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美國大使館舊址陳列館第一展廳基本陳列

2019年5月18日第43個國際博物館來臨之際，位于重慶市渝中區健康路的同盟國駐渝外交機構美國大使館舊址作為陳列館，正式對公眾免費開放，并舉行了開館開展儀式，這標志同盟國駐渝外交機構舊址首個活化利用基本陳列亮相。

抗戰爆發國民政府遷都重慶，重慶成為戰時首都，外交中心。30余家各國使領館移駐重慶，發揮了重要外交功能。1943年10月底，國民政府公布的統計數字稱，當時常駐重慶的外國人1129人，大多數是外交使節、記者、文化科技工作者等。

2019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視察重慶時指出，重慶對外開放的歷史比較早，要求加強開放歷史文化的保護利用和研究，更好地促進國際交流合作。重慶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在調研重慶開放歷史文化保護利用時，強調不斷豐富提升重慶開放人文內涵，推動內陸開放高地建設走深走實。市人大主要領導在調研開放歷史文化舊址時指出歷史沉淀與時代發展，給學術研究提供了豐厚的土壤，肯定了陳列館運用最新影像史料，從影像史學角度進行創新性研究，生動鮮活講好了中國共產黨的故事。

2020年10月，《〈苦干〉與戰時重慶》出版，在國內引起廣泛關注。2021年1月12日，《北京日報》用兩個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對《〈苦干〉與戰時重慶》的主編周勇及其團隊的采訪報道。該著作基于《苦干》這部奧斯卡獲獎紀錄片中的豐富影像史料，從影像史學的角度對重慶的抗戰歷史展開了深入細致的學術研究，同時還原了影片傳奇的誕生過程與艱難的歸國歷程。這部全長90分鐘的美國電影紀錄片，是第一部由美國人拍攝制作反映中國抗戰歷史的彩色電影紀錄片、第一部由海外華人策劃籌資拍攝的電影紀錄片、第一部影響美國援華政策的電影作品，以及唯一一部反映中國抗戰歷史的奧斯卡獲獎紀錄片。

那么，如何讓這些舊址有尊嚴的活在當下服務當代？英雄之城重慶的重要抗戰外交舊址有哪些？活化利用這些舊址對助推重慶內陸開放高地建設有何意義？帶著這些問題，我們從《〈苦干〉與戰時重慶》這本影像史學的最新研究成果中找到了線索。

1941年6月，反映中國大后方抗戰歷史的彩色紀錄片《苦干》在美國紐約世界劇場隆重首映，立即獲得一片驚嘆，好評如潮。

《紐約時報》、《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等諸多美國主流媒體刊登評介文章及照片報道。美國《時代周刊》刊文，“（片中）所看到的英勇和善良的中國人民，美國影迷從未見過，也從來沒有了解過”，“在（該片）最后20分鐘，它向人們展現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有電影都沒有能夠拍攝到的令人恐怖的（重慶）大轟炸場景”；《紐約時報》評論：“這樣肆無忌憚的恐怖場面，所帶來的痛苦甚至超過我們所看到的倫敦大轟炸。”

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評論說：“這部影片以無與倫比的質量和敘事手法，描繪了一個國家重生所處的惡劣環境，講述了這個民族在苦難中痛苦掙扎并獲得新生的故事。”《苦干》的放映轟動了整個美國！

抗戰期間美國總統羅斯福致信重慶人民贊揚其堅毅精神

早在電影首映半年前的1941年1月1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和夫人埃莉諾就在白宮觀看了《苦干》，媒體報道，“總統本只有20分鐘的看片時間。但放映開始后，羅斯福就被迷住了，他取消了媒體見面會，一直看到最后”。《苦干》所反映的重慶人民的英雄形象，深深地打動了羅斯福總統。1944年5月17日，他以《致重慶市民的紀念狀》卷軸的形式贊揚重慶人民，他說：“我今代表美利堅合眾國人民，敬致這幅卷軸于重慶市民，以表示我們對貴市勇毅的男女老幼的贊頌。遠在世界一般人士了解空襲恐怖之前，貴市人民屢次在猛烈空中轟炸之下，堅毅鎮定，屹立不饒，這種光榮的態度，足以證明堅強擁護自由的人民的精神，絕非暴力主義所能損害于毫末，諸位擁護自由的忠誠，將使后代人民忠心感動而永垂不朽。”

《苦干》的放映轟動了整個美國，并在美國多地持續熱映長達半年。在1942年舉行的第十四屆奧斯卡頒獎晚會上，美國電影藝術和科學學會授予《苦干》特別榮譽獎，這是奧斯卡獎首次設立紀錄片類型的獎項。頒獎詞特別寫道：“授予在十分艱苦危險的情況下用16毫米攝影機拍攝了中國抗戰實況影片《苦干》的雷伊·斯科特。”

《〈苦干〉與戰時重慶》完整記錄1940年8月19日、20日，侵華日軍飛機對重慶主城實施狂轟濫炸的過程，記者斯科特當年在設于重慶的美國大使館武官處拍攝的。“抗戰時期，先后有24個國家在重慶設立外交使館。”中國抗戰大后方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主任、重慶市地方史研究會會長周勇教授介紹。

其中，同盟國駐渝外交機構舊址就有美國大使館舊址、蘇聯大使館舊址、土耳其大使館舊址、澳大利亞大使館舊址、丹麥公使館舊址、中英聯絡處舊址、蘇聯大使館武官處舊址等文物建筑位于重慶母城渝中區。

“抗戰時期，新的中美及中英條約簽訂是最重要的外交事件之一。”周勇介紹，1942年“雙十”節，美、英兩國宣布準備放棄在華治外法權，經過兩個月反復磋商，三國最終在1943年1月11日同時簽訂了新條約。

新的中美條約由美國國務卿科德爾·赫爾及中國駐美大使魏道明在華盛頓的美國國務院簽訂。與此同時，新的中英條約由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宋子文、英國駐華大使薛穆爵士以及印度代政治代表休黎吉生在重慶國民政府外交部簽訂。兩個新條約于1943年5月20日在華盛頓和重慶分別進行批準文書的交換后正式生效。這標志著在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以及美特使顧盛在1844年簽訂中美《望廈條約》以來，為期百年的英美在華特權正式終結。

當年，中國政府將1月11日定為“司法節”，以慶祝這一令人歡欣鼓舞的歷史性事件。重慶5萬余市民聚集到市中心的夫子池新運模范廣場，參加慶祝活動，觀看盛大游行。同時，中國共產黨機關報、延安《解放日報》評價此事件為“關乎我民族的一個重大進步，標志著聯合國家內更緊密的合作，是即將到來的永久世界和平的基石”。2月初，約有兩萬人在延安舉行了盛大的慶祝活動。

重慶美國大使館舊址陳列館第一展廳的基本陳列向觀眾展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東方戰場的重大事件，美軍駐延安觀察組的史實介紹，標志著抗戰時期美國政府與中國共產黨之間合作關系的正式建立。

中共中央南方局舊址

據史料記載，為了擴大對外宣傳，加強對外聯絡，1939年4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建立了對外宣傳小組（1940年12月后稱南方局外事組），由周恩來直接領導。南方局充分利用各種渠道，爭取國際社會支持，是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與外界聯系的主要窗口，為中國共產黨登上國際舞臺發揮了重要作用。美國大使館舊址就是見證南方局外事工作的文物建筑之一。

毛澤東、朱德與美軍延安觀察組組長包瑞德

“美軍駐延安觀察組的成行反映了南方局堅持不懈的外交努力，如今回顧、梳理、展示這段歷史，能夠充分說明，即使在陜北高原，即使在十分艱苦的歲月中，中國共產黨始終是向世界開放的政黨，這是十分寶貴的歷史遺產，更是今天要保持和發揚的品格，這可以激勵我們深化國際人文交流合作，推動內陸開放高地建設走深走實。”周勇教授說。

70多年后的今天，輾轉多年失而復得的奧斯卡獲獎彩色紀錄片《苦干》經過努力回到了它最初的拍攝地之一——重慶，本身已是一個精彩離奇的故事。如今，《〈苦干〉與戰時重慶—影像史學視野下的戰時首都》從影像史學視角出發，不局限于靜態的文字性史料，而主要關注影片《苦干》豐富的動態影像史料，首次以影像史學的視角還原了戰時重慶的這段歷史，“相比傳統史學研究方式，書中所呈現的重慶歷史，更加鮮活、更有溫度、更有其特定的價值。”周勇教授是《〈苦干〉與戰時重慶》的領銜作者，“在這本書中，我們對影像史學的若干理論問題進行了學術探討，取得了若干新進展。然后用其指導《苦干》研究，對影片畫面進行了考訂，包括時間、地點、人物、服飾、工具、器物等，對片中歷史人物、事件進行了解讀、延伸，進而讓還原的歷史更有溫度、更為準確、更具說服力”。

影片中那一個個激蕩人心的場景令人既熟悉又陌生，鏡頭中的那些抗戰外交舊址見證下又有著怎么不同尋常的故事？

《苦干》真實記錄了中國民族在艱難困苦中所展現的英雄氣概，是唯一一部反映中國抗戰歷史的彩色紀錄片，具有史詩性質。有專家把李靈愛與斯科特的《苦干》與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進行比較研究，認為，這三個美國人分別用鏡頭和筆記錄下中國各界軍民同仇敵愾、誓死抗爭的意志和苦干精神，他們用欽佩的眼光看中國，用謳歌的筆調書寫中國，并通過他們的作品幫助中國贏得了世界的尊敬。

《〈苦干〉與戰時重慶》通過對電影記錄的重慶市民躲避轟炸的畫面分析和解讀，勾勒出一幅樂觀豁達、堅強不屈、內容豐富、氣勢恢弘的中國抗戰各階層社會生活的歷史畫面，不僅記錄了戰爭的血與火，而且展現了中國人民堅韌的抗戰精神，這在當前抗戰史研究中是獨樹一幟的。

《中國，被遺忘的盟友》的作者、英國牛津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拉納·米德專程來重慶觀看《苦干》后說：“每當我看到講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倫敦大轟炸的紀錄片《救火英雄》的時候，我都會想起重慶大轟炸。重慶和倫敦，一個是中國的戰時首都，一個是英國首都，兩座城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都被法西斯轟炸嚴重摧毀。不過，在西方世界，重慶大轟炸依然鮮為人知。即便是在中國，這件事也曾被掩蓋了數十年之久。雖然知之者甚少，但重慶大轟炸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大事件。《苦干》為人們了解重慶大轟炸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機會，它再次印證了我在《中國，被遺忘的盟友》一書中所強調的觀點——中國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了巨大貢獻，全世界應該對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地位、作用予以公正的評價”。

同盟國駐渝外交機構中英聯絡處舊址紀念影像特展

2020年11月9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同盟國駐渝外交機構中英聯絡處舊址舉辦的“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周年”影像特展開展，在紀念影像特展中由重慶市地方史研究會授權播放的《苦干》真實客觀記錄了中國抗戰大后方艱難歲月，具有由無可替代的獨特魅力與價值，在《苦干》結尾的高潮部分，斯科特用長達17分鐘的原聲畫面，完整記錄了1940年侵華日軍對重慶的“八·一九”“八·二○”大轟炸的全過程，包括日機投彈、重慶滿城大火、市民奮力救火等場景，真實反映了日本軍國主義試圖“將重慶從地圖上抹去”的殘暴。周勇及其團隊自2005年就開始對長達6年的重慶大轟炸進行縝密的基礎性研究，并取得了諸多重要成果。《苦干》回到中國后，周勇帶領年輕學者唐伯友、顏毅、劉婧雨、羅輯、周昌文等，在對重慶大轟炸基礎研究成果上，嘗試用影像史學的理論和方法，對1940年的“八·一九”“八·二○”大轟炸的時間、地點、批次、日軍飛機形制、炸彈的類型、飛行和轟炸路線、投彈數量、轟炸造成的人員和財產損失、轟炸結束后的救火及工具、火場清理，以及同一時期重慶的空軍力量、城市警報系統、防空洞開挖、機場建設、防空武器及其部署、預警系統、空襲下的市民生活、城市機關和人員的疏散、消防隊伍及其裝備、救護隊伍及其建設等史實進行精細的考證，對重慶遭受的這場前所未有的大屠殺、大破壞和大損失進行精確的還原。這些新研究、新成果在《〈苦干〉與戰時重慶》中都有精彩呈現。中英聯絡處舊址經歷了重慶大轟炸而屹立不倒，也是英雄之城重慶戰時外交這段歷史的見證者。

據了解，重慶現存抗戰外交舊址21處，大多保存較好。此外還有一批對外文化交流的遺址。同盟國駐渝外交機構美國大使館舊址、中英聯絡處舊址率先活化利用，豐富了重慶開放人文內涵，提升了重慶的國際化水平，推動了重慶加快內陸開放高地建設。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周勇說，抗戰遺址不是普通的景觀，有效保護好、忠實傳承好、合理利用好，可以讓歷史歷歷在目，讓抗戰精神代代相傳。當年《苦干》闡釋的觀點：“苦干——刻苦地奮斗，中國人與生俱來的精神，深入在他們的靈魂與命運之中，永垂不朽！”而這也是出版《〈苦干〉與戰時重慶》的現實意義所在，同時也是讓抗戰外交遺址有尊嚴的活在當下，服務當下最好的實踐展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