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的上海，冷得像塊冰。

　　法租界與公共租界的交界處，弄堂里的路燈忽明忽暗，巡捕的皮鞋聲敲在石板路上，每一聲都像砸在臨時中央同志們的心上。此時的臨時中央機關，擠在一間不起眼的石庫門里，桌上的油燈捻子快燒完了，負責機要的同志對著一堆沒油的鋼筆發愁——連買墨水的錢都快沒了。

　　"瑞金的款子，啥時候能到?"負責聯絡的老李搓著手，哈出的白氣在燈光下散得飛快。他面前的名單上，九個在押同志的名字被圈了紅圈，"再不湊夠保釋金，巡捕房那邊......"

　　話沒說完，門被輕輕推開，林伯渠從蘇區派來的聯絡員閃身進來，壓低聲音："蘇區想盡辦法，湊了120兩黃金，林老親自安排的路線，這幾天就到。"

　　全屋的人都松了口氣。120兩黃金，鑄在十兩一根的金條，裹在錫封的木盒里。按當時的行情，能買2000石大米，夠機關撐半年，更能把那九個同志從牢里撈出來。這哪是經費?是救命錢。

　　沒人想到，這救命錢，會在半路蒸發。

　　第一章：消失的救命錢

　　運送路線是林伯渠反復琢磨的：瑞金出發，經南平、福州、溫州、金華、杭州、松江，最后到上海。七個交通員像串在暗線上的珠子，一個接一個傳。為防出錯，林伯渠想了個絕招來驗身份：每人手里有三樣東西——一把鑰匙、一把鎖，還有半塊刻著"快"字的木牌。

　　上一個交通員把箱子交給下一個時，得用鑰匙打開自己的鎖，再把自己的鎖交給對方，看著對方鎖好箱子。木牌也得交接，最后七個木牌拼齊，就說明黃金安全到了。

　　11月6日，黃金從瑞金啟運。按說最多一個月，上海這邊就能收到。可左等右等，從11月等到12月，催了五次，連個箱子角都沒見著。蘇區那邊更急：七個木牌，只收回來六個，最后一塊，卡在了松江到上海的路上。

　　壞消息跟著就來了。

　　12月中旬，牢里的九個同志沒等來保釋金，被敵人拖到龍華寺附近槍斃了;三個得了肺病的機關干部，沒錢買藥，咳著咳著就沒氣了;四個烈士家屬揣著最后幾個銅板來上海尋親，最后錢花光了，在街頭乞討，沒多久就沒人見過了。更讓人揪心的是，原本計劃配合"一二八淞滬抗戰"的日資工廠大罷工，就因為沒經費買糧食、印傳單，硬生生黃了。

　　那120兩黃金，像掉進了無底洞。七個交通員里，最后一個負責從松江到上海的人，連同黃金一起，沒了蹤影。

　　白色恐怖籠罩的年月，誰也沒法去查。交通員的名字、長相，都是機密，組織上只知道最后一段的人沒把東西送到，至于他是死是逃，黃金是被搶還是被吞，沒人說得清。這樁案子，就這么被埋在了戰火里，一埋就是18年。

　　第二章：主席的命令

　　1949年11月，新中國剛成立一個月，北京中南海的燈光亮到深夜。

　　毛澤東翻著一份泛黃的卷宗，眉頭擰成了疙瘩。那是關于1931年120兩黃金失蹤案的記錄，薄薄兩頁紙，字里行間都是血——九個烈士、三個病故的干部、失蹤的家屬......他指著卷宗對身邊的羅瑞卿說："這筆錢是用來救命的，不能就這么不明不白。給上海公安局說，成立專案組，務必查個水落石出。"

　　命令傳到上海，落到了公安局偵查辦公室第三組頭上。組長蔣文增，帶著徐立鼎、胥德深、鄔泓三個組員，對著那兩頁紙犯了難。

　　"就這?"徐立鼎翻來覆去看了三遍，"七個交通員，一個名字都沒有?路線倒是寫了，可18年了，路都變了幾茬，找誰去?"

　　蔣文增捏著卷宗邊角，紙都快被捏爛了："林老現在是中央秘書長，說不定他記得些啥。"

　　還真問對了。林伯渠一聽說要查這案子，立刻想起了關鍵信息："第一個交通員，從瑞金到南平的，姓秦，以前是高自立的警衛員。"

　　高自立當時在東北工作，專案組打了好幾封電報，才聯系上他。高自立一回憶："小秦啊，我記得，后來好像去了廣西部隊。"

　　專案組馬不停蹄趕到南寧，在十三兵團的軍營里找到了這位"小秦"——如今已是秦師長。秦師長握著蔣文增的手，眼睛紅了："那批黃金，我親手交給了南平關帝廟的廟祝，三十來歲，別的記不清了......"

　　線索到這兒，斷了。廟祝早就不在關帝廟，連名字都沒人知道。

　　專案組不死心，又往北京跑，從中央檔案館的絕密檔案里扒出了前六個交通員的資料。第六個，負責從杭州到松江的，名叫劉志純，現在是金華的一個篾匠。

　　蔣文增幾人立馬奔金華，在一個堆滿竹篾的小鋪子里找到了劉志純。老人七十多了，耳朵有點背，一聽是問1931年12月從杭州到松江送的東西，眼睛亮了："記得!在松江'漢源棧房'交的，對方是個四十來歲的男人，按規矩對了暗語，交了鑰匙鎖，還收了我的半塊木牌......"

　　"那人長啥樣?"

　　"記不清了，就記得穿件青布棉袍，說話像上海口音。"

　　專案組又去了松江的漢源棧房。老板換了三任，賬房先生、店小二，問遍了，都說"沒印象"。發動群眾排查了數萬人，連個沾邊的都沒有。

　　"難道要空手回去?"胥德深蹲在棧房門口，煙抽了一根又一根。

　　蔣文增拍了拍他的肩膀："別急，你不是說松江軍分區有個老鄉叫杜復明嗎?去看看他，就當歇口氣。"

　　誰也沒想到，這口氣歇出了轉機。

　　第三章：富春樓的線索

　　杜復明是松江軍分區的參謀，見老家來人，高興得不行，拉著蔣文增四人去了軍分區招待所，還特意把食堂的廚子叫過來陪酒。

　　酒過三巡，蔣文增嘆了口氣："唉，說來慚愧，我們來松江查個案子，18年前的事，查來查去沒頭緒。"

　　"啥案子啊?"杜復明追問。

　　"1931年12月，有人在松江接了批貨，送到上海，結果人和貨都沒了。"

　　旁邊的廚子突然插話："1931年12月?那陣子我在富春樓當學徒，那地方不光住軍官，還住他們的親戚。有個上海藥鋪的師傅，就在那兒住了幾天。"

　　蔣文增心里咯噔一下："啥藥鋪?叫啥名字?"

　　"好像叫'祥德源'，那人姓梁......具體記不清了，就記得他是個營長介紹來的，那營長的叔叔是藥鋪老板。"

　　專案組連夜查了富春樓的老賬本(幸好當年的賬冊被軍分區收著)，還真翻到了記錄：1931年12月1日至4日，梁壁純，上海祥德源藥鋪，介紹人是某營營長郭某(其叔為藥鋪老板郭北昌)。

　　入住時間、身份，都和劉志純說的對接時間對得上!

　　可郭北昌1941年就死了，祥德源藥鋪也早就改了名字。蔣文增幾人在藥鋪舊址附近打聽，終于找到幾個當年在祥德源當學徒的老人。

　　"梁壁純?"一個白胡子老頭想了半天，"有這個人!1931年12月突然就走了，再也沒回來。"

　　另一個老人突然一拍大腿："我這兒有張照片!當年學徒們湊錢拍的，里面就有他!"

　　照片泛黃發脆，老人指著中間一個穿長衫、戴眼鏡的男人："這就是梁壁純。"

　　蔣文增揣著照片趕回金華，劉志純一瞅，手抖得厲害："就是他!沒錯!當時他穿的就是這件青布棉袍!"

　　第七個交通員，找到了。可他為啥帶著黃金消失了?是卷款跑路，還是出了意外?

　　第四章：鐘表匠的秘密

　　梁壁純的老家在上海嘉定。專案組順著線索查，先找到了他當年的師父——"積福堂"的陸積福，又從陸積福那兒問到了梁壁純的妻子娘家在黃渡千秋橋，最后打聽到，梁壁純在1942年把老婆孩子接到了上海浦東洋涇鎮。

　　1949年12月的一天，浦東洋涇鎮的一條弄堂里，蔣文增敲開了一扇木門。開門的是個五十來歲的男人，戴副老花鏡，手里還拿著個拆開的懷表。

　　"你是梁壁純?"

　　男人手里的鑷子"當啷"掉在桌上，臉色瞬間慘白。

　　他就是梁壁純，這些年改名申繼谷，靠修鐘表過日子。

　　進了屋，梁壁純沒反抗，只是指著灶膛說："你們要的東西，在那兒。"

　　灶膛里挖出個陶瓷罐子，里面裝著一張泛黃的證明，是1931年12月5日上海曹家渡旅社開的，上面寫著："茲證明藥鋪梁壁純，于4日凌晨被人送至本店，昏迷至晚，隨身行李中木箱遺失......"證明人有旅社經理、兩個店小二，還有當時在場的三個住客。

　　審訊室里，梁壁純終于說出了藏了18年的事。

　　1931年12月4日凌晨，他從松江接了箱子，坐水路到上海曹家渡碼頭。天還沒亮，他雇了輛黃包車，想趕緊送到接頭地點。

　　"那黃包車剛上曹家渡橋，就過來幾個小混混，說幫著推車。"梁壁純的聲音發顫，"我累得慌，沒多想，閉了眼歇口氣。突然就被一塊濕毛巾捂住了嘴，一股子怪味，然后就啥也不知道了。"

　　等他在旅社醒來，行李還在，裝黃金的箱子沒了。

　　"我知道那箱子里是硬通貨，可沒想到是120兩黃金啊!"梁壁純捶著桌子，"丟了這么重要的東西，我哪還有臉回去?組織上問起來，我說得清嗎?只能跑，只能躲......"

　　他回藥鋪跟老板說"任務完成，想歇幾天"，然后就帶著證明躲了起來，改名換姓，靠修表糊口。18年里，他沒敢跟任何人提過這事，連老婆都不知道他當年為啥突然跑路。

　　專案組查了旅社的老賬，證明是真的。看來，黃金不是梁壁純吞的，是被搶了。

　　第五章：黃包車與監獄里的線索

　　黃金被搶了，那搶匪是誰?

　　曹家渡旅社的一個老伙計突然想起個事："當年聽拉黃包車的閑聊，說那天有輛車牌是300169的車，在橋邊轉悠......"

　　專案組立刻查了1931年的黃包車登記冊，300169號車的主人叫曹勝林。找到曹勝林時，老頭快氣笑了："那車是我家的私家車，1931年我爹當寶貝似的，誰也不借，更不會讓外人拉活!"車夫也作證，那天根本沒去過曹家渡橋。

　　線索又斷了。蔣文增幾人急得嘴上起泡，只能去問上海的舊巡警——那些在1931年當差的老人。

　　"1931年的搶案?"一個留著山羊胡的舊巡警嘬著牙花子，"那會兒小混混多了去了，說不定早蹲大牢了。"

　　這話點醒了蔣文增。他們去了上海提籃橋監獄，對著犯人廣播："誰知道1931年曹家渡橋黃金搶劫案，線索屬實的，算重大立功，提前釋放!"

　　廣播播了三天，沒人應聲。就在專案組準備撤的時候，一個叫曾豐的犯人找到了他們。曾豐以前也是巡警，因為舊案被關進來的，他說："我跟同監的馮安寶閑聊時提了這案子，他好像知道點啥。"

　　馮安寶被帶了過來，一開口就嚇了眾人一跳："那車不是300169，是300196!我表哥吉家貴的車!"

　　馮安寶說，1931年他表哥吉家貴和兩個朋友阿古、小克，經常拉著家里淘汰的舊黃包車(車牌300196)在曹家渡橋一帶"找活"——說白了就是碰瓷、搶點小錢。

　　"12月那幾天，吉家貴突然闊了，"馮安寶回憶，"還在租界開了家'吉家歡南貨店'，跟我們說'發了筆橫財'。后來他跟阿古、小克就不往來了，我當時就覺得不對勁。"

　　專案組立馬去查"吉家歡南貨店"，果然有這家店，老板就是吉家貴，1931年12月開張，資金來源不明。

　　1950年3月，吉家貴在南貨店里被抓。搜查時，從他床底下搜出個錫封的木盒——正是當年裝黃金的箱子，只是空了。

水落石出

　　吉家貴一咬牙，全招了："那天在橋上，見那客人背著個沉箱子，就跟阿古、小克合計，用蒙汗藥把人弄暈，搶了箱子。打開一看是金條，我們仨分了，各走各的路。"

　　小克在1937年抗日時犧牲了，他爹媽捧著20兩金條來公安局："這是兒子當年走之前留下的，說'萬一我沒回來，就交還給該給的人'，我們一直不敢動。"

　　阿古拿著分到的黃金，在北京開了家五金店，1950年5月被捕，搜出了剩下的黃金。

　　120兩黃金，除了小克爹媽交回的20兩，其他的都被吉家貴和阿古揮霍得差不多了，但人證物證都在，案子終于破了。

　　1950年11月18日，吉家貴、阿古因搶劫罪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梁壁純被判了10年，但考慮到他當年確實是被搶，且一直沒敢露面是怕擔責，沒多久就被釋放了，1959年因病去世。馮安寶因為檢舉有功，半年后出獄;曾豐也被認定立功，安排到物資公司當保安。

　　18年的懸案，終于了結。那120兩黃金，本該救回九條命、撐起一場罷工，卻因為幾個搶匪的貪婪，釀成了無數悲劇。但公道或許會遲到，絕不會缺席——就像毛主席說的，這筆救命錢，必須有個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