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為何能夠取得最終勝利?

逄先知

正確處理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的關系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特別是1935年華北事變以來,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逐漸上升為主要矛盾,國內矛盾降到次要的和服從的地位。這種情況,使國內各階級、各黨派之間的關系發生重大變化。它影響和決定著國民黨政策的變化、共產黨政策的變化、國共兩黨關系的變化,同時也影響國際關系的某些變化。在日本帝國主義大舉入侵面前,國內各階級、各黨派都面臨生死存亡的問題,抗日救國的共同利益,使它們結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經歷了一個過程,這個過程主要是由中日民族矛盾的逐步發展和深化決定的。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東北,引起民族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政治態度的變化,令他們中間出現了聯共抗日的傾向。但這時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對外實行不抵抗主義,對內繼續進行“圍剿”紅軍的戰爭。直到1935年華北事變,日本帝國主義策動華北五省“自治”,直接威脅到國民黨在華北的統治,加劇了日本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的矛盾,這時國民黨的對日政策才開始有比較明顯的變化,同時與共產黨進行秘密接觸。1936年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變的關鍵,實現了國內和平,為國共兩黨合作創造了重要的前提條件。

中國共產黨適應上述國內階級關系的變化,在對蔣介石國民黨的策略口號上,實行了由“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聯蔣抗日”的轉變。這反映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從醞釀到建立這樣一個歷史發展過程。從“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聯蔣抗日”是一個重大的策略轉變。九一八事變以后,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實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對外屈服,對內集中全力“圍剿”紅軍,壓制全國人民要求抗日的民族革命浪潮,依然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正面敵人。所以,共產黨繼續采取反對國民黨統治,建立蘇維埃政權,實行土地革命的基本方針,仍然是必要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適當的。改變這個基本方針和放棄“反蔣”的口號,只有在日本帝國主義進一步侵略的威脅下,蔣介石的態度有了變化之后,也就是到1935年和1936年,才有可能。1936年5月5日毛澤東、朱德發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正式放棄了“反蔣”口號,后來提出“逼蔣抗日”“聯蔣抗日”的口號。經過共產黨同國民黨多次談判,以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建立起來。

以上說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主要是由中日矛盾決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堅持也主要是由中日矛盾決定的。

在八年全面抗戰中間,蔣介石發動了三次反共高潮,還有許多大大小小的反共摩擦,但都沒有發展成為全國范圍的內戰,兩黨合作始終沒有破裂。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共產黨采取正確的政策,人民的反對,國際上的壓力等,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中日尖銳矛盾的存在。拿第二次反共高潮來說,當蔣介石發動皖南事變,把國共合作推到破裂的邊緣的時候,日本不但沒有放松對中國的軍事進攻,反而乘此機會,集中幾個師團的兵力,發動了河南戰役。蔣介石在中國共產黨對皖南事變表示強硬立場之后,在日本的軍事進攻下,不得不回過頭來向共產黨謀取妥協,重新調整國共關系,共同對敵。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一個民族敵人深入國土這一事實,起著決定一切的作用。”[《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81頁。]蔣介石除非決心投降日本帝國主義,或者整個世界出現了大的黑暗與倒退,否則他是不敢輕易破裂國共合作、掀起全面內戰的。如果說,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在1927年破裂國共合作、退出統一戰線以后,還可以建立一個形式上獨立的全國性政權;那么,在日本帝國主義決心滅亡中國的條件下,要破裂國共合作、退出統一戰線,就絕不可能建立什么形式上獨立的政權。

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緊緊把握住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這一點,將之作為處理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的關系、國共兩黨的關系的基本依據。當時黨內有些同志往往對國內階級矛盾作出不正確的估計,例如把第一次反共高潮估計為馬日事變,把第二次反共高潮估計為四一二事變,國民黨一發動反共高潮就認為國共合作快要破裂或者已經破裂。這種錯誤認識產生的原因就在于忘記了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這一點。

民族斗爭與階級斗爭有著一致性,階級斗爭必須服從于民族斗爭,這是中國共產黨處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矛盾和斗爭的根本原則。毛澤東說:“在民族斗爭中,階級斗爭是以民族斗爭的形式出現的,這種形式,表現了兩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階級的政治經濟要求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以不破裂合作為條件;又一方面,一切階級斗爭的要求都應以民族斗爭的需要(為著抗日)為出發點。”[《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539頁。]為了團結國民黨共同抗日,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共產黨決定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統治的方針,停止沒收地主的土地,將陜甘寧革命根據地的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將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受南京中央政府及軍事委員會指導,等等。這些,就是共產黨使階級斗爭的要求服從民族斗爭的需要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步驟。在統一戰線內部,沒有消滅也不可能消滅階級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但是這些矛盾和沖突只能在有利于發展抗日運動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則下,加以適當解決。例如,國共之間摩擦與反摩擦的斗爭,這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階級斗爭最突出的表現。對于國民黨的反共摩擦,共產黨不是回避它,而是站在自衛的立場,以不破裂合作為限度,通過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加以解決,最后達到堅持兩黨合作、共同抗日的目的。

總之,處理階級斗爭問題一定要照顧大局,服從大局,這個大局就是團結抗日。過分地不適當地強調階級斗爭,使它超過了一定的限度,那就要犯“左”的錯誤,導致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破裂。反過來,抹殺統一戰線內部的階級界限,否認階級斗爭的存在,對它失去警覺性,那就要犯右的錯誤,也會導致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破裂。

爭取和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一個很廣泛的統一戰線,參加統一戰線的成分十分復雜。每個階級及其政黨都有自己的政治主張。大家都要求抗日,這是一致的,在這一點上建立了統一戰線。但是如何抗日,抗日的堅定性和徹底性如何,以及抗日勝利以后建立什么樣的國家,則是不一致的,在這些方面,發生了誰影響誰的問題,即爭奪領導權的問題。

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爭奪領導權主要發生在國共兩黨之間。毛澤東曾經指出:“司令官、指揮官在中國主要是兩個,或者是無產階級,或者是大資產階級、大地主。中國這個社會兩頭小,但是兩頭強,中間大,但在政治上是軟弱的。中間階層是動搖的,無論哪個中間階層都有它的動搖性。堅決的階級就只有兩個:無產階級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他們的政治代表分別是共產黨和國民黨。”[《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6頁。]只有共產黨領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才能存在和鞏固。

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國民黨,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為了借助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力量,打倒共同的敵人,同時在中國繼續維持它的一黨專政。它一方面要利用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力量,但是另一方面又害怕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力量的發展,害怕抗日民族解放運動的廣泛發動。因此,它力圖控制抗日民族解放運動不超出它所需要和允許的范圍,服從于它的階級利益。如果領導權完全落到國民黨手里,那么,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不能維持,抗日戰爭就有被斷送的危險。

共產黨是為無產階級和全體人民的利益,為抗日民族解放運動的徹底勝利而堅持奮斗到底的。為了保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鞏固和發展,取得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爭取和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就成為有決定意義的中心一環。

無產階級(通過共產黨)實現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權,主要表現在政治領導上。這就是根據歷史發展進程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領導人民去實行這些主張,影響和推動國民黨接受這些主張,而自己則是實行這些主張的模范。

從九一八事變后醞釀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到抗日戰爭結束,國共兩黨在抗戰問題上存在著一系列原則分歧,表現為兩條抗戰路線的斗爭。從九一八事變到西安事變,斗爭的中心,是抵抗日本侵略還是不抵抗日本侵略。從西安事變到七七事變,斗爭的中心,是真準備抗戰還是空談準備抗戰。從七七事變到武漢失守,斗爭的中心,是全面抗戰還是片面抗戰,是持久戰還是速決戰。從1939年國民黨五中全會到1944年下半年國共談判(這中間發生了三次反共高潮),斗爭的中心,是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還是搞妥協、搞分裂、搞倒退。1944年下半年共產黨提出聯合政府的口號以后,斗爭的中心,是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還是繼續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前者是共產黨的主張和實際行動,后者是國民黨的主張和實際行動。共產黨堅持了自己的主張,批評、抵制和反對國民黨的主張,引導全國人民按照共產黨的主張去做,同時影響和迫使國民黨維持國共合作,繼續抗戰,沒有中途妥協。這就是發揮了共產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政治領導作用。如果共產黨不能獨立地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或者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張但不能貫徹實行,不去盡可能有效地影響同盟者,那就是放棄領導權,跟著國民黨的路線跑。大革命失敗的教訓,就在于共產黨當時雖然還有組織上的獨立性,但是沒有保持政治上的獨立性,做了大資產階級的尾巴。

由于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各個階級的情況不同,對抗戰的態度不同,因此,無產階級對其他各階級實行領導和影響的程度和情況,也不相同。

無產階級首先和主要的是爭取和實現對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領導。在中國,人民大眾最主要的部分是農民,其次是城市小資產階級,失去了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領導權就是空的。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沒有自己的政黨,他們不是跟共產黨走就是跟國民黨走。共產黨同國民黨爭奪領導權,歸根到底,就是爭奪對幾萬萬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領導,使他們脫離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影響,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共產黨是依靠實行代表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利益的政策來吸引他們,實現對他們的領導。國民黨是通過強制和欺騙的手段實現對他們的統治。民族資產階級也是共產黨要去爭取領導的一個階級。民族資產階級有自己的政治主張和政治團體,他們站在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有時還要同共產黨爭奪領導權,共產黨對他們的領導只能體現在主要問題上,不可能是完全的領導。對大資產階級(它的政治代表是國民黨)能不能領導呢?總的說是不能領導的,只能在某些問題上或者在某個時期內對它有些影響,迫使它在一定程度上按照共產黨提出的政治主張去做,不能完全按照他們自己的意志行事。

無產階級實現領導權,有一個爭取的過程。它不是天然就有的,也不是向人家要就能要來的。能否爭取到領導權,領導權實現的程度如何,從共產黨方面來說,取決于自己的政策是否正確、自己的力量的大小這兩個基本因素。毛澤東早在1936年9月就指出:“事實證明,只有共產黨有力量領導抗日統一戰線,但這樣的領導是要爭取,現在正在爭取。”[《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80頁。]隨著共產黨力量的增長及其威信、影響和作用的不斷擴大,爭取到的領導權就愈來愈多。

爭取和實現無產階級領導權,是以堅持獨立自主原則為前提的。在統一戰線內部,由于國民黨不給其他黨派平等的權利,對共產黨采取歧視、限制和削弱的方針,共產黨堅持獨立自主原則就特別重要。在1937年8月洛川會議上,毛澤東就提出要保持黨的階級的獨立性問題,要求全黨提起注意。1937年12月,王明在政治局會議上打著共產國際的旗號,否認獨立自主原則,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錯誤口號。這個口號到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才基本上得到糾正。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國民黨的方針是限制我們發展,我們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這個口號,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腳束縛起來,是完全不應該的。獨立自主原則是貫穿到各個方面的,包括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軍事上以及對群眾運動的組織與發動上。這些方面都密切地聯系于爭奪領導權的問題。當然,我們所說的獨立自主,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是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既統一,又獨立。把獨立自主與統一戰線對立起來,以為講獨立自主就妨礙統一戰線,像王明那樣,是完全錯誤的。

又聯合又斗爭

又聯合又斗爭,是毛澤東總結了大革命后期的“一切聯合,否認斗爭”和土地革命后期的“一切斗爭,否認聯合”兩種極端政策而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政策。

毛澤東在講到統一戰線中的統一性和斗爭性的時候說:在統一戰線中,統一是基本的原則,要貫徹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任何時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記統一。同時不能不輔助以斗爭的原則,因為斗爭正是為了統一,沒有斗爭不能發展與鞏固統一戰線。適合情況的必要的斗爭是需要的。后來,他把統一(團結、聯合)和斗爭的關系概括為一句話:斗爭是團結的手段,團結是斗爭的目的。毛澤東的這些論述,對聯合與斗爭的辯證關系作了科學的分析和正確的規定。正確處理統一戰線中聯合與斗爭的關系,是一個十分復雜、很難正確把握的問題。能否正確處理這兩者的關系,往往成為黨的歷史上正確路線與錯誤路線的分界線。

又聯合又斗爭的原則,在實行中要求根據不同對象,采取不同程度的聯合和不同形式的斗爭。

毛澤東對抗日戰爭時期的地主資產階級,特別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作過深刻的分析,根據不同的階級、階層、集團和派別的政治態度及其在不同時期的變化這種客觀現實,制定出又聯合又斗爭的有區別的具體策略。

首先,將民族資產階級同大資產階級加以區別。毛澤東歷來是把兩者區別開來的。但是在抗日戰爭時期,當國民黨發動反共高潮的時候,民族資產階級究竟持什么態度,同大資產階級有無區別,這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前,是沒有得到驗證的。經過第一次反共高潮,民族資產階級與大資產階級的態度被證明確乎不同。關于這個問題,毛澤東1940年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寫給肖向榮的一封信里說道:“在去年十二月寫《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第二章時,正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頭幾個月,民族資產階級與開明紳士的態度是否與大資產階級大地主有區別,還不能明顯地看出來,到今年三月就可以看出來了,請參看三月十一日我的那個《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頁。]根據第一次反共高潮中民族資產階級的表現,毛澤東對《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作了重要修改,寫道:“在抗日時期內,他們(指民族資產階級——引者注)不但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投降派有區別,而且和大資產階級的頑固派也有區別,至今仍然是我們的較好的同盟者。因此,對于民族資產階級采取慎重的政策,是完全必要的。”[《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40頁。]在抗日時期,共產黨對民族資產階級實行堅決聯合的政策,為后來同他們長期合作打下了基礎。當然,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及某些錯誤,也要在團結的前提下,進行說服教育和善意的批評。

其次,將親日派的大資產階級與英美派的大資產階級加以區別。親日派的大資產階級有的已經投降日本,成為中華民族的敵人,是要堅決打倒的。英美派的大資產階級(國民黨的主體)有兩面性,一方面抗日,一方面反共。在抗日方面,它既和日本對立,又不積極地作戰,不積極地反汪反漢奸,有時還同日本“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面,它既要反共,又不愿最后破裂,實行一打一拉的政策。共產黨對他們是團結抗日,反對其反共,實行革命的兩面政策。

再其次,將以英美派大資產階級為主體的國民黨內的各個派別加以區別。國民黨是一個由復雜成分組成的黨,其中有頑固派,有中間派,也有進步派。由于他們的地位不同,利益不同,各種關系不同,歷史情況不同,表現出來的抗日與反共的兩面性也就有所不同,并且因時因地而發生某些變化。因此,共產黨在對他們進行又聯合又斗爭的時候采取的具體策略也有所不同,都是以對抗日對人民是否有利為原則的。例如,在國民黨搞摩擦的時候,共產黨對它的各派采取這樣的策略原則:“對友好者堅決團結之,對頑固而暫時尚未向我進攻者則設法中立之,對向我進攻者則堅決反擊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57頁。]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在晉西,共產黨主要反擊反共最烈的閻錫山;在晉冀豫區,主要反擊朱懷冰、石友三,而與衛立煌等部建立較好的關系,爭取了他們的中立;在陜甘寧邊區,只打擊反共分子何紹南派中最反動的分子,極謹慎地爭取了鄧寶珊、高雙成等。在晉西事變剛一結束,1940年1月27日,毛澤東、王稼祥就指示在華北前線的朱德、彭德懷等,要薄一波等新軍領導人向閻錫山表示愿意和平解決山西內部問題,免為敵人利用,愿與閻錫山繼續團結抗日。同年3月5日毛澤東又指示朱德、彭德懷等:要認真恢復與閻錫山的關系,極力爭取閻錫山系統的一切人員,使之團結成為一個處于國共之間的中間力量,這對于抗戰與國共合作是大有利益的。總之,在同頑固派進行反摩擦的斗爭中,不僅要爭取民族資產階級、開明紳士、上層小資產階級這些中間力量,還要極力爭取國民黨內的中間勢力,這是在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斗爭中得出的一條極為重要的經驗。

應當指出,在國民黨內,包括它的軍隊,頑固派只是極少數,不能把整個國民黨等同于頑固派。國民黨內的進步派和中間派,國民黨的中下層人員,是不愿意打內戰的,是主張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毛澤東根據形勢的變化,把國民黨中央軍的大部分也劃入中間勢力。他指出:“中央軍各級官長中只有一部分軍官及政訓系統是頑固派,其他多是中間派,也有一部分進步派,決不能把中央軍看成都是頑固派。”[《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87頁。]又說:“我黨我軍中過去把黃埔生看作一個籠統的反共集團的傳統觀念是錯誤的、有害的。在目前嚴重時局,亟須改正此觀念,利用一切機會與黃埔生軍人進行統一戰線的工作,不要刺激他們,而應以民族至上的觀念來打動他們。”[《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28頁。]即使對頑固派,也僅僅在他們搞反共摩擦的時候,才給以反擊,反擊之后,還要同他們講團結。所謂孤立頑固派,是指孤立他們反共反人民的一面,最后還是要爭取他們共同抗日,這同完全孤立投降派是有原則區別的。既不能把中間派當作頑固派對待,也不能把頑固派當作漢奸投降派對待,這是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反復告誡的。只是對那些不可救藥的堅決反革命的,才采取徹底消滅的政策。這類人不抗日,專門反共,有的最后叛國投敵,成為民族敗類。

共產黨的又聯合又斗爭的原則的具體運用,就是建立在對不同的階級、階層、集團和派別的區別對待這個基礎上的。

有一種意見是不對的,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批評和糾正,這就是為了怕破裂統一戰線,對頑固派的反共摩擦不敢反擊而一味地讓步。他們不懂得,這恰恰會破壞統一戰線,因為這樣只會助長頑固派的反共氣焰,把自己置于被消滅的地位。毛澤東曾經說過,我們在統一戰線中沒有過去的斗爭是不能存在的。事實證明,國民黨三次反共高潮的被打退和被制止,統一戰線所以能夠繼續維持而沒有破裂,不是由于共產黨實行了退讓政策,而是由于共產黨進行了堅決的抵制。以第二次反共高潮為例,在皖南事變爆發前,為了防止反共戰爭的發生,毛澤東發出指示,要求動員大量黨內外人士一齊出動,“向國民黨人員及各方奔走呼號,痛切陳詞,說明‘剿共’則亡黨亡國,投降則日寇必使蔣崩潰”[《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23頁。]。同時共產黨還作了顧全大局、委曲求全的讓步。但是,當皖南事變一發生,共產黨立即轉入堅決斗爭的立場,既沒有理會有些人要求共產黨向國民黨讓步的意見,當然也沒有采納另一些人要求共產黨跟國民黨大打的意見,而是實行政治上取全面攻勢、軍事上取守勢的方針,提出兩個十二條的嚴正要求,共產黨參政員拒絕出席國民參政會,在全國范圍內進行抗議運動,等等。由于共產黨采取了有理而強硬的態度,加上其他國內外因素,第二次反共高潮才得以結束,國共兩黨重新修好。這就是“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的道理。

在進行反摩擦時是不是無限制地斗爭下去呢?當然不是。那樣就違反了階級斗爭必須服從民族斗爭的原則,就要犯“左”的錯誤。這種“左”的錯誤是有過的,當它一出現的時候,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就及時地嚴肅指出并加以制止。中國共產黨進行反摩擦斗爭,嚴格站在自衛立場,是防御性質的,是迫不得已而進行的。早在1939年1月12日,毛澤東就提出共產黨反摩擦的原則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進行反摩擦斗爭,就不足以使頑固派有所覺悟,它會愈摩愈兇,可能導致國共合作破裂,危害統一戰線的存在。但是,如果超出自衛范圍,無節制地斗爭下去,也可能導致國共破裂,危害統一戰線的存在。毛澤東指出:“反摩擦斗爭必須注意自衛原則,不應超出自衛的范圍。如果超出這個范圍,則對全國的影響和統一戰線是很不利的。尤其對中央軍應注意此點,因國共合作主要就是同中央軍的合作。”[《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79頁。]共產黨同國民黨頑固派的反摩擦斗爭,歸根到底,是為了維護兩黨的長期合作,以利抗戰。除此以外,別無他求。共產黨在反摩擦中進行的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其本身就包含著求團結的目的,這就是團結中有斗爭,斗爭中又有團結。為了團結,必要時還要作出一定的讓步和妥協。例如,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朱懷冰部被八路軍解決后,蔣介石下令龐炳勛等部主力集中于太南(太行山以南地區)周圍,目的在于逼迫八路軍退出陵川、林縣一線。為了避免新的摩擦,維持兩黨合作的局面,八路軍主動讓出了陵川、林縣一線。

還有一種意見也是不對的,也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批評和糾正,這就是為了怕破裂統一戰線,不敢放手發展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日力量。他們不懂得,人民力量愈是發展,愈能影響和爭取更多的中間力量,愈能造成抗戰局面,迫使國民黨不敢輕易撕裂國共合作,迫使國民黨不得不繼續抗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才能鞏固。如果因為害怕破裂而不敢發展自己的力量,那就會被國民黨無所顧忌地吃掉,哪里還談得上什么統一戰線?正如毛澤東所分析的那樣:“共產黨力量的發展,是迫使國民黨主體‘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最主要的國內因素。”[《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95頁。]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這是不可分離的三個環節;基礎是發展進步勢力,這是爭取中間勢力和孤立頑固勢力的重要前提條件。發展進步勢力,最主要的是放手擴大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廣泛地建立敵后抗日民主根據地。“只有一步一步地發展進步勢力,才能阻止時局逆轉,阻止投降和分裂,而為抗日勝利樹立堅固不拔的基礎。”[《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746頁。]當然,共產黨軍事力量的發展只限制在日本占領地區和陜甘寧邊區被規定的范圍內,而不向國民黨后方作任何可能引起沖突的行動。這也是共產黨堅持實行的顧全大局的方針。

關于團結和斗爭的問題,毛澤東在1940年7月作過精辟的概括:“1.我們歷來是強調團結的,今后還是一樣——對付一切抗戰派。2.我們歷來是強調斗爭的,今后還是一樣——對付一切投降派。3.我們又強調團結又強調斗爭——對付一切又抗日又反共的頑固派。4.有時強調團結,有時強調斗爭——依頑固派的態度是團結為主還是反共為主而定。5.斗爭是為了團結——為了延長合作時間。6.不論哪一方面(政治,軍事,文化),目前時期都以團結為主。但不論哪一方面,都同時有斗爭。因為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政策是沒有變化的。”[《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0—291頁。]

為了正確地實行又聯合又斗爭的原則,在共產黨內必須注意進行兩條戰線的斗爭,一方面反對“左”的傾向,一方面反對右的傾向。一般說來,在統一戰線建立以前,黨內的主要危險是“左”傾關門主義,只要斗爭,不要聯合。王明“左”傾路線就是這樣。他們不要統一戰線,實行打倒一切,把民族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當作最危險的敵人,集中力量打擊中間派。在統一戰線建立以后,黨內的主要危險是右傾投降主義,只講聯合,忘記了斗爭。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就是這樣。他們對國民黨的反人民的政策讓步,信任國民黨超過信任人民群眾,不敢放手發動群眾斗爭,不敢在日本占領地區擴大抗日根據地和人民的軍隊。在國民黨發動反共高潮的時候,“左”傾錯誤又往往成為黨內的主要危險,只講斗爭,忘記了聯合。例如,混淆民族資產階級與大資產階級的區別,強調階級斗爭,提倡土地革命,反摩擦斗爭超出自衛原則等。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隨時警惕危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這兩種錯誤傾向,進行切合實際、適合時宜的兩條戰線的斗爭,有“左”則反“左”,有右則反右,在反對一種主要錯誤傾向的時候又不放松對另一種錯誤傾向的防止和糾正。

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極端復雜和困難的情況下,所以能夠把國民黨這個抗日的重要力量團結在抗日陣營內,始終堅持了國共合作,維護了統一戰線,同時又大大發展了以工農為基干的人民力量,取得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就主觀條件來說,主要是由于全面而正確地執行了又聯合又斗爭這一統一戰線的總政策。

(本文節選自作者所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出版的《關鍵在黨:黨的建設與黨的歷史》一書)

來源:紅色文化網

作者:逄先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