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9日，一顆閃亮的明星在上海墜落，全國震動，多名黨和國家有關領導同志出席葬禮。

哀樂聲中，賓客邁著沉重的腳步緩緩進入禮堂，對錢其琛同志遺體三鞠躬，沉痛默哀。

就在這時，一名身著黑色西服步履匆匆的來賓進入會場，他的身份讓在場眾人都深感驚訝。

驚訝之余，大家又回想起錢其琛同志在世時，為中國外交事業做出的偉大貢獻，禮堂中的哀痛氣氛一時間越發濃厚。

那么，這名匆匆趕來葬禮的賓客是誰呢？錢其琛同志又與他有著何種淵源呢？

事情要從1988年兩人初相識時說起。

彼時，香港回歸工作進展得如火如荼，全國人民都對此事抱有極大關注，因此處理起來絕不能馬虎。

于是，這個艱巨的任務就被交給了錢其琛負責。

當時的梁振英還是香港基本法咨詢委員會秘書長，兩人在工作中經常產生交集，一來二去，就成了交心朋友。

后來到了1996年，特區第一任行政長官的選舉大會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行，由梁振英擔任總監票人。

這是香港回歸后第一次針對特區領導人的選舉，必須公平公正，不能出現任何差錯。

然而百密終有一疏，唱票時，梁振英突然發現：候選人的票數出了問題。

本就萬分緊張的他頓時冷汗直流，好在不是什么難以挽回的大錯，這個小小的插曲很快就被解決。

選舉大會閉幕后，錢其琛拿著梁振英買的國產鋼筆來簽字。

他的字體有筋有骨，字形舒展又大氣，下筆時行云流水，該提按頓挫的地方絕不拖泥帶水。

看著錢其琛沉穩又流暢的筆法落在紙上，梁振英的心情終于平靜了下來。

就是從這時起，兩人成為了一種亦師亦友的關系。

后來梁振英從監票人變成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錢其琛去世后，他在網上發布了一篇名為《懷念錢其琛副總理》的長文。

在這篇文章中，梁振英仔細回憶了他與舊友相識相知的過往，對錢其琛此人給出了極高的評價，稱贊他“臨大事有靜氣”。

也正因如此，梁振英會不遠萬里出現在錢其琛的葬禮上。

說起錢其琛，就不得不提到他在中國外交事業中的諸多杰出貢獻。

其中最為知名的一點，就是他作為國家主席特使，出席1989年2月日本裕仁天皇葬禮。

裕仁天皇是日本侵華戰爭的最大責任人，是在世界范圍內大肆宣揚軍國主義的罪人，在他領導下的日本給中國帶來的傷痛不計其數。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中方使者應該用什么身份參加他的葬禮，在他的葬禮上又要如何表達，這都是極其難以權衡的問題。

因此，出于國際間正常外交禮儀的影響，中央派出錢其琛以特使身份出席，而非代表中國。

但貪心的日本似乎并不領情。

葬禮前夕，日本國內掀起大股支持裕仁天皇無罪論的風潮，甚至有人堂而皇之提出否認日本侵華戰爭具有侵略性這一事實的觀點。

不僅是民間，連當時的日本首相竹下登都在國會上公然發言：

二戰究竟是不是侵略戰爭，應該由后世研究史料的專家評斷。

這就是赤裸裸地蔑視歷史，對被侵略國家的苦難創傷視若罔聞，甚至企圖篡改歷史！

葬禮當天，無數媒體翹首以盼，期待能從錢其琛的態度中挖掘出什么猛料。

而會見日本外相的錢其琛的確沒讓國人失望，他的措辭簡潔有力，表明了中國人民堅決的態度。

“只有日本能正確看待歷史，中日關系才有友好發展的可能。”

一句話平息了中日兩國間日漸激化的輿論，不僅強有力地維護了祖國和人民的尊嚴與利益，同時也沒有忘記他來時的初心。

除了在對外關系上寸步不讓，錢其琛也曾在中韓關系問題上起到了重要影響。

1991年11月12日，時任中國外交部部長的錢其琛下榻韓國新羅飯店。

消息一出，各路記者紛紛搶破頭也要擠進酒店大堂問個清楚。

畢竟自從二戰結束之后，中韓關系就進入了冰點，甚至期間還發生過激烈沖突，這次錢其琛現身首爾，必然說明中韓之間出現了新的進展。

當天下午，好不容易擺脫記者們圍追堵截的錢其琛，與時任韓國總統盧泰愚進行了單獨會見。

盧泰愚軍人出身，在上任初期就宣布將與多國建立外交關系，視作自己的任期目標。

如今他的任期只剩一年出頭，中韓關系卻還進展甚微，當然有些著急。

于是他主動向錢其琛提出韓國與中國改善關系的真切期望，還特意提到山東半島，因為自己很可能就是山東盧氏的后裔。

但面對盧泰愚的熱情，錢其琛卻并沒有頭腦一熱全盤接受。

包括當晚韓國青少年體育部部長樸哲彥，多次提出會面請求，錢其琛也是經過多番慎重考慮后才接受邀請。

原因無他，就是朝韓兩國的特殊性。

朝鮮是與我國有著傳統友誼的國家，如果要考慮與韓國建交的問題，那就不可避免地要考慮到朝鮮的意愿。

正因如此，錢其琛面對韓國官員的盛情邀請并沒有立刻作出決定。

誠然，與韓國建交在經濟和政治雙方面都對中國有百利而無一害。

但這個問題絕對不能越過朝鮮來談，反而一定要取得朝鮮方的理解，這是鄧小平早在1985年就提出的意見。

因此，在朝鮮領導人金日成點頭同意之前，中韓之間的貿易往來都是以香港為中介完成的。

直到韓國再次提出加入聯合國的申請，中韓朝三方關系終于被擺上了臺面。

得知此事的朝鮮決定與韓國同時提出申請，要進一起進，要走一起走，最終，兩國同時成為了聯合國正式成員國。

此時中韓建交的條件已經完全成熟，中方也趁此機會向韓國提出了和臺灣方面“斷交、廢約、撤館”的條件。

一開始，韓國方面并不滿足這個條件，但經過多輪協商后，兩國最終還是達成了協議。

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部長的錢其琛，親自前往平壤，向朝鮮方面轉達中韓建交的口信，這說明我國對朝鮮方面依然抱有極大重視。

他的專機落地后沒有以往的鮮花掌聲，也沒有隆重的宴會招待，但好在朝鮮的金永南外長親口給出了理解中方的態度。

錢其琛心中一塊大石頭轟然落地，當天用過一頓便飯后便即刻啟程返航，將這個好消息帶回了中央。

除了在外交場上的運籌帷幄，錢其琛還具有臨危不亂的勇氣和冷靜。

1990年11月11日，錢其琛乘坐飛機抵達巴格達機場。

次日上午，他就見到了一身戎裝的薩達姆，并與其展開了一場長達兩個小時的會談。

會議中，薩達姆手邊始終放著一把槍。

在兩人交談過程中，薩達姆說道：

科威特和伊拉克的關系，就像香港和中國的關系，自古都是一家，解決中東問題應該采用同一個標準。

但錢其琛并沒有被他的架勢嚇到，而是態度平和地聲明：

科威特與伊拉克同為聯合國成員國，與香港和大陸的關系不同，靠軍事占領的方式解決問題肯定是不對的。

盡管在兩個小時的談話結束后，薩達姆依然沒有表露出撤軍的意愿。

但陪同在旁的伊拉克外長說，這次薩達姆的表態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靈活了。

通過此事，不難看出錢其琛擁有強大的政治敏感度，縝密的思維和開闊的視野，這些不僅是他的武器，也是他敢于登上國際外交舞臺大放異彩的底氣。

可以說，錢其琛同志是我國外交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顆明珠，為祖國作出了巨大貢獻。

那么，在你看來，錢其琛先生稱得上“中國第一外交官”嗎？

參考資料：

1、上觀新聞 《大使說 | 懷念錢其琛》

2、中國新聞網 《梁振英撰文懷念錢其琛：“臨大事有靜氣”處事態度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