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人愛點麥當勞，有錢人別墅里開party

多靈恩覺得自己和唐小雁一樣，是像野草一樣的女人。她出生于1999年，生下來眼睛幾乎是瞎的。她差點被爺爺賣掉，又被父母救回來。眼睛治好了，生活過好了，成了富家女。然后她去澳洲留學，去年她家破產了。

命運是什么呢？多靈恩曾經的拳擊教練，是他那個量級的中國拳王。但在成為拳王之前，他送了兩年外賣。

戲劇的是，現在，多靈恩也開始送外賣了。

一

“我和你爸的現金加一塊不到兩萬。”

媽媽打來的視頻電話，擊碎了多靈恩最后一絲幻想。

從重慶飛墨爾本要13個小時，但噩耗傳來卻只要一通電話。留學后的第一個圣誕節還沒過，家里就破產了。

如果現在回國，不僅之前上百萬的學費都打了水漂，還拿不到學歷，對家里高額的債務也于事無補。而留在墨爾本，則意味著她要在完成學業的同時，想辦法掙錢養活自己，這在留學生圈子里是很罕見的。

“去找個工作吧。”一起合租的大哥聽完多靈恩訴苦后，給出一個建議。大哥也是中國人，平時在墨爾本的社區送外賣。他做這個職業不是因為缺錢，只是純粹想來國外換個生活環境。

多靈恩盤算了一下，送外賣的時薪比確實去餐廳端盤子高太多了。她跟很多留學生一樣，在學校周圍的餐廳里打過工，一星期干三小時，主要目的是體驗生活。以前她覺得賺錢不重要，但現在，每一筆收入都彌足珍貴。

“我還真沒見過有留學生送外賣的，你可以嗎？”大哥勸她再想想，但多靈恩沒有猶豫。在她一再堅持下，大哥領她入了行，注冊了騎手平臺，也搞來了衣服和電單車。

第二天早上八點，多靈恩出發了，她提上了20公斤的電池箱艱難走到了電單車前。

前兩天看一個臺灣小哥拿小推車裝電池，多靈恩還很是不解。但自己拿上之后，才清楚地感知到了分量。她練過拳擊，自認是“力氣比較大的女孩子”，不過在拿上電池箱后，胳膊還是發軟。

能上路嗎？會摔跤嗎？多靈恩有些忐忑。她幾年沒有騎電動車了，何況還這么沉，扶著把手的整個人搖晃晃的。這一天，她不斷糾正著二十年國內生活的慣性。“靠左，一定靠左，不要搞錯。”騎車的她一直給自己默念。

第一天，她接了20單，平臺給新手激勵，總共賺了400刀，她在停車的時候扭了腳。之后送外賣時，她無可避免地摔了跤。

在送外賣的圈子里，騎手們調侃這是必經之路，“每個人都會摔幾次，要慢慢馴服自行車。”

之后的日子里，多靈恩有時感覺被一種巨大的反差感包圍。

打工最勤快的時候，她一周送過五天外賣，留下兩天學習。她的留學生朋友們依然背著愛馬仕逛街，出門開父母給買的車，而與此同時，多靈恩穿著外賣服在大街小巷里穿梭。她遇見過清早披著被子剛起床的流浪漢，也給富人區開party的老哥送過餐，點餐多到配送箱都放不下。

在海外白人社區，成為一個中國外賣員，偏見和歧視會不自覺地涌來。有次騎車到別墅區時，一個60歲左右的白人女性突然惡狠狠地沖她吼，“你根本不懂怎么騎車，滾回你的中國。”

“你他媽閉嘴吧。”多靈恩揚起眉毛，狠狠地踢了一腳女人的車。那個白人嚇到了，愣了一下，開車走了。

多靈恩從沒見過歐洲或印度騎手有過這種待遇，在她的觀察里，被吼的大多是華人。

歧視也有關財富。得知多靈恩家里破產后，身邊的朋友們大多都是在鼓勵她，但也有例外。一些關系總會暴露出它脆弱的一面。

有一次，多靈恩和往常一樣找一位朋友吃飯。談話間，對方有意無意地透露出自己“窮了”“手里沒錢”，話里話外都是提防著多靈恩向她借錢。付完飯錢后，對方立馬就會要求多靈恩轉賬，生怕她逃單。“我不會向他們借錢的。”多靈恩語氣有點激動。

錢，圈子，面子……留學生群體內部有著堅固的分化。來自縣城的有錢人，和來自上海的有錢人，本質上有著很大差別。小資家庭的子女需要進行一輪心態調試——在這里，有錢人的生活永遠沒有上限。

小奇和多靈恩選過同一節課，算是同學。他的家境也在慢慢衰落。在留學生隱形的財富榜上，小奇的排名不斷后退。他在課余時間去工地打工，去搬磚，給自己賺學費和生活費。

這本來是一個自力更生的勵志故事，但小奇卻害怕同學發現自己下工地。“他刷到我在小紅書上說我送外賣的帖子，偷偷告訴我他也在打工。他只跟我講了，沒跟其他留學生講過，怕大家瞧不起他。”

關于打工的秘密，成為兩個人友誼的基礎。

二

家里的經濟狀況，多靈恩一直都很在意。她的父母是做生意的，巔峰時家里曾擁有千萬資產，但這兩年越發艱難。

租金是家里現金流的重要來源，但因為疫情，租出去的店面也開不起來了。2021年，父母為補貼虧空，賣掉了兩處房產。

多靈恩家的房子是復試的，還有電梯，爸爸也縱容了多靈恩8歲時的審美，把她的房間全部刷成粉色——她當過很長一段時間的公主。

那種感覺就是買東西不用看錢。多靈恩喜歡收集古著。1960年產的lee的外套，大幾千的價格都是很平常的。在家里破產前三天，多靈恩還花了三四萬在日淘網站上買衣服。她的衣服多到可以掛滿一間服裝店，每件都價格不菲。

破產后，她第一次打開了支付寶的賬單，發現自己一年純生活開銷大概在四十五萬左右。

危機其實早有預兆，但在真正來臨前，沒人意識到沖擊的力量。

多靈恩親眼見證了父母白手起家的經過。先是在菜市場門口擺地攤，到借錢開起了自己的服裝店，慢慢擁有自己的店鋪和資產。踩上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的十年，他們總覺得自己會掙錢，而且能掙更多的錢。

生意做大后，父母們陸續投資過工地、中藥、比特幣等產業，但對這些行業都缺乏了解。跟風投資的結局，就是跟風被騙。

“我從來不覺得人能掙到自己認識之外的錢。”多靈恩跟父母提過自己的擔心，“他們覺得我小，不聽。”

接下來就是不斷地賣房、賣車、抵押，全套流程這家人已經無比熟悉了。弟弟也不去商店冰柜里拿自己最喜歡的冰激凌了，因為要給姐姐省錢。

多靈恩出國留學前，家里的氣氛已經有了微妙的改變。她腦海里的印象常常是這樣的：爸爸在客廳坐著，媽媽偏頭痛臥在床上，多靈恩在自己的房間上課。在弟弟放學回家前，家里沒有人開口說話。偶爾零星的對白是，“那個又虧了哦，錢收不回來了。”

2022年初，多靈恩來到澳洲后，媽媽就對家里的經濟狀況含糊其辭。一會說不用擔心，你就好好上學，爸媽能把你供出來；一會又說，生意確實是不太好做。最后，殘酷的現實世界終于在她眼前緩緩鋪展。

破產后的落差，并不是一句“消費降級”就能概括。過往富裕家境所帶給她的，不只是物質上的優渥，還有她對錢的認知。以前不在乎錢的人，逐漸把搞錢和省錢放在了價值鏈的頂端。

有一次搬家后，她發現屋子里還缺幾把椅子，于是下樓問保安：“這棟樓哪里可以撿到椅子嗎？”保安給她帶進了一個雜物間，里面堆滿了公寓里前任住戶們不要的家電、家具，多靈恩從里面撿了四把毫不配套的椅子。

回家的路上，從便利店門口經過，她又覺得店員扔出來的牛奶箱不錯，撿了幾個拿回來做收納。

還有吃飯也不一樣了，開始送外賣以后，她每頓飯都自己做，食材可以去超市買最便宜的，控制成本。

印象最深的是今年過春節，她留在墨爾本想給自己做頓年夜飯。去超市買菜時，前面的澳洲人一邊打包生菜，一邊把外層的葉子扯下來扔掉，多靈恩提著袋子就在旁邊撿。撿完一袋子后，她問工作人員“我可以帶回去嗎”，工作人員點了點頭。

在墨爾本，多靈恩本科讀的是marketing（市場營銷）專業，這似乎是很多富人家庭的規劃。她同學的父母有做知名上市公司CEO的、有經營國內高端房地產市場的。孩子出國讀個經管專業，回家幫忙打理家里的生意，一代人的財富，由下一代人鞏固。

而多靈恩需要面對更現實的問題。幼教、廚師這類移民專業的碩士學費大概是2萬澳幣一年，多靈恩自己勤工儉學就能負擔。而如果繼續讀marketing，她會徹底把家里拖垮。

于是，就像決心去送外賣一樣，多靈恩正在平靜地接受移民專業。留在澳洲，打工、掙錢，是她眼前的道路。

三

階級與財富的分異很多時候并不復雜。

當多靈恩騎車到富人區時，樹總是高大，遮蔽了南半球刺眼的陽光。透過籬笆的縫隙隱隱約約往里看，別墅里面沒有爭吵，一片富裕安詳。

富人們會點不同種類的外賣。新鮮的果蔬、魚肉、牛羊，放在小小的自行車上都非常有份量。多靈恩經常在富人區迷路。停下車時，她經常會好奇，房子里面的人在干什么？需要這么多新鮮的食材，他們是在開派對嗎？

而窮人則是另一番景象。凌晨一點，多靈恩騎車去到了一片低矮的平房區。她看到一個單親爸爸正在跟女兒洗澡。小女孩兩歲多，看到多靈恩手里的麥當勞眼睛冒著光，一直在旁邊開心地喊叫。

多靈恩突然感到一陣心酸。小孩這么晚為什么不睡覺？房間為什么這么凌亂？爸爸是剛下班嗎？很多問題困擾著多靈恩。送往窮人區的外賣，也大多是麥當勞之類的快餐。

在更窮的難民區，人們被趕到密密麻麻的公寓樓里。“臭”是多靈恩最深刻的印象。膚色、樣貌、種族各異的人們出入這里，很多人一看就是剛剛歷經過一場逃亡。這里的人們看起來都很滿足，或許對于他們來說，有遮風避雨的地方，生活就是很大的改善。

多靈恩對氣味非常敏感。她到現在還記得幼兒園時，跟著爸爸媽媽凌晨起床去擺攤，菜市場就散發著一種垃圾發酵和腌菜的味道。一直到旁邊商店關門，收垃圾的婆婆爺爺來了，她才可以回家。

和大部分留學生不同的是，多靈恩不是含著金鑰匙出生的。

生下來的時候，她有只眼睛是很嚴重的弱視。爺爺覺得她是女孩，又瞎，把她送到了農村。她成了要挾父母分手的籌碼。

后來，媽媽把她從農村接回來了，接到她時，她一個月沒洗澡。媽媽買了很多礦泉水，在街邊把她身上的泥沖干凈。

人生的前七八年，多靈恩的記憶伴隨著摔跤、弱視與醫院眼科。在西南醫院，醫生說她嚴重到可以去領殘疾證了。她那時還小，不理解這話什么意思，以為是夸自己，還在爸爸面前炫耀。

爸爸卻動手打了她。多靈恩哭了。那天回家的路上，父母對她說，你和普通人沒有區別。

自那以后，多靈恩的童年始終沒離開那副藍色的矯正眼鏡，還有父母骨子里的要強。

之后短短幾年間，這對年輕夫婦憑借自己的吃苦耐勞，開始在那個“很容易掙錢的年代”淘金。他們一步步地賺錢，搬去更大的房子，將自己的階級扯離自己的出身。

但是時代變化得太快，他們沒能應付過來。

多靈恩很為自己的母親感到惋惜。她談起母親年輕時的“別墅夢”，這那他們家這么多年來的動力。破產前家里并不是買不起，但是將錢放在了“更重要”的投資上。而如今，那個夢已經漸漸飄散了。

多靈恩自己的夢也夭折了。她原本的計劃是，畢業后開一家喜歡的古著店，自己做主理人。如今她不得不賣掉自己辛苦收藏的三分之一——有錢時這些愛好是無價的，但破產后卻能直觀地換算成生活費。

她現在常穿的只有一兩件衣服，最簡單的衛衣或者休閑裝。

搬進便宜的公寓后，多靈恩洗衣服要跑到公共的洗衣房去。脫下來的衣服等一周才能洗，還要提著很沉的一筐在街上走，這是中國留學生很難習慣的生活方式，但多靈恩漸漸適應了。

她很喜歡坐在洗衣房里觀察進進出出的人，像個紀錄片導演一樣。原來，來公共洗衣房的不只有住在周邊公寓里的年輕人，很多澳洲的老爺爺和老奶奶也是如此。她突然覺得，自己似乎正在融入當地的生活文化。

還有一次，多靈恩送完外賣路過一個墓地。她看到墓地埋了世界各地的人，林林總總的墓碑上刻寫著各種不同的語言文字和裝飾圖案。

看到熟悉的華人墓碑時，她的思緒又開始飄遠。那些墓碑上的生卒年，都屬于遙遠的上個世紀，這些華人在艱苦的年代里選擇飄洋過海，獨自來海外打拼，如今也孤零零地葬身他鄉，有多少人會記得他們生前吃過的苦呢？

那一刻她又感覺，即便墨爾本集中了那么多民族的人，自己好像也無法徹底融入進去。

來到墨爾本不久后，多靈恩在一個猶太人的別墅前面，撿回來一只白色小熊。小熊是那家孩子們不要的，連同其他幾個玩具一起整齊擺在院子門口。

白色的小熊身上沒有污漬，穿著藍色背帶褲和紅色的外套。它的眼睛直勾勾地看著她，就像命中注定一樣。

讓我們說回命運。多靈恩最喜歡的唐小雁不相信命運，所以她去改名，改名就是改命。改命之后，她成為了制片人，從鏡頭前走到鏡頭后，從一無所有的游民變成拍上節目的制片人。

多靈恩相信命運嗎？或許是不信的。小時候爺爺找算命的，算命的說她會是個男孩，給她取了個男生的名字。生下來一看，是女的，爺爺氣壞了。

但這件事的另一層隱喻是，沒有人能算準她的命，也沒有一種命能把她框住。人生的前二十年，她經歷過貧窮、富有，但現在已經沒什么感覺了。她把社交媒體的賬號名起做“多靈恩的流浪日記”，坦誠地接納了自己的漂泊。

她是一個游民，總是游離于階級、種族之外。這是落寞的，也是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