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4月初，先生，您還有什么要交代的嗎？”護士輕聲詢問。符定一擺擺手：“告訴主席，書還在案上，愿他常翻。”對話簡短，卻留住了一個時代最后的溫度。就在那天傍晚，享譽三湘的學者符定一離世。消息傳到中南海，毛澤東沉默良久，“先生之逝，新中國失去了一座燈塔。”

追溯緣起，要回到1912年的長沙。那一年辛亥革新余溫尚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學里迎來一屆新生。校長符定一批閱入學作文時，被一篇《時局淺議》所震動——名字赫然寫著“毛澤東”。文章鋒利，不似少年，更像久經沙場的論政家。符定一立即召見作者。兩人隔著方桌，他突然出題：“論救國之道，可否即刻成文？”年輕人點頭，只需一炷香，滿紙雄文。符定一合卷，大笑：“此子可教！”當晚，他把自己珍藏的《御批通鑒輯覽》遞給毛澤東，并認定“自今日起，你是我的學生”。

接下來的半年，校長與學生常在圖書館對坐。符定一讓毛澤東自由出入藏書室，還撥出私房錢購書。有人疑惑校長為何如此偏愛，他淡淡回應：“天風海雨，求一舟渡人耳。”不久，毛澤東轉入湖南第一師范，路費仍由符定一墊付。看似尋常，卻在青年人的心里烙下感情。

轉眼到1925年初夏，湖南局勢緊張。毛澤東組織工人罷工，軍閥趙恒惕震怒，下令緝捕。城內風聲鶴唳。符定一先得到內部消息，連夜趕赴省府找表弟——那位時任要員的符定中。兩人對話，被同窗記錄：“表哥，他已惹怒趙帥，留不得。”“正因惹怒，才顯脊梁！他若出事，中國少一根頂梁柱。”最終，符定一四處周旋，才拖住追捕節奏，并親手遞給毛澤東幾十塊銀元：“速行，夜色作掩。”這一幫助，救了他一命。

有意思的是，符定一早在1912年就曾對友人說過一句預言——“這是一個可能改變中國未來的人”。那一年，中國剛剛走出王朝，卻尚未找到新秩序。他的預言聽上去大膽，后來卻被歷史印證，所以文章必須保留原題，因為題中那句預言正是此事最生動的注腳。

時間推到1948年末，平津戰役戰略方案尚未完全敲定。符定一拖著年邁之軀，奔赴西柏坡。他提出“武攻天津，文定北平”八字策。毛澤東聞之，拉著老師手臂，說一句“先生有何高見？”會議室里，符定一擲地有聲：“北平古跡眾多，文脈千年，若強攻，百姓傷亡不說，文明或毀于彈火。先克天津，切斷外援，再以談判促其降。”幾句見血，中共中央最終采納。次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傅作義開城門，紫禁城安然留存。京城百姓口口相傳：“救城者，有一老夫子也。”

建國后，毛澤東邀符定一出任中央文史館首任館長。符定一欣然受命，在大柵欄老宅整理各地報送的碑帖、文物。有人覺得這位老人應歇息，他笑答：“戰場不止在槍炮之處，文化亦需守土。”他奔走呼號，搶救大批珍貴史料，為后來編纂《中華文史叢刊》奠定底子。遺憾的是，1958年春，他病重住院，仍讓秘書將《戰國策考異》稿件帶到病床，一字一句再核。生命最后三天，他只留下三句話：保存史料、培育新人、忠誠國家。

毛澤東聽聞噩耗后寫下一段悼詞，沒有華麗辭藻，唯有一句“學高為師，身正為范”。在場者回憶，主席那夜少見地沉思良久，連茶水都涼了三壺。

說到發現毛澤東才華的“第一人”，學界還有分歧。柳潛、楊昌濟的名字常被提起。柳潛教授國文，善寫駢文，曾手把手教毛澤東煉字煉句；楊昌濟主修心學，推崇“經世致用”，更在女兒楊開慧與毛澤東的交往中起了穿針引線的作用。多位師友匯成一股力量，最終塑造出后來的領袖。可如果問誰最早、最系統地提供學業與財力扶持，還在關鍵危局拉他一把，答案依舊指向符定一。這也是為何毛澤東說起老師，總用“救命恩人”四字。

符定一的教育理念，放在今天依然新鮮：啟發而非灌輸，信任而非束縛。他允許學生自由閱覽藏書，不設借閱卡，只說一句“書在人在”。這種開放在當年傳統師道里相當少見。恰是這份信任，讓毛澤東可以暢游經史百家，思想羽翼迅速豐滿。

不少史料記載，符定一年輕時留美，主修教育學，回國后推行“全人教育”。他強調體育、音樂、修辭同等重要，不僅要會讀書，更要會行路、會處世。這一理念與湖南人尚武尚學的風氣交織，培養出一批又一批有志青年。毛澤東不過是走在最前端的那一個。

試想一下，如果沒有符定一的個人堅持，趙恒惕如期搜捕，長沙街頭極可能出現另一樁腥風血雨。歷史的齒輪，也許就此偏轉。這種“如果”無法驗證，卻讓人更明白，個體選擇往往孕含巨大變數。

今天翻閱當年書信，符定一常用“自勵”、“自強”二詞勉勵毛澤東。他從未預設弟子去向，卻相信讀書人的終極使命是“濟世”。1936年斯諾訪談里，毛澤東提及兩位老師，其中一位就是符定一。他說：“符先生待我如子，如今想來，仍覺溫暖。”字里行間，情真意切。

行文至此，再看標題——他最先發現毛澤東的才華，曾預言：這是一個可能改變中國未來的人——已不只是歷史軼事，更像一面折射燈，照見師生之間的信義，也映出一個時代對知識的敬畏。或許，這才是符定一真正留給后人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