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四月的早晨,爸,這張政審表我自己來填行嗎?”曹耘山捏著那張薄薄的紙,一臉興奮。大校軍銜的父親曹全夫抬起頭,沉默片刻,只回答了一個字:“不。”
那一年,他17歲,正憧憬著穿上藍色飛行服搏擊長空。可他沒想到,父親在“外祖父”一欄落筆的三個字——毛澤民,會像一道閃電劈開少年記憶里的迷霧。
家里并非沒掛照片,墻上只有幾幅父母在延安的黑白留影,毛主席1959年主持李敏婚禮那張大合影,被母親毛遠志鎖進抽屜,從不示人。母親常說:“咱們就是普通軍屬,別給組織添麻煩。”少年聽不懂,也沒多問。
毛遠志出生在江西,卻從小用“阮志”這個名字行事。她對孩子的要求只有一句話:干活走前面,領功站后面。這股子低調勁兒,曹耘山直到多年后才體會。
1959年去北京參加婚禮時,9歲的曹耘山被安排站在毛主席身側。他只覺得那位慈祥的老人笑得很暖,并不清楚自己是“侄外孫”。回到南京后,母親把膠卷收好,“別跟同學顯擺,聽見沒?”
時間回到1965年,政審需要如實填寫直系、旁系親屬。父親在“親屬犧牲情況”旁又寫下“1935年,貴州織金,毛澤民壯烈犧牲”。墨跡未干,曹耘山的胸口卻像塞進一團火。原來,自己的外公竟是毛主席的三弟、中央蘇區的財政部長。
短短幾分鐘,他的世界悄然改變。少年興奮得直打顫,父親看出端倪,語重心長:“知道是一回事,拿它當資本又是另一回事。你要記住,你姓曹。”
飛行員體檢極其嚴苛,視力、血壓、心電一次次篩查,最終他因血壓偏高被淘汰。那夜,他躺在床上合不上眼,既失落又慶幸——慶幸的是,家史的震動沒有把他推向特權的溫床。
大學夢也在1966年的巨變中戛然而止。部隊缺兵,父親索性把兒子送進陸軍。別人調侃他“天生含著金湯匙”,他嘿嘿一笑:“湯匙再金,也得自己磨亮。”
新兵連的五公里武裝越野,說累是真累。肩上背著七八公斤鋼盔、子彈袋,他咬牙不掉隊。訓練場上沒有“主席親戚”,只有掉皮掉肉不掉隊的鐵規矩。
十余年光陰閃過去。1979年春節剛過,邊境戰云密布。一營長曹耘山接到命令,妻子臨產,他卻必須帶兵開赴前線。母親送行時只說一句:“澤民當年也這樣上路,你安心去。”那一刻,他忽然懂了外公的選擇。
火力網密得像鋼刷,炮聲震得人耳膜發痛。營地夜色里,他寫下遺書——“耘山若回不來,請替我教孩子拱手敬禮”。短短數行,字跡難得整齊。
進攻打到最激烈時,一個連長沖上高地觀察,僅一秒便被炮彈掀翻。曹耘山踉蹌撲倒,滿臉泥土。后來他回憶:“那一下,我聞到硝煙里混著血腥味,比什么都真。”
戰役結束,部隊立了集體二等功,他自己拿了三等功。嘉獎大會上,他卻注意到戰友名單里的空缺——那些犧牲者,再也聽不到鼓掌聲。
1984年,他進入軍事學院高級指揮參謀班。課堂討論“制空權”那一節,他依舊對天空懷有少年般的癡心,可他心底更明白:沒有踏踏實實的地面部隊,再先進的飛機也飛不遠。
1988年,正值軍銜制恢復。上級勸他留下,轉任團長不成問題,他卻選擇轉業地方。原因很簡單——母親病情反復,需要人照料。
兩年后,母親去世。收拾遺物時,他發現了那只老藤箱,里面整整齊齊裝著30個文件袋,全是她手抄的外公資料,甚至包括俄文借據、蘇區賬本。那一瞬,他喉嚨發緊:原來母親早已為他鋪好一條“尋根”之路。
隨后十幾年,只要聽說哪里有毛澤民、毛澤覃的足跡,他都要跑到實地。一張火車硬座、一碗泡面,來回三四千公里,他說自己像老式掛鐘,“得不停上發條,停下來就生銹”。
莫斯科檔案館的燈總是昏黃,他拄著字典,逐行抄錄。而每抄一頁,就像與外公隔空握一次手。
兩部口述史、一套四集紀錄片陸續面世,很多觀眾才第一次知道,毛澤民在蘇區用騾馬馱鹽、馱布,為大后方省下最后一粒糧食。曹耘山解釋:“這不是給家里人唱贊歌,而是告訴年輕人,革命到底是怎么花錢、又為什么能省錢。”
他還奔波于江西興國與福建長汀之間,只為給毛澤覃找到一個像樣的紀念地。有人問他圖什么,他擺擺手:“總有后人經過這里吧,看見碑,就知道有人替他們負過重。”
如今,曹耘山已年過七旬,走路帶著老兵特有的直腰板。聊天聊到外公,他常撂下一句:“那是我生命中的警鐘,敲一次,渾身熱一次。”不得不說,這種熱度,正是一個軍人最硬的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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