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委會前主席普羅迪接受澎湃新聞專訪。

羅馬諾·普羅迪是中國人民非常熟悉的意大利政治家。這位今年已經86歲的長者歷經了中意、中歐關系變革的幾乎所有關鍵節點。在他擔任歐盟委員會主席（1999年-2004年）期間，歷經了中歐建立全面伙伴關系、中歐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系等重要事件。在擔任意大利總理期間，他曾多次訪華，為推動中意全面戰略伙伴關系發展作出了貢獻。

普羅迪與中國的緣分遠早于他的政治生涯。1984年，普羅迪作為意大利最大國有企業意大利工業復興公司主席來到中國，參與天津一家無縫鋼管廠的建設工作。那是普羅迪對中國的初次印象，他表示“中國人工作表現非常出色”，而他也在這次經歷中理解了“中國對發展的渴求”。

2008年辭去意大利總理職務后，普羅迪更多地回歸了自己最初的身份——經濟學教授。他的學術生涯起步于世界最古老大學之一——博洛尼亞大學，他在這所大學從助教一直升任至經濟學教授。時至今日，博洛尼亞人還親切地以“教授”（Il Professore）來稱呼他。作為一名知名學者，普羅迪與中國多所高校有密切聯系。他目前擔任北京大學中歐慈善創新研究中心聯合榮譽主席，同時在2025年擔任首位北京大學“阿涅利意大利文明講席”，會定期來華講學。用他的話來說，自己“非常享受這個過程”。

“建議中國把歐元做為儲備貨幣”

澎湃新聞：現在距您首次來中國已經過去41年，在這么長的與中國打交道的時間里，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或難忘的事情？

普羅迪：我記得最清楚的是最初的經歷。1984年我是意大利一家大型國有企業集團的負責人，我們要在天津與中方合作建設一座無縫鋼管廠。我目睹了改革開放初期，年輕的中國技術人員的干勁兒。他們的工作表現非常出色，令人贊嘆。作為一名經濟學家，我從生產力的角度深刻理解到，從某種角度來說，中國對發展的渴求與其他任何國家都不同。

第二次是上海世博會。我參與了籌備工作，我看到了中國是如何組織這次活動的。上海世博會絕對是對中國實力和形象的一次全方位展示。

不過，最讓我記憶猶新的是一件沒有發生在中國、但卻跟中國有關的事情。當時我在意大利西西里島的一個小村莊收看中國電視節目。當地人都感到非常驚訝：“中國是什么？” 這代表了當時外界對這個國家的新奇感。

這些就是我記憶中關于中國的一些片段，也可以說是我與中國長期友誼的一些故事。當然，在政治上，讓我情緒最高漲的時刻是在歐盟準備正式發行歐元紙幣之前，我曾經與當時的中國領導人舉行過一次雙邊會晤，他對歐元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我們也對此進行了深入討論。當時他問我“是否建議中國將歐元納入外匯儲備？”我回答說：“是的。”中方的回應是，中國將在持有美元的同時持有歐元。在中國看來，歐元是推動多極世界的一個絕妙的構想。

澎湃新聞：今年是中國與歐盟正式建立外交關系50周年，您曾擔任歐盟委員會主席。作為中歐關系發展的見證者，您如何評價中歐過去五十年的成就？

普羅迪：中歐關系一直是互利共贏的合作。簡單說一點，比如我們每年的貿易額達到 2640億美元等等。中歐有貿易往來，有相互投資，還有如此眾多的文化交流，比如留學生交流。

但我們還需要更多的合作。我們必須進行更多建設性的對話，采取更積極的行動，并且設定共同的目標去實現。同時，我們也需要審視我們已有的合作項目，有些項目是積極的，但并未像我期望的那樣發展。例如，“一帶一路”倡議，我對中歐在這一領域展開合作非常贊同，因為這正是連接歐洲與中國的紐帶。另一個就是“中歐全面投資協定”（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f Investment, CAI）。在時任德國總理默克爾的推動下，中歐于一個短暫的窗口期達成了這項協定。CAI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協定，它不是一個約束性的條約，但體現了中歐未來如何共同合作的構想。但是因為種種原因，目前我們失去了它，這意味著中歐失去了一個巨大的機會，因為中歐未來的合作不能僅僅局限于貿易，我們需要更深層次的合作。

“外交政策就像一座橋梁”

澎湃新聞：近年來，歐盟在其對華政策中強調“去風險”和“競爭性合作”。那么，在特朗普的關稅措施的背景下，歐盟是否應該調整這種做法？

普羅迪：首先，我不認為現在的政策行得通，因為全球價值鏈已經緊密相連。

其次，我很清楚這并不符合我們的利益。我們為什么要打破五十年來雖有起伏但始終有對話的外交關系，并徹底改變我們的現狀呢？如果這項政策持續下去，將阻礙我們之間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協議。

澎湃新聞：歐盟和中國都宣稱支持在聯合國框架下解決國際問題。但實際上，雙方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存在分歧，比如烏克蘭問題。中歐雙方應如何在全球事務中加強協同？

普羅迪：中歐在許多領域都有非常不同的觀點，我們必須承認這一點。但我想強調的是，歐盟與中國有共同利益，這意味著我們要在尊重差異的基礎上展開合作。

毫無疑問，歐洲和中國擁有不同的政治制度和價值觀，但這不意味著中歐之間必然發生沖突，這也不應該是外交政策的重點。外交政策不是試圖改變對方的信仰或證明某種制度的優越性。外交政策就像一座橋梁，在橋上，有軌道、汽車、自行車、行人……各不相同但遵守共同的交通規則。

我覺得歐洲和中國也必須建立共同的規則。歐盟和中國的合作不需要在方方面面都達成一致，非要達成一致只會導致合作破局，但在合作時，我們必須理解并尊重彼此的差異。

澎湃新聞：特朗普開啟第二任期后，歐美之間的分歧變得更加公開和深化。在這種情況下，中歐關系是否會受到所謂“第三方因素”的干擾？法國等國家提出的“歐洲戰略自主權”對未來中歐關系的發展將產生什么影響？

普羅迪：當然，中歐關系也深受美國影響，因為中歐雙方都與美國有著深厚的關系，如果我們破壞了這種關系，也就破壞了國際體系的結構。這一點必須作為討論中歐關系的前提。

歐洲需要“戰略自主”，這意味著在歐美關系中，雙方應該是平等的。歐洲要維護自己的利益，同時發展與中國的聯系。

幫助歐洲實現“戰略自主”符合中國的利益。中國已經變了，不再僅僅是低成本或低價格的生產國，而是高科技國家，與歐洲經濟的關系與過去截然不同。外交政策上的靈活性意味著我們必須重新調整現有的貿易、投資關系。在我看來，歐洲實現“戰略自主”符合中歐的共同利益，但必須通過更堅定的歐洲政策和更靈活的中國政策來推動。

澎湃新聞：歐盟和中國都受到特朗普政府所謂“對等關稅”的影響。您如何評估這一政策對歐洲和中國的影響？

普羅迪：首先，我們并不確定特朗普的真正想法，歐洲和中國都對這一政策感到非常擔憂，因為這項政策對世界經濟增長不利。

同時，這對中歐共同利益也是不利的，因為這意味著，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根據自身利益調整雙邊關系會受到限制。歐洲輿論對特朗普的政策感到不安，因為歐洲一直是美國的朋友。我也曾在美國任教，一直和美國人相處友好。因此，我們無法理解特朗普政府為何那樣對待歐洲。

澎湃新聞：特朗普聲稱，因為歐盟、中國和其他國家占了美國的便宜，所以他需要為全球貿易建立新體系。歐盟和中國都是多邊主義的堅定支持者，雙方應如何在多邊框架下加強合作，以應對特朗普的關稅威脅？歐盟和中國又應采取什么行動來維護以世界貿易組織（WTO）為中心的全球貿易體系？

普羅迪：讓我們明確一點，現在歐盟和中國都支持多邊主義，這一點毫無疑問。但我們知道WTO目前非常脆弱，因此，我們必須積極對話，以發展和深化我們之間的關系。WTO機制陷于癱瘓、有關裁決沒有人遵守，這就是為什么我們需要國際貿易中的主要參與者之間進行合作，而歐洲和中國就是國際貿易的主要參與方。

關于貿易體系和貿易爭端，我希望未來我們能夠找到某種全球性的解決方案，但今天，我們必須在當下受到某些限制的情況下展開合作。

澎湃新聞：所以您的意思是，我們現在可能需要發展一個新體系或者對現有體系進行根本性變革？

普羅迪：我的意思是，某種程度上我們必須重建我們的協議。我們無法像2001年中國加入WTO時所希望的那樣在全球層面行事，那個時代目前已經結束了。所以我們必須重新組織雙邊關系、尊重彼此的角色、平衡彼此的狀況。不過，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必須完全對等，而是必須擁有相互包容的關系。

我們必須謹記，這不能是一個排他性的協議，歐洲和中國都應開放地與亞洲、非洲和南美洲等地區打交道。美國是我們需要共同討論的對象，但在此形勢下需要保持開放的態度。

“放棄我們常說的那種‘你死我活’的論調”

澎湃新聞：文化和人文領域的交流仍是中歐關系的核心，意大利和中國也有悠久的交往歷史。您在2025年成為北京大學首任“阿涅利意大利文明講席”，您如何評價中意、中歐文明交往的成果？

普羅迪：中意和中歐的合作領域非常多。意大利和中國至今仍在許多領域合作，從考古到航空航天，從人文學科到技術領域。我們真正需要做的，就是成倍地增加這種合作。

設立“阿涅利意大利文明講席”是馬塔雷拉總統和習近平主席的共同決定，因此它具有很高的政治意義。這個講席的設置非常有趣，每個學期都會有一位不同領域的教授來北京大學授課，比如物理學、文學、數學、醫學等等。這意味著，每個學期都會有一批中國學者與一位歐洲學者建立聯系，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模式。這也說明，意大利與中國之間的文化接觸——我重申，也可以是任何其他國家——必須是多元化的，并提供多種接觸機會。

澎湃新聞：您能分享一下作為該項目首任講席教授的經歷故事嗎？

普羅迪：我目前仍在擔任此職。我非常享受這個過程。與學生和同事們一起，我們彼此之間相互信任、互相理解。在這個過程中我感觸最深的，事實上是，歐洲、中國和美國的學生是多么相似，我不明白我們為什么會被分割開來。這看起來像個小觀察，但意義深遠。

所以我嘗試去做的，不是教學，而是交流這樣一種觀念：我們需要反思我們的差異，不是為了擴大它們，而是去嘗試理解它們。我認為我們應該大規模地增加這種聯系。除了在大學層面，我們也應該嘗試組建一些研究團隊，讓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人員共同進行合作，以建立更長期的接觸與交流。

澎湃新聞：您同時還是北京大學中歐慈善創新研究中心聯合榮譽主席。您如何看待意大利與中國以及歐盟與中國在慈善合作方面的成果？

普羅迪：在關乎全人類福祉而非僅關乎中國或歐洲利益的領域進行合作，這是另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慈善的意義是向人類伸出援手，所以我的夢想是，在歐洲和中國的合作下，在埃塞俄比亞或索馬里或其他國家建設20所醫院。這與中國或歐洲自身無關，但與人類之間的聯系息息相關。慈善是一座橋梁，也意味著彼此信任，這就是它如此重要的原因。

澎湃新聞：皮尤研究中心2024年發布的一份民調顯示，在歐洲，對中國持負面看法的年輕人有增加。在您看來，歐盟和中國應如何設計代際對話機制，以超越所謂“制度優越性”的話語陷阱？

普羅迪：首先，當所有媒體每天都在說中歐之間的競爭是無法管控的、中歐博弈正在撕裂世界的時候，怎么可能有友好的關系呢？所以我們必須開始放棄我之前所說的“制度優越論”。

其次，也就是放棄我們常說的那種“你死我活”的論調。如果我們持續向民眾傳遞這種信息，無疑會強化人們在這種政治氛圍下的感受。

因此，改變這種狀況是我們的責任，這并非不可能。在我擔任歐盟委員會主席期間，推動了原屬于蘇聯陣營的八個東歐國家加入歐盟。但在這個過程中，我從未對他們說“你們必須加入歐盟”，相反，他們都是自己提出的申請。這就是我的觀點。只有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才能達成更好的協議，才能更好地理解彼此。

回到你的問題，為什么歐洲年輕人對中國感到不安？是因為歐洲的政客們。他們某種程度上傳遞了分歧、并強化了差異觀念，而非開放合作的可能性。如果你不了解中國，你可能不會喜歡中國，但如果你了解中國，你不可能不喜歡中國。

澎湃新聞：在紀念歐盟與中國建交50周年的這一重要時刻，您認為歐盟和中國需要采取哪些具體行動，以進一步加強雙方在政治、經濟、人文等領域的交流與對話，深化相互理解與認知，真正豐富中歐“再相遇”的內涵？

普羅迪：我們需要做什么？習近平主席和馮德萊恩主席在5月6日的賀電中都表示，我們必須共同努力，我們必須增進相互了解。我們必須開始對話，中歐之間擁有廣闊的合作空間，我真心希望我們能朝著這個方向取得進展。這是我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