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視劇《狂飆》中，我們可以確定的是，劇中改動最大的就是孟德海這一條線，且不說應該是以“京海的電一半姓高一半姓孟”為代表的真正臺詞，其實單就孟德海從京海市公安局局長調任青華區區委書記后的劇情暗線才是細思極恐的存在。而高啟強能夠在京海叱咤風云，也離不開孟德海的庇護。

孟德海被打壓，拼命要成績

我們就從孟德海的任命來看，原本他是副市長、公安局長，同時原本軌跡上他應該是要進政法委擔任領導職務的，但結果愣是讓他調任青華區區委書記。

《狂飆》劇中孟德海卸任公安局長的場景

雖然也進了市委常委，但在劇中也有多次表述，說明青華區并不是京海市的中心城區，而是偏遠區縣，故而稍有政治常識的人就能明白了——理論上偏遠區縣的黨委書記其實是進不了市常委的，但這樣一來對比孟德海之前副市長、公安局長的職位，這個調動明顯就是打壓而不是提拔了。

所以為了面子上過得去，就破例讓他這個遠郊區縣的區委書記進了市常委，算是安慰了。

那怎么樣才能算“在主政一方的位置上做出成績來”呢？那自然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把經濟搞上去了，這才是那個時代背景下最大的政治，經濟與建設也就互為因果，成為領導干部的首要目標。而最能體現“經濟”與“建設”之間互動的一個方面，那基本上就是“財政”了。

“財政”，通俗來說就是關于“收錢”和“花錢”的一切，畢竟“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又反作用于經濟基礎”，財政上的變化，往往是能夠起到分水嶺、劃時代的作用的。

就以我們當代來說，那就是“分稅制”的實施。在“分稅制”之前，是所謂的“財政包干，分灶吃飯”的財政政策，一方面推動了所謂“以鄉鎮企業為代表的八十年代的原始工業化”，切實促進了地方經濟發展，從而使得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增長，有了能夠進行各種建設的底子，但另一方面卻讓中央財政收入大幅縮水，甚至出現了中央向各省化緣的情況。

所以1994年，分稅制改革啟動，將財政包干制一刀兩斷為國稅和地稅兩個模塊，這可是按照彼時各個稅種的肥瘦程度來劃分的，結果大家也都知道，大頭歸了國稅，小頭歸了地稅。

因此分稅制改革實際上就是財政集權，造成的就是“財權上移事權下放”的場面，對應到地方政府，那就是如果只靠正常的稅收財政，即便在最好的情況下，也難免淪為“吃飯財政”。

想要履行政府職能，就必然要進行開源，也就是要增加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而在分稅制這個框架下，能夠引起關注的增長點，那基本上就在營業稅與土地收入上面，地方政府自然就要想法壟斷土地征用、出讓、開發的權利了。

恰好在1998年開始推行住房商品化改革，就意味著土地的增值空間那是大大的有了，當然一開始主導的還是土地開發市場化，即房地產開發商各顯神通拿地，一手搞定有可能讓出土地的單位或村集體，一手搞定城市規劃部門取得許可，再支付國家規定的少量土地出讓金就可以拿到開發土地了。

當然這樣搞得實在不像話，國家在04年出臺了“開發土地出讓一律要由政府收儲，實行土地招、拍、掛”的政策——那么這個土地拍賣的收益，自然就進了地方政府的腰包了，當然，這只是開頭，畢竟賣地財政的絕對收益取決于賣地的數量與價格，所以地方政府又和接盤的房地產開發商形成了利益依存關系，進而成為了房價飆升的共謀者。

然后暴利之下，各行各業都來摻和一下，金融銀行啥的也都被卷了進來，地方政府的償債能力和銀行的資產也就被裹脅了，房地產財政就成真了，土地財政≈賣地財政≈房地產財政基本上就這么成立了。

與之相對的，98年的《土地管理法》又規定“國家實行耕地補償制度”，即非農建設占用耕地“占多少，墾多少”。

發展到04年國務院提出“鼓勵農村建設用地整理，城鎮建設用地增加要與農村建設用地減少相掛鉤”，05年國土資源部決定在八省市開展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的試點，這正好又趕上了新農村建設運動在全國推開，給城鄉建設用地增加掛鉤產生了極大的推動。

到08年國土資源部規定“只要將農村建設用地復墾為耕地，就可以等面積增加城鎮建設用地征地指標”。

這一下子增減掛鉤就從試點推向全國，演變為全國范圍的普遍操作，2010年中共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增減掛鉤要嚴格限定在試點范圍內，周轉指標納入年度土地利用計劃統一管理，確保城鄉建設用地總規模不突破。同年國務院也強調復墾后要優先滿足農村各種發展建設用地，經批準講節約的指標少量調劑給城鎮使用的，其土地收益也要即是全部返還給農村，嚴禁在農村盲目建高樓。

理論上來說，如此守住耕地紅線，緩解央地用地矛盾的增減掛鉤政策應該是能取得良好效果。何況增減掛鉤的本質是給地方政府開口子搞發展的土地權力，而不是讓農民安居的民生權利，所以在強大利益刺激下，“賣地財政”的收益也就成了地方政府的小金庫乃至是除了“吃飯財政”第一財政以外的“辦事財政”第二財政了。

《狂飆》劇中高啟強的“吃魚”暗示著高啟強將采取極端暴力方式

如此形勢之下的政策推進中，什么樣的矛盾就會成為最大的隱患呢？那自然就是拆遷的矛盾了，從地方政府的角度來看，建設項目的財政預算是有限的，自然要把有限的資源用到最重要的方面，所以在拆遷補償這里基本上是不希望過多糾纏的，畢竟既然要經濟建設發展，速度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所以當正當手段達不到預想結果后，自然而然也就會謀求“偏門”解決了。

要快，就得耍手段

所以在權力有意無意的默許、放縱、甚至是暗示、支持之下，某些能夠“處理好”的個人、團體等就會脫穎而出，開始磨牙吮血了。長此以往，黑惡勢力及其保護傘的出現，那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

這當然也是需要過程的，如果你平時喜歡看刑偵劇，又或關注法制新聞，你應該就會發現，在若干年以前，官方是不承認“黑社會”存在的，那時最常出現的一個專有名詞就是“具有黑社會性質的犯罪團伙”——即具備了某些黑社會的特點，但又不是黑社會。但在近些年，尤其是打黑除惡到掃黑除惡后，基本上這個專有名詞也就越來越少出現，更多是以“黑惡勢力”，甚至直接用“黑社會組織”這個名詞了。

《狂飆》劇中黑社會徐江出動的場景

那我們就要注意了，既然它已經是“組織”了，那么其內部自然就會出現等級制、部門制等等科層制的管理手段，進而呈現出“企業化”的運營，而一旦達到規范的企業化運營水平，也就意味著它基本上擺脫了暴力等低水平、風險高的謀利手段。必定嵌入在市場社會、人情社會、權力網絡之間，并從中汲取營養。

當然，黑社會的終極目的仍舊是獲取利益，所以在以暴力為生存基礎的同時，還要有產業支撐，這個產業就是被它的暴力所維持的壟斷市場而且往往都是勞動力密集型產業以及低端產業，比如說賓館、娛樂場所、建筑行業等等，外加由此拓展的黃、賭、毒、高利貸等等......這點《狂飆》里面就已經描述的很具體了。

《狂飆》劇中負責放貸和開賭場的刀哥（唐小龍） 《狂飆》劇中負責放貸和開賭場的刀哥（唐小龍）

而它要想長期存在，那么對內來說，內部就不能出現競爭失序，如果競爭失序，就有可能兩敗俱傷，所以要“以和為貴”；其次就是要盡可能避免老大的過分囂張以及保護傘的意外落馬。

而對外來看，那有兩條紅線它就要絕對明白不能去碰，一是不要犯命案，二是不要影響地方政府的中心工作。所以往往也會有類似趙立冬的那種操作，扶持蔣天玩制衡，“社團不可以讓一家獨大”。

《狂飆》劇中趙立冬、高啟強和蔣天三人會談的場景

因為要是在這兩點上出了，就很容易把事情搞大，后果便難以預料，用《狂飆》中陳泰訓斥高啟強的話說就是“......把事情鬧大了會嚇著我的朋友，他們嚇著了就不會再幫我，甚至還會不再和我做朋友......”

就需要老大腦子清楚，能搞好各種操作，至此，它具備了由大衛·格雷伯按照韋伯理論總結的三個基本特點——信息的控制，暴力的壟斷，克里斯瑪的魅力。

成績上來了，可強哥做大了

所以我為什么一開始說“孟德海從京海市公安局局長調任青華區區委書記后的劇情暗線才是細思極恐的存在”？具體劇情不就是因為高速路項目牽扯到莽村征地拆遷等等，孟德海選擇驅虎逐狼，用高啟強去搞定莽村阻止開發，同時借此又和趙立冬斗法——劇里沒說而小說中說了內容就在于孟德海和《人民的名義》中的李達康一樣，都是愛惜羽毛，但又為了做出成績而選擇性的視而不見。

電視劇《人民的名義》的李達康

從莽村拆遷開始，他就成了高啟強事實上的保護傘，甚至女婿楊健也牽扯其中，老伴兒還背著他收了高啟強的一套房，房本和鑰匙就藏在他那個榮譽展示柜后面，雖然這房子一天都沒住過。

當然，這也是他能和職位比他高的趙立冬都得有來有回的原因——除了黃老是他舅舅之外，更重要的就是高啟強比趙立冬手下的老大更有實力，能夠在具體的執行層面占到優勢，故而有底氣和趙立冬叫板。

《狂飆》中的趙立冬

當然，客觀上來看孟德海也確實做出了各項成績，促進了經濟發展與繁榮，但同樣的，這也是高啟強勢力逐漸膨脹的過程。普通的老百姓享受不到真正的發展福利，反而是陷入了買房難、看病難、上學難的境地，這正是因為最后的成本都是由老百姓承擔的......

而且你注意到了沒，高啟強拜干爹的時候，陳泰說把徐江的白金瀚買下來送給高啟強，這實際上就是徐江的集團完蛋之后其他的勢力對其遺產進行的瓜分。

所以同理，2018年掃黑除惡開始后，第27集一開始旁白就說京海市在掃黑除惡專項斗爭期間“打掉了以陳泰為首的建工集團”，這首先說明高啟強所謂的“給干爹養老”純屬扯淡，而是把干爹當成了祭品端了出來。

《狂飆》劇中的經典名場面：啟強拜干爹

陳泰即便06年開始退休，我相信憑他這么多年的經營，手里總該還是有著壓箱底的資源能夠在關鍵時刻掙扎一下的。而正如他之前買白金瀚一樣，他被打掉后，他留下的遺產可不就是高啟強的資源了？

同理，在高啟強也被打掉之后，他留下的遺產，又會不會成就一個新的老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