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興南湖的紅船(仿照）

中共一大召開的具體時間，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都沒有弄清楚；直到上世紀70年代末，中共的黨史工作者經過考證后，才確定一大的召開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

把7月1日作為中共的誕辰，是毛先生在1938年5月在延安提出來的。當時，先生在《論持久戰》一文中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十七周年紀念日。”

這是中央領導同志第一次明確提出“七一”是黨的誕生紀念日。當時的延安，曾經參加過一大的、黨的創始人只有毛澤東和董必武。他們回憶一大是七月份召開的，但記不清楚確切的開會日期，且一時無法查證，所以就把7月1日確定為中黨誕生紀念日。

在中共一大會議上有一個女性，如果不是她，中共一大能夠成功召開，都是個問題。這個傳奇女性叫王會悟。1921年7月23至31日，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時，參與者除了15位正式代表外，還有一位非正式代表、就是王會悟。

王會悟，1898年7月8日出生在浙江省桐鄉縣（現屬嘉興市）烏鎮的一個書香之家。其父王彥臣是晚清秀才，教私塾養家；王會悟從六七歲就開始接受父親的啟蒙。王彥臣是茅盾(沈雁冰)曾祖母的親侄兒，所以按輩份王會悟是茅盾的表姑。王彥臣教書的名聲很好，所以盡管當時沈家自己有私塾，沈家還是慕名將年幼的沈雁冰送到了王彥臣的私塾來就讀，和親表姑王會悟成了同窗學友。

王會悟13歲時，父親因病去世，家庭隨之陷于困境。王會悟當時正在嘉興師范上學，學業難以為繼，便回家女繼父業、教起書來；不久便名聲鵲起，鄉親們紛紛議論說“小王先生教得不比老王先生差啊”。學生很快增至百人左右。后因受到政府不公正待遇，憤而離校，來到湖郡女塾半工半讀。這個女塾是美國人的教會學校，以英文為主。校長發現她中文水平較高，于是讓其為牧師的夫人們掃盲。這樣，教書工作代替了勤雜工。

王會悟

王會悟

五四運動時，王會悟接觸到了大量的新思想、新文化，并通過寫信和陳獨秀建立了聯系。五四運動后，王會悟來到上海，參加了上海女界聯合會，并結識李達。李達堅定的革命信仰和淵博的知識使王會悟敬佩不已，王會悟作為新女性的革命熱情和強烈的求知欲也使李達產生了深深的愛慕。

1921年4月，王會悟與李達結婚。他們沒有舉行儀式，只在陳獨秀寓所辦了一桌酒席，請了沈雁冰、沈澤民兄弟和幾位朋友。當時，漁陽里二號的陳獨秀寓所也是《新青年》雜志編輯部。為李達和王會悟操辦婚事的是陳獨秀夫人高君曼。王會悟和李達的新房，后來也成了《共產黨》月刊編輯部的所在地。

中共一大的召開，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發起和組織的。李達和李漢俊負責會議具體籌備，王會悟負責與會者食宿及開會地點等后勤。首先是住的地方。王會悟打聽到法租界博文女校比較適合，而且校長又是老相識。校長同意了、但強調須在7月20日以后才可以；因為那時學校才會放暑假。

這是為什么中共一大在7月23日召開的原因。參會的上海代表住在各自家中，年齡最大的何叔衡和董必武寄寓湖南會館和湖北會館。陳公博帶著新婚妻子住進大東旅社。毛先生、王盡美、鄧恩銘、陳潭秋、包惠僧、劉仁靜等人住在學校里。學校里沒有床鋪，王會悟就買了些蘆席鋪在樓板上。

開會的地點，王會悟也找了好幾個地方，最后確定李漢俊寄居在法租界的洋房。房主是李漢俊的胞兄、革命左派李書城。李書城追隨孫中山多年，是國民黨的資深元老。

會議進行期間，王會悟在門口負責警戒。7月28日，王會悟看到一個陌生的年輕人手里托著件尚未抖開的濕衣服、急匆匆地從廂房里跑出來，直奔樓上。當時代表們正在樓上開會，大門正對著曬臺。王會悟問大師傅這人是誰，大師傅回答說：“大概是少爺的朋友到樓上曬衣服吧。”

介紹見下行文字

右起：薛耕莘、程子卿（闖入一大會場的密探）、朱良弼（均為法捕房高級警官）

王會悟

這一情況引起王會悟的警惕。她通過翻譯楊明齋(山東平度人，俄共黨員，共產國際的翻譯)將情況報告給共產國際代表馬林。馬林當即宣布休會，收拾文件后便離開會場。當時的討論正在興頭上，王會悟的報告讓張國燾等代表覺得是大驚小怪。可是散會不久，便來了兩輛警車，好幾個法國巡捕沖進李漢俊家中。李漢俊從容應對，巡捕撲了空。

會議休會兩天后，王會悟建議到自己家鄉嘉興的南湖上、租一只畫舫，扮作游客繼續開會。意見得到了大家的贊成。當“一大”代表們接下來、在嘉興南湖上的游船里繼續開會時，王會悟一人坐在船頭、扮成舞女望風。

“一大”閉幕后的1921年12月1日，中共第一個婦女刊物《婦女聲》誕生。王會悟是這家刊物的主要負責人；協助她辦刊的還有瞿秋白的結發妻子王劍虹等。

1921年10月，陳獨秀和李達商議在上海創辦一個半工半讀的女校，以培養婦女運動人才，安置各地來滬的黨員家屬。受黨的委托，王會悟找到了國民黨元老黃興的夫人徐宗漢、并爭取到了她的支持。1922年2月10日，上海平民女子學校成立，王會悟擔任工作部主任。平民女校雖然僅存一年，但卻為黨培養了一批優秀的婦女干部。如初級班里的錢希鈞(毛澤民之妻)、黃玉銜，高級班的丁玲、王劍虹、王一知等等。

1922年底，李達應毛先生的邀請到長沙湖南自修大學主持教務；王會悟帶著出世才幾個月的大女兒李心田隨同前往。他們在清水塘毛先生和楊開慧夫婦的住所暫住了一個多月。當時，楊開慧正懷著毛岸英。

毛先生看見王會悟給孩子做的衣服前面長后面短，解大小便都十分方便，就打趣說：“你這件衣服也是革命的嘛！”

毛先生對王會悟全家的生活非常關心，問寒問暖；根據毛先生的建議，王會悟在湖南自修大學補習學校教英文。1923年夏，李達與陳獨秀發生了很大的分歧，憤而中斷了同陳獨秀主持的黨中央聯系、離開黨組織。二十年代的中后期，李達夫婦回到上海、在商務印書館做文字翻譯工作。

上世紀三十年代初，王會悟、李達的三兒女在上海

王會悟、李達的大女兒李心田

王會悟與小女兒李心怡合影

當時，李達夫婦雖在組織上脫離了黨組織，但他們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沒有動搖。在白區非常困苦的條件下，仍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1931年，李達到暨南大學任教，講授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政治經濟學，受到青年學生們的熱烈歡迎，教室經常擠得滿滿的。

抗日戰爭爆發后，李達曾想去延安為黨工作；但被博古冷淡地拒絕。后來周恩來先生問起此事時，博古托詞說李達向黨講條件；周先生問什么條件，博古說：“他說要有口飯吃。”

周先生氣憤地拍了桌子：“他說有口飯吃，就是沒有什么條件嘛！你為什么要趕他走呢？”

李達見到回黨內工作沒有希望，就轉輾在全國各地的大學里教書，王會悟伴隨同行。1932年，李達離開上海北上到北平。北平大學學生得知多年沒公開活動的共產黨創始人李達到了北平，就聯名強烈要求學校當局聘用李達為教授。此后，李達先后在北平大學、中國大學和朝陽大學兼職做教授、任系主任，王會悟到中國大學任會計。1937年5月，李達名著《社會學大綱》出版，李達第一時間將此書寄給遠在延安的毛先生。

毛先生接到書后異常興奮，認真讀了多遍，幾乎對每個章節都作了詳細的眉批；并向延安的哲學研究會和抗日軍政大學推薦了這部書，指出：這是中國人自己寫的書，十分難得；“只嫌其少、不嫌其多“！

實際上，這本書每一章節也都傾注了王會悟的心血。李達寫完每一章節，王會悟都要認真抄寫和校對。全書完稿后，王會悟又分頭跑印刷和發行等事宜。毛先生在寫給李達的信中，熱情地稱贊他們夫婦"你們是真正的人"。

由于李達堅持講授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國民黨當局唯恐他“赤化”學生、解除了他的教授職務、并通令全國不得聘用李達。1937年“七七事變”后，李達離開北京；日本憲兵想抓李達沒抓到，就將王會悟抓走。后來，王會悟被營救后，開始了流亡生活。1938年冬，王會悟一家五口逃至貴陽，在郊區花溪鎮暫住。

李達和他的社會學大綱

晚年的王會悟

而當時，李達也回到了家鄉；他既要著述、又要勞動，難以維持自己的生活。后得知日軍轟炸貴陽，花溪等地幾乎夷為平地，眾人皆以為王會悟已經不在，就勸說李達續弦、照顧其生活，李達就找了同鄉長塘角村的20歲女子石曼華共同生活。

1945年8月，毛先生去重慶談判時，重慶婦女界開會歡迎。當時，王會悟與二女兒李心怡正好在重慶參加進步活動，因此也參加了歡迎大會。會議中毛先生向別人打聽王會悟，當聽說她在時連忙說“請她不要走，留在這里”。會后，毛先生把王會悟邀請到自己的住處，親切地詢問她們夫婦的情況。談話中，警衛員幾次催請說另有客人求見，先生總是說“呆會兒去，再談一會兒”，就這樣他們促膝長談好幾個小時。

王會悟和二女兒在重慶期間，周恩來和鄧穎超對她們也十分關心。周恩來曾派工作人員將從延安捎來的小米和紅棗送給她們。1946年春節，周恩來還派人接她們母女到紅巖新華日報社一起吃年飯。

1949年，李達應毛先生邀請到北京參加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先生親切地對李達說：“我們解放了！快把會悟她們接來吧。”不久，李達和王會悟這一對時聚時離的患難夫妻，在北京又重逢了。

后經毛先生、周公和李維漢等老一輩革命家的證明，劉少奇介紹，李達于新中國成立前夕，重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全國解放后，李達歷任湖南大學校長、武漢大學校長，并被選為第一屆中國哲學學會會長，為發展教育事業和宣傳馬克思理論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尤其是，他所編寫的《<實踐論>解說》和《<矛盾論>解說》深入淺出，受到普遍歡迎。

作為中共成立的見證人，中共“一大”唯一的女性參與者，王會悟在政務院從事法制工作，一生未居要職，默默協助丈夫宣傳馬克思主義。1993年10月20日，王會悟在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