逃跑還要一邊突圍，整個陣營有著覆沒的危險。湘江戰役后，中央本來打算去湘西跟紅2和紅6軍團會合的，但由于敵人追得太緊，不得不放棄。

毛主席研究了當時的形勢后發現，如果按照原計劃去湘西，那只能掉進國民黨設下的包圍圈，到時候肯定被吃得骨頭都不剩。所以去湘西簡直是自投羅網，唯一的選擇就是前往黔北貴州地帶。

那里是國民黨的軍事薄弱區域，且貴州地區山高密林，容易藏身且還能輕易擺脫敵人的追尾，從而掌握戰爭的主動權。毛主席的提議是為了保全紅軍最后的血脈，但博古、李德這些人卻不這么認為。

直到中央的紅軍占領了黎平，雙方陣營在這里召開了一次會議，進行激烈的討論之后才決定去川黔地區去創建革命根據地。之后紅軍兵分兩路往黔北行軍，并連續占領了七座縣城。

在猴場那里再一次召開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加強了軍委的領導，實際上直接剝奪了李德等人的軍事指揮權。其實這個結果并非臨時決定，而是早有跡象。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之后，中央諸多領導就意識到了王明“左傾”思想的錯誤領導。而他的這種思想統治了黨整整四年，在這段時間內，紅軍可謂是損失慘重。

所以黨內很多領導人對這種思想在軍事上的錯誤指揮已經產生了不滿的情緒，甚至還發生過激烈的爭執。與此同時，毛主席提出了諸多正確主張卻得不到支持和重視，延誤了戰機。

湘江戰役的失敗直接將這種不滿情緒推向高潮，大家都覺得紅軍接連失敗的原因就是沒有采納毛主席的正確戰術方向。因此大家都一致要求更換軍事領導人，改變戰術策略。

在占領遵義后，中央軍委領導人就借著暫時休憩的機會召開了會議，這次會議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是我黨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轉折點。

遵義會議

這次會議的召開將紅軍的發展方向帶入了一個全新的局面，不過正史中對遵義會議的記載并不十分詳細，主要是因為里面涉及很多敏感的話題，所以不便公開。

正史上無法詳細贅述的事情被一些領導人寫進了回憶錄中，從這里我們可以了解到當時的實際情況。陳云在1977年的《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里面提到了一個很敏感的信息。

據說會議召開的過程中，曾有個人諷刺毛澤東不會打仗，此人便是凱豐。從這里可以看出，雙方陣營的爭論是非常激烈的。

不過單從參加會議人員的名單就能看出，這場會議絕不簡單。參加遵義會議的人都是黨史上赫赫有名的，時任中共中央臨時負責人博古，他也是中央“三人團”的成員，另一位成員是周恩來。

還有毛澤東、朱德、陳云、張聞天等政治局委員；另外，王稼祥、鄧發、劉少奇和凱豐等政治局候補委員也參加了會議，其他參會人員還有林彪、劉伯承、李富春、彭德懷、楊尚昆等人。這些人組合起來就是一部厚重的黨史。

會議當中博古作為負責人對第五次“反圍剿”做總結報告，不過他并未覺得自己的戰術有什么問題，還在會議上對自己的錯誤指揮做辯解，將皮球踢給國民黨兵力太過于強大。

周恩來依照博古的報告作了補充，他與博古相反，深刻的認識到了之前戰略上的錯誤，并作了自我批評。此次周恩來是要跟博古反調唱到底了，雙方之間顯得有些劍拔弩張。

隨后輪到張聞天發言，他直接針對博古的報告說“沒有實事求是”，搞得博古有點下不來臺。緊接著是毛主席進行重要發言，他指出了博古和李德等人錯誤的軍事指揮，還對博古推卸責任的態度不滿。

隨后王稼祥、朱德還有劉少奇等人都進行了發言，朱德等人都是軍事型的將領，他們在戰爭中曾多次與毛澤東合作，所以他們對毛澤東的軍事才華是相當佩服的。

因此會議上他們也都支持由毛主席主持軍事工作，不過作為其他參會人員，他們的立場也只不過是補充。最后的決定權還得落到中央政治局委員這些人手中。

而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等人的支持直接讓天平向毛主席傾斜，毛主席發言結束后，王稼祥第一個站起來鼓掌，又狠狠的打了博古的臉。因為博古、張聞天和王稼祥曾一起參加革命、到蘇聯留學。

兩人的選擇也證明博古已經失去人心，民心之所向是毛主席。而就在博古被懟得體無完膚的時候，有一個人站出來給他說話了，此人就是凱豐。

“你懂得什么馬列主義？頂多是看了些《孫子兵法》、《三國演義》，你的軍事戰略都是從那里來的，現在用不著了！”

對于凱豐的言論，引發了其他領導人的強烈反對，不過毛主席卻很平和，并未說什么。

遵義會議后，毛主席在眾望所歸之下成為政治局常委，取消中央“三人團”且擬定朱德和周恩來為最高軍事首長，同時還肯定了毛主席的正確革命主張，就此黨和紅軍翻開了新的篇章。

凱豐的結局

凱豐在遵義會議上跟毛主席抬杠且選擇站在博古那一邊是有原因的。因為博古是王明“左傾”錯誤思想的追隨者和執行者，同時兩人對凱豐還有知遇之恩。

凱豐從小就能接收良好的教育，所以接觸新思想也比其他人要早。19歲那年他便開始走上革命道路，后來又加入中共青年團并遠赴蘇聯的莫斯科中山大學去深造。

在這里凱豐認識了王明，他是學校的老師，兩人的相識也讓他們日后的革命道路緊密不可分割。1931年王明被選為中共中央領導人，凱豐也得到了他的重用。

王明讓凱豐到中央蘇區工作，擔任宣傳部長一職。瑞金的六屆五中全會后，凱豐稱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第二次人大會議上，他又當選中共中央執行委員。

凱豐的仕途與王明緊緊聯系在一起，所以他一直對王明的提攜與知遇之恩銘感于心。后來博古取代王明的職位，他依舊選擇走王明“左傾主義”的路線，對凱豐也同樣重用。

遵義會議后博古倒臺，凱豐的仕途也隨之黯淡下來。所以他擁護博古事實上并不是維護真理，而是愚忠罷了。雖然他批評毛主席不會打仗，但實際上他自己更是“門外漢”，只懂得紙上談兵。

凱豐曾在莫斯科學過軍事理論知識，但在實戰當中太過于迂腐，不懂得變通，且一味的追求王明的思想政略，導致革命失敗。

遵義會議后，凱豐不得不接受現實，承認毛主席的領導地位。剛開始他并不認可，但隨著革命路程的推進，歷史也一步步的驗證了毛主席正確的思想理論。

此時的凱豐也從反對變成了支持，還成為了毛主席的堅定擁護者。毛主席也并沒有因為他在會上的打擊而對他有戒心，反而還是繼續重用凱豐，根據他的優勢讓其負責宣傳工作。

在工作中，凱豐也認真履行自己的義務，為黨的各項政策當好“歌唱者”。后來還去重慶協助周恩來做統戰工作；延安整風運動中，凱豐也作出了巨大的成績。

新中國成立后，凱豐還擔任過沈陽市委書記、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等職位，他在崗位上嘔心瀝血，奉獻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結語：

革命的成功就是在錯誤中不斷的自省，直到找出一條正確的道路。遵義會議的召開讓黨灰暗的前程迎來了一線曙光，這道光就從毛主席的復出開始。

雖然凱豐曾執迷不悟的去擁護那些錯誤的思想，不過好在他看到毛主席領導的紅軍作出卓越成績后能及時醒悟，調轉方向與大家一起回歸到正確的道路上來，這就是古人常說的“知錯能改善莫大焉”，最終他也得到了一個圓滿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