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書上，我們經常看到整頓吏治這個詞。它總是和賢君名臣相伴而生，仿佛一出現，就意味著“圣人出，黃河清”。要是長時間不出現，就意味著腐朽敗壞，民不聊生。事實上，整頓吏治并不是一個隨機事件，而是帝國的一項保留機制，該運行的時候自然會運行。

整頓吏治的底層邏輯是——帝國需要自救。因為吏治敗壞之于帝國，就如同壞血癥之于海盜。它的直接病癥有：陰奉陽違（帝國指揮不靈），損公肥私（中央財政虧空），地方坐大（帝國走向解體）。這些都會要帝國的命，所以就如同海盜吃橘子續命，帝國也需要整頓吏治續命。

在帝制下，官僚系統是皇權的代理機構。皇帝的一切方針大政都要通過官僚系統貫徹落實。然而，官僚不可能白白跑腿，他們會抓住一切機會撈取好處，這是人性使然。雖然可以用口號來約束腐敗，但往往治標不治本。費再多口水，胥吏也不可能和皇帝及近臣共情（因為后者可能名留青史，而前者只是打工）。當然，胥吏也不可能和百姓共情（因為前者有撈錢的機會，后者只是被撈的對象）。

于是，三者產生了不同的行為模式。歷史就像劇本一樣，皇帝、官僚、百姓拿到角色后，就會按既定邏輯博弈。在大幕拉開之時，皇帝會和官僚站在一邊，為實現一個偉大目標共同努力，在這個過程中，皇帝實現了理想，官僚過上好的生活，各取所需。等天下的怨言和中央的財政到了臨界點時。皇帝會回過頭和百姓站在一邊，把官僚踢到一邊，整頓吏治，完成一出戲的完美謝幕。

雍正皇帝整頓吏治按照的是這個邏輯。他接手的清帝國，剛剛經歷了大規模的資源集中（三藩削平、臺灣歸服、平定噶爾丹等），又兼明代以來的陋規風氣。因此動動腦子就知道，一定腐敗最甚。但清代前期為拉攏士大夫階級，穩定統治，并沒有嚴厲整肅。比如康熙時期，只抓了幾條小魚，希福納趙風詔等輩，貪污不過幾十萬兩。到了雍正年間，國家統治已經穩固，風向立即轉變。1723年（雍正元年），查出山東省巡撫“鯨吞蠶食”217萬兩。1727年（雍正五年），查出山西巡撫貪污400萬兩。應抓盡抓，應殺盡殺。掃除陋規，火耗歸公。

漢宣帝整頓吏治也是按照這個邏輯。他接手的漢帝國，剛剛經歷了大規模的資源集中（鹽鐵官營、平準均輸、遠征匈奴）。此為大政最急，吏治最濁之時。因此下一個階段，理應緩和大政，整飭吏治。漢宣帝上臺之初，就清算霍光家族，并建立一整套對高級官員的考核機制，史稱“信賞必罰”。元朝統治者不遵守這個邏輯，“以寬失天下”，帝國肌理病入膏肓。結果，朱元璋清洗官僚，“濟之以猛”，其中原因，并非全是性格暴戾所致。還有“和珅跌倒，嘉慶吃飽”云云，道理雷同，無需贅言。

以此觀之，歷史并非隨機且不可捉摸的噪音，而是有既定規律和演變邏輯的樂譜。帝國結束了一場大政，就要清算胥吏，結束一場大戰，就要緩和養息。這是不得不做的事，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