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明機質來看，日本人更善于在模糊地帶用一種“無聲交流”和“彼此默契”的方法，達成一種寬恕他人的文化。

文/姜建強

冬至已至。又一個冬天來臨。是否寒冷，是否漫長，還不知。但對日本人來說，時序這玩意，只是魚兒跳躍出海面時，露出藍色尖銳的背鰭時的那個驚心，或者說只是積雪在海面上融化時，發出細微聲響時的那個悸動。原來所有的都集中在感知感受的觸碰點上而不是沉淪于交替復始的經驗上。就像果汁和薄荷煙相混，有日本人說這是世界上最令人惡心的味道，有日本人說這是世界上最令人心醉的味道。從不缺乏不同看法不同議論是日本人論的一個顯著特點。所以，日本人總喜歡在在“單一”處生出“繁多”，在“純粹”處生出“雜多”。就像全球多半信奉屬于一神論的宗教，而且全球政治秩序也正是以一神論為基礎而構架的，但日本人則偏偏信奉多神的宗教。而他們棄一神拾多神的理由，絕不是在于一神論遭遇“惡的難題”的理性覺醒，而是在于對山川草木皆有靈性的感性直覺。

有近300萬外國人在日本生活

東京大學教授伊藤亞人在2019年出版《日本社會的周緣性》（青燈社）一書。他在書中說，從某種意義上說，日本屬于“孤立文明”的一極。這種文明的特性是非體系的思考以及擁有多元且包容的認識力，并將這種認識力用在可持續的柔軟的對應上而盡可能的避免發生沖突。伊藤亞人認為，在以人間中心和論理中心為思考原點的中華文明圈的周緣，是以物為思考原點的日本文明。這個文明的基本要素是包容力。這種包容力，即表現在在同質文化中的包容，也表現在在異質文化中的包容。如對佛教、儒教、基督教的受容，展現出的是對異文化的包容力。即便是放眼今日的日本社會，這種包容力也是無所不在，無所不能。

本身作為女性并從事風俗業研究的學者中山美里，前二年寫有《高齡者風俗女：女性能賣淫到幾歲？》（洋泉社）一書。她在書中直面日本現實的一個斷面——老人社會。在進入到人生百年的老人社會里，高齡者將會如何作為如何生存？她通過調查發現，日本高齡女在風俗業第一線上非常活躍——70歲的肥皂女、74歲的AV女、82歲的應召女。作者在書中寫道，女人在變老這個關節點上，頓然消失的是作為女人所樂見的被他人的喜愛。不過上了年紀的女人，人生經驗、戀愛經驗和性愛經驗這三者互為疊錯，在她們身上潛在了一種年輕女人所不具有的包容力。作為高齡風俗女的客人，既有80多歲的老男人，也有像自己兒子般大小的年輕男子，甚至還有10多歲的男童。如果說這是變態，那當然僅僅是理由之一，還有更為重要的其他理由嗎？作者中山美里對此指出，男人用不低的花費尋求過了還歷之年的“超熟女”，表明他們與原先心目中的“年輕美貌”作了妥協。被療傷、被撒嬌、被呵護、被鼓勵、有時甚至被訓斥，這是“超熟女”的包容力所在。實施了這種包容力，男人就會有安心感。這也就是說，日本男人的普遍弱化，需要“超熟女”們的身心包容。其實，再轉換視角看，日本大街小巷遍布小酒吧的一個原因，恐怕也與這種包容力有關。小小酒吧老板娘被稱之為“媽媽桑”，這個叫法就非常日本式。日本學者河合隼雄在其《母性社會日本的病理》中，把日本男人稱之為“永遠的少年”。“永遠的少年”需要在“媽媽桑”面前撒嬌，需要被“媽媽桑”包容。這種風俗業能在一個完好的法制框架內存在、完善與發展，恰恰表明這個社會包容力十足。事實上就連老牌政治記者、著名作家田原總一郎，在85歲高齡的2019年也寫下《高齡者性論》（寶島社）一書。老人專用風俗、高齡風俗女、老人婚活派對、養老院性糾紛等。田原在書中發問：日本社會對高齡者的性，持包容態度了嗎？作為人，永不枯竭的一生究竟應該如何度過？這就令人想起江戶時代大岡越前守母親著名的答話。據傳有一天越前守正在調查一對不貞男女的行為。男人辯解稱，是女人先引誘我的。這位越前守不信男人的辯解。便去問自己的母親：女人的性，究竟到多少歲為止可能？母親一陣沉默，并用細鐵棒翻弄著火爐里的灰燼。突然發話說：到化為灰燼為止。所以從現狀看，田原認為日本社會對高齡者性的包容，還遠遠不夠。他再三強調，這絕非是個無聊無趣甚至變態的話題。

今年2月去世的原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89歲），生前（65歲之際）寫下放蕩的坦承自己有情人有婚外子的自傳書稿。他為自己立下一個絕對條件：要等自己和妻子都死后才能出版。今年3月，石原的夫人典子（84歲）去世。日本出版大手幻冬舍社長見城徹（71歲），在10年前就得知石原寫有一部“女性遍歷”的自傳書稿，所以在第一時間拿到書稿，并用最快速度（6月份）出版了題為《“我”這個男人的生涯》自傳書。石原在書中說，文學與政治的兩立問題，照日本社會的這個氣量，政治家寫小說是不被兼容的。對自己的私生活，他說人生已過半，對妻子談不上秀恩愛但也互動不錯。一方面他也寫自己好色，承認有好幾個情人，并有婚外子的存在。他還寫道，自己曾一度是佛教徒，但對所謂的來世，則怎么也難以相信。不過我堅信人間的“想念力”。在書的最后，石原寫道：“已委托讀者來評判這本書的那個男人，已經出遠門旅游了”。這樣看，曾經女性遍歷的“好色男”，能在東京都知事這個位置上長達13年之久，顯然是包容力在起作用。而且這部自傳還能出版成暢銷書，想見日本人對包容的成熟。這就令人想起日本神奈川縣大磯町延臺寺，為江戶時代的妓女們建碑立墓。墓碑上刻有“大磯宿游女之墓”字樣。在日本人看來，這些游女們骨子里并不是惡人，或許只是為了生存不得已而為之。即便觸犯了法規，但從宗教層面看，她們并非是真正的惡人。有人間的正義，有宗教的正義，有法律的正義。如果僅強調一種正義而否定其他正義，或僅以一種正義涵蓋正義的全部，這些都是做人的傲慢，是垂直思維和缺乏包容力的表現。

據日本媒體報道，東京都在今年11月1日正式啟動“東京都伴侶關系宣誓制度”，并向在東京生活和工作的同性伴侶發放伴侶關系證書。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日前表示，截至10月28日，已有137對同性伴侶申請證書。在新宿三丁目經營了40年同性戀酒吧的大塚隆史，今年已經74歲了。日前《朝日新聞》刊發了對大塚的采訪文章。大塚在采訪中說，在他51歲那年，在酒吧邂逅伴侶伸二，一年后開始同居生活。雙方年齡落差23歲，大年歲的大塚希望將財產等留給伸二。不過，在未實施同伴制度之前，大塚只能以收留養子的做法，讓伸二能夠繼承遺產。于是在2013年這個時點，大塚與伸二的關系在住民票上表現為“父子”而不是“夫婦”。而就在74歲的今天，大塚終于迎來了同姓伴侶被認可的一天。可別小瞧了這位“男男”大爺，他通藝善寫，還是一位多產作家，出版過好幾本書，最有名且暢銷的一本是2009年出版的《二人世界的生存術》。據報道，日本現在有200多個城市開始承認同性伴侶關系，賦予伴侶雙方各種權利。這怎么說都是日本社會在對待性少數者（LGBTQ）問題上的一個歷史性突破，展現了前所未有的包容力與親和力。有政論家評論說，進入21世紀，日本成了對性少數者最包容的亞洲國家。

日本電影《海邊的她們》的海報

年輕的日本導演兼編劇藤元明緒，拍攝《海邊的她們》電影在2020年上映。影片聚焦三名苦難的越南年輕女性，她們以技能實習生的在留資格來到日本，因不堪勞務場所的殘酷壓榨而出逃。她們黑了下來。之后又在黑中介的介紹下，前往偏遠的漁港打工，然而窘迫的生活和各種難題在等著她們。其中有一名女性，她已經能聽到胎兒的心跳了，但還是要忍受著吃藥墮胎。因為在異國他鄉，生育意味著失業，失業就意味著再沒有錢寄回國，這是她萬萬不敢奢求的。她花錢托人辦了偽造在留卡和健康保險證，每天吃著泡面，聽其他打工女述說自己夢想嫁給韓國歌星，是她唯一的快樂。這是一部看似平常卻又充滿各種情緒，對人生無望無求的電影。導演藤元明緒很早就關注外國實習生在日本的生存狀態，其處女作《何處是我鄉》曾在東京國際電影節亞洲未來單元斬獲大獎。本片是他的第二部劇情長片。該片入圍2020年圣塞巴斯蒂安國際電影節新導演競賽單元。目前在日本就勞的技能實習生有40萬人，其中半數以上是越南人。壓榨實習生，早已是日本社會包容力欠缺的一個話題。這幾年雖有改進，政府層面也在5年前出臺《技能實習恰當化法》，旨在加強對外國人技能實習生的保護及對接方等監督。但根子里的那種對后進國文明與文化的歧視與蔑視，決定了實習生始終是被壓榨的對象。如據出入國在留管理廳公布的數據看，2021年有7000多名外國人技能實習生從接納地消失。顯然，逃跑成了唯一的反抗。不過還是有日本人敢于直面這個問題，將其編拍成電影，讓全社會都在思考這個問題，其目的就是為了消除歧視，放量日本社會的包容力與親和力。

日本紀錄片《牛久》的海報

這里，不得不提及的還有一部美國人導演托馬斯·阿什（2000年來日，曾拍攝過福島兒童受核電站污染的記錄片）拍攝的記錄片《牛久》，在今年2月份公開。記錄片講述收容外國人的入管設施——茨城縣牛久東日本入國管理中心，是如何施壓和虐待被收容人員的故事。 “牛久入管”以保護收容人員隱私為由，禁止在會見室進行錄音和拍攝。為此在征得多名收容人員同意的基礎之上，導演托馬斯·阿什耗費精力，用“隱蔽拍攝”手法將其完成。不過，這也因此成為本片的爭點之一。有日本人在網上留言，“隱蔽拍攝”本身就違法，應該逮捕導演。但也有留言反駁稱，問題本身在牛久入管而不是隱蔽拍攝。NHK電視臺在今年4月采訪了《牛久》的導演。托馬斯·阿什在采訪中表示：自己受到了很多批評，被指責偷拍。當然，一般的法律和法規是必須遵守的。不過在以前的美國，有“黑人入店不可”“這個坐席黑人不能坐”等的法律規定，這樣的法規也應該遵守嗎？如果遵守了這樣的法規，自己也不就成了加害者了嗎？確實，《牛久》記錄片將入管收容中心不為人知的黑暗面投射到了公眾視野。這個黑暗的一面，也確實暴露了日本社會在對視不同人種、不同發展階段、不同宗教文化方面所展布的一種狀態。其實，凡屬人，都需要庇護所。人的內心世界，既非感性也非理性。法律所能指向的也僅僅是人（我/他）的行為，在人（我/他）的行為之外，法律是根本不存在的，人（我/他）本身也根本不是法律的對象。當然，要明白和理解這點，從國家層面說，確實是有難度的，它需要某種的超越。作為國家，當然是政治和法的理性體現，但是否也是包容力的體現呢？不過，還有希望并感到欣慰的是，最終美國人導演能在牛久拍攝成功，NHK能放下身段，傾聽式的采訪他，也足以表明包容力的實質就是真理本身。

將“Social inclusion/ソーシャルインクルージョン”這個詞語，用“社會的包容力”漢字來表示的，是日本人。這表明日本人也越來越認識到，超越人種、性別、能力、民族、地域、社會經濟、文化傳統、政治制度的“社會的包容力”，才是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本質的看，包容力在某種程度上是模糊善惡的一個結果。某種“道德”缺失是其得以包容的關鍵。如日本人為小偷立碑（東京都兩國回向院有鼠小次郎吉墓碑）就是明證。因此從文明機質來看，日本人更善于在模糊地帶用一種“無聲交流”和“彼此默契”的方法，達成一種寬恕他人的文化。這正如日本學者丸山真男所說，與其他文明相比，日本更有著方便“歷史相對主義”落地開花的土壤（參閱《忠誠與反叛》）。也正如俳人芭蕉說“言以不盡為妙”。日本人也喜歡說“包括的/ほうかつてき”，“総合的/そうごうてき”，這就屬于“保留曖昧”的包容力。日本最古老的《萬葉集》編撰者，在8世紀的那個時候就想用一種萬民包容的姿態，達成人人都可為之的底層邏輯。如《萬葉集》收錄了上至天皇，貴族、官僚，下至防人、農人、游女等4500多首長短詩歌。再看今日日本，雖然難民認定數還很低（2019年只有0,4%，遠遠低于歐美），但日本各自治地區，都相應地制定了諸如“關于推進多文化共生社會的形成條例”。如東京都新宿區制定了《多文化共生城市建設會議條例》。在政府層面，2018年12月對入管法進行修改，政府推出了“接收外國人才并與之共生的綜合對策”，同時給出了總額211億日元的預算。2019年6月，實施了《日語教育推進法》，將針對在日外國人的“日語教育”明確規定為政府的職責。此外，《仇恨言論解消法》也在2016年生效。大阪市在2016年也制定了仇恨言論處理條例。2019年12月，神奈川縣川崎市則在全國率先推出對仇恨言論處以刑事處罰的條例。

小城岐阜46萬人觀看信長公騎馬

這樣看，就像每個城市都有獨特的夕陽，只要能看到晚霞，就能體驗到涉足那個城市的價值。就在前幾天，一個小小的、只有41萬人口的中部小城岐阜市，竟然有46萬人上街觀看“信長公騎馬”。男女老幼齊上街，翹首盼等誰？是一睹木村拓哉的特別出演？還是回光“人生五十年，如夢又似幻”的戰國殺人魔王織田信長？46萬人涌入小城，表面看是對魔王的著魔，實質是對罪惡的一種包容。日本人或許想說，只有信長公，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滌罪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