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8月2日下午四點，你又來找主席要字？”門口的衛士憋不住笑，沖陳賡眨了下眼。簡短一句，把北京悶熱的夏天點活了。陳賡拎著厚厚一摞材料，汗水沿著軍帽檐往下淌，他笑著拍了拍肩膀：“哈軍工就差臨門一腳，訓詞不落地，我睡不著覺啊！”

其實，這一年他都沒睡過好覺。自1952年11月接到中央“在哈爾濱籌建軍事工程學院”的指示后，他三天兩頭往東北跑：白天盯工地，晚上和蘇聯專家摔跤似的談方案。冰天雪地里架水泥，溫度零下三十度，說話都冒白氣，更別提和時間賽跑的壓力。陳賡愛開玩笑，卻清楚：再拖，第一批學員就只能在工棚里上課了。

材料在主席辦公桌上鋪開。屋里靜得只能聽見秒針走動。毛主席放下鉛筆，推了推眼鏡，慢條斯理問：“還有什么沒解決？”陳賡把話筒似的嗓門壓低：“訓詞、校刊名，主席親筆，學生更服氣。”他怕被當成“伸手派”，趕緊補一句：“周總理催開學，我得把氣氛燒起來。”一句半玩笑，卻是實情。

朱德笑著敲桌子：“陳賡，這回可把你逼急了。”毛主席搖頭：“我少動筆了，你去找蕭向榮，他起個草，我改改。校刊就叫《工學》。”話音落，毛主席提筆寫下兩個大字，墨跡浸進宣紙，屋里墨香立住了。陳賡心里“咯噔”一下：這倆字就是校魂。

衛士替他卷好字，他拎著卷軸就跑。走到門檻處，毛主席又補了一句：“告訴蕭向榮，八百字以內，別空話。”這要求一點都不客氣。

北京到東北要坐近兩天火車，陳賡沒回學院，先在西郊軍委辦公廳把蕭向榮堵住。新任辦公廳主任穿一身舊軍裝，袖口磨得發亮。陳賡沒寒暄，攤開主席批條：“老蕭，八百字，你來草擬。”蕭向榮扶眼鏡，輕聲應了句“好”，看似平常，心里卻掀浪。他太清楚主席信任背后的分量。

蕭向榮的“筆桿子”名聲不是吹的。1910年生在梅縣山溝，小時候穿草鞋上學，課間還得挑水。15歲那年，他聽了周恩來在東山中學的演講，一頭扎進革命浪潮。“能寫能沖”的特點讓他在血雨腥風里活了下來。平型關大捷剛打完，他連夜寫下《平型關戰場日記》，第二天被《大公報》全文刊出。那一年，毛主席第一次認真讀完他的文章，在頁邊批了三行字：“有情，有膽，有骨。”這三個“有”后來成了總政宣傳口傳授新兵寫報道的口訣。

回到1953年8月12日，蕭向榮在北三環一間小屋里推敲訓詞。窗外知了亂叫，他一句句掂量：既要體現“保家衛國”的大義，又不能陷入空洞口號，還得讓十八九歲的新生聽了想拍桌子。凌晨三點，他寫完初稿，只八百零五字，刪不下了。他苦笑：“主席怕不會原諒這五字吧。”

初稿當天送去中南海。毛主席用藍鉛筆圈畫，刪了形容詞，添了三句短句：“學工藝，懂軍事；有紀律，敢創新；赤膽忠心，為國效力。”加起來正好八百字整。批完，他說：“給年輕人，不必鋪張，短句更響。”

8月24日，陳賡把定稿帶到哈爾濱。學院禮堂還鋪著木屑味的新地板，六百多名新生列隊，一半穿陸軍舊呢大衣，一半干脆羊皮襖。北方夜涼，他們呼著白氣等訓練口令。陳賡站到主席臺中央，聲音像軍號：“現在宣讀主席訓詞！”八百字，三分鐘讀完，廳里鴉雀無聲，隨后爆發掌聲。人群里，有位來自湖南常德的砍柴少年，后來成了兩彈專家；也有東三省的鐵路工人子弟，幾年后駕著轟炸機飛越海峽。沒人當時想到這一點，但那晚的掌聲確實在屋頂上久久回蕩。

訓詞風靡之快，連陳賡都沒料到。學生抄在筆記本、背在操場上喊。哈爾濱街頭的書店貼出小海報：“蕭向榮執筆，毛主席定稿，全市五百份，售完即止。”

有意思的是，蕭向榮本人并沒到場。他正在北京忙另一份軍委報告，字里行間依舊要刀刀見血。有人問他為何不去哈爾濱聽自己的文字被朗誦，他擺擺手：“寫完就算完事，別給筆桿子貼金。”這回答帶著粵語口音，卻不無真率。

1954年初冬，哈軍工里傳出第一聲工科電機實驗爆響，標志著建校任務完成一期。那時，學院大門上依舊懸著毛主席題寫的《工學》二字，風吹日曬已添舊色。陳賡站在門口看了很久，他說：“一句話能帶兵，一段字能育人，這筆買賣，值！”

對照那個年代動輒“放衛星”的口號，這八百字顯得克制，卻硬朗。很多參與籌校的老兵后來議論：哈軍工的精神氣質，多半來自那篇訓詞。刀與筆，缺一不可。若沒有陳賡不眠不休的折騰，也沒有蕭向榮深夜的推敲，毛主席那一錘定音的信任就無處落腳；若沒有主席的兩字“工學”，那所學院也許只是眾多院校里再普通不過的一員。

時代早已翻篇，然而人們提到“53年哈軍工開學在即，陳賡來討要訓詞，毛主席：就讓蕭向榮起個草”這句話時，總會想起那年夏末的北京悶熱、哈爾濱夜風、以及卷軸里尚未干透的墨香。愿意較真兒的人，往往改變世界，這一點，陳賡、蕭向榮和那八百字，給出了生動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