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能在影院里放映，對白志強來說已經足夠。那是個莊嚴的儀式，“不像你手機里邊翻一下把它劃過去，很隨意的”。
他不想賣哭，不想賣慘，覺得那樣“是低級的、不優雅的”。他們已經商量好，在路演時與觀眾互動盡量多說一些搞笑的點，多讓觀眾笑。
只有一次，他展露了脆弱的一面，在西安的首映禮上，他進場的時候銀幕上正在放幕后紀錄片，那是他第一次看，記憶被勾回，他瞬間破防，情緒崩潰之前，他只在臺上說了一句話——
5年了，我非常抱歉，現在才能跟觀眾名正言順地見面。

采訪｜趙芊、一毛

文｜趙芊

來源：陳魯豫的電影沙發（lyyy_scndgs）

01

這是青年導演白志強第一次跑路演。

他對這稱呼有點不適應，1983年出生的白志強今年四十歲，女兒已經是個初中生，大學生見他都叫“白叔”了，可到了電影界，他是“青年新人導演白志強”，首部劇情長片《撥浪鼓咚咚響》剛剛與觀眾見面。

電影路演杭州站，正趕上他的四十歲生日，他沒敢吱聲，覺得“年紀太尷尬了”，結果現場有個影迷做了個蛋糕送給他，他很詫異：你知道我生日？影迷不知道，那天的活動結束得很晚，已經接近凌晨，離他的生日很近很近，現場觀眾聽到了這個美妙的巧合，全場幾百人一起給他唱了生日歌。

那是個需要極力克制才能忍住不哭的場合，40歲了，他從沒過過如此“盛大”的生日。

導演鄭大圣說“拍電影就是找朋友”，在跑路演的過程中，白志強越來越理解這句話。

在成都，活動結束后很晚了，還沒來得及吃飯，但很多店都關門了，他們不想跑太遠，時間寶貴，干脆買了泡面來吃，剛好被一個幾年前在FIRST認識的朋友看見了，等到了下一個地方，那位朋友托了另外的朋友給他們送來了一大堆吃的。

在衢州，有學校的校長和老師看完電影特別感動，直接包場給學生們看，那個點映場，30成團，1212人滿座，白志強納悶：中國還有這么大的影廳？原來他們直接把電影院包了。結束后，影院經理給他們大擺了一桌，“沒想到我們小小的一個影片，會受到這樣的待遇”。

給他做蛋糕那位影迷，因為喜歡這部電影，自發地成了宣傳大使，跟著他們跑了好幾站路演，前后把電影刷了很多遍，還做了一些二創，發起了一場點映……他在微博寫道：他們太需要支持了。

白志強一度以為這個影迷是宣發方安排的“托兒”，“我就壓根沒想咱這樣一部電影，能有這樣的一個觀眾”。

讓他沒想到的還有很多，每場放映結束，觀眾席都會自發地響起一陣陣掌聲，那是讓他極其動容的時刻。

他在電影中埋下的小小“彩蛋”，都被觀眾一一看到，那讓他無比欣喜，“這個東西就像大家喝了一碗清湯，但是里面突然間嚼到了一個小肉粒，覺得好像還挺有味道。”白志強覺得，那是作為導演與觀眾之間，一次很深沉的握手。

他們資金不多，行程緊迫，路演也跑得不同尋常，常常需要真的“跑起來”趕場，路演南京站，他和宣發部門的同事脆脆拉著箱子在車站狂奔，白志強在奔跑中錄下抖動的視頻，“這真是跑路演啊，不跑就演不成！”

路演、訪談、直播、廣播……活動一個挨一個，總結起來就是“要把導演榨干”。我們見到他那天，他頭一天剛在長沙做了兩場活動，公交上連線，機場里直播，凌晨12點多到了北京，一個多小時才打到車，第二天一早接受我們的采訪，一天的活動之后，轉天還要趕去武漢。

有人問他，第一次跑路演，對這種心酸和辛苦，有沒有心理準備？

沒有，沒有。不是沒準備，是他一點都不覺得心酸，他簡直“快樂得要死”。

電影能在影院里放映，對他來說已經足夠。那是個莊嚴的儀式，“不像你手機里邊翻一下把它劃過去，很隨意的”。

他不想賣哭，不想賣慘，覺得那樣“是低級的、不優雅的”。他們已經商量好，在與觀眾互動時盡量多說一些搞笑的點，多讓觀眾笑。

只有一次，他展露了脆弱的一面，在西安的首映禮上，他進場的時候銀幕上正在放幕后紀錄片，那是他第一次看，記憶被勾回，他瞬間破防，情緒崩潰之前，他只在臺上說了一句話——

5年了，我非常抱歉，現在才能跟觀眾名正言順地見面。

這部名為《撥浪鼓咚咚響》的電影，歷經五年時間，修改了12稿，經歷絕望和希望，跋山涉水地來到觀眾面前，已于2月25日正式公映，正期待著找到屬于它自己的觀眾。

02

《撥浪鼓咚咚響》的故事，最初的緣起是在2014年。那時候白志強正在拍攝一部名為《邊走邊唱》的紀錄片，聚焦他家鄉陜北的說書盲藝人，當時他騎個小摩托，跟著說書人走，因為沒有旅店，有天晚上，他到一間學校借住。

校長給他拿了瓶酒，拌了盤涼菜，以示東道主之宜，沒想到，校長還有其他“目的”。

校長很會說話，給他講起學校的狀況，但白志強一時沒有全信，懷著半分警惕。他這些年拎著攝像機到處走，常常被人攔下來，說我家里很難，能不能幫幫我？有些是真的，也有些是假的。

第二天起床，他意識到校長說的是真的，學校160多個學生，全部是貧困的留守兒童，其中有60多個是單親或者孤兒。

他都覺得，這是不是“太夸張了”？可眼前的景象騙不了人：蓬頭垢面的孩子，衣服是爛的，當時地上都起了白霜，有人還穿著涼鞋。

他找孩子問：你爸爸媽媽在哪里？孩子一低頭，就開始掉眼淚，連著問了幾個都是這樣，根本問不下去。

他覺得自己該做點什么，不然寢食難安，于是拉朋友成立了“星星火——貧困留守兒童志愿隊”，給孩子們買些書包、文具、鞋子、襪子……可他的力量也有限，他自己也過得不太好，拍紀錄片，手里拿的攝影機還是別人的，磁帶也是人家贊助的。

直到他遇到了一個故事——有個孤兒，會在地上寫“爸爸我想你”，曾經跑出去找爸爸，被村長拉了回來，他不知道，他的爸爸已經在一次開貨車的途中墜崖而亡，他還天真地憧憬著，有一天能夠坐在爸爸的肩膀上放煙花。

“那一刻，我明白比起物質匱乏，更嚴重的是孩子們的情感缺失。他們缺少關愛，沒有對未來的憧憬，更缺少希望。”

白志強決定把這個故事拍下來，因為怕傷害孩子，他放棄了自己熟悉的紀錄片形式，打算拍一部劇情片，把它送給這些留守兒童，這些銀幕上的失語者，這些像荒草一樣搖曳在黃土地上的人們。

白志強是學攝影出身，寫劇本是他最大的短板，他托了個編劇去寫，沒想到那個編劇那段時間“生意特別好”，劇本寫完一個又一個，白志強等了兩年多，也沒等到他的檔期。

時間真快啊，大學畢業還恍如昨日，人已經要步入中年，心中的夢想漸漸走遠，“不能再這樣下去了”，他決定自己來寫這個劇本。

白志強想起陜北作家路遙曾經說過的話，要排斥舒適，要斬斷溫柔，要一步一磕地朝心目中的圣地走去。他和幾個伙伴一起，找到了秦嶺山石砭峪一個叫青岔的小村子，住在一個農家樂，開始了為期兩年的“閉關寫作”。

為了減少干擾，他給自己定了個原則：不下山。“重要的事兒，你來找我，如果沒那么重要，你自己就不來了，我也沒必要拒絕你。”

開始的時候，他腦子里全是想法，“有那么多鮮活的素材，落筆就要寫，好像一口氣能寫成一樣”。結果寫了二三十場戲，一讀覺得不對，最大的感觸是，“美學體系混亂，搭不到一塊”，說白了，沒上過的課，終究還是要補回來。

他把《世界電影史》那些課本又拉出來重新學，學電影起源，學流派分支，學發展傳承，前兩個月干脆先把寫劇本擱置了，就是學習、聊天、拉片，“把腦子里的東西全部倒出來”。

后來白志強列了時間表，跑步、創作、休息、學習……期間有人下山，有人上山，而他始終堅守在這方創作的陣地上，在不斷的反復推敲中，他們決定以新現實主義的角度去寫這個故事。

“想盡辦法藏住所有的想法，把它做寫實。”

對白志強來說，把一部電影拍得“真”，比把它拍得戲劇性更難。

最開始，他把劇中的主演寫成了一個盜墓的人，起了這個頭，故事越寫越“類型化”，可能夠精彩，但絕不夠落地，也違背了自己的初衷，后來就把這種寫法推翻了。

拍攝紀錄片的時候，白志強結識了被稱為“中國第一編劇”的蘆葦，他說，在電影制作、學習上，蘆葦老師是他的師父。

◎ 蘆葦編劇作品

劇本寫到第三稿，白志強把它發給了蘆葦，蘆葦給他回復“人物有根據、扎根生活，大有可做”，讓他有了底氣。

蘆葦還囑咐他，“寫作人物千萬不要對標銀幕，要對標生活”，在生活里看到了某個人，他是不是能夠成為你電影的主角？

在蘆葦的指導下，白志強前后用了兩年時間，寫了12稿劇本，且每一稿都不是簡單的改動，最終，他們把故事“往回拽了拽”，選擇了第十稿來拍攝。

03

一個喪子的父親要尋仇，一個留守的孩子要尋父，兩人相遇，一段啼笑皆非的尋親之旅就此開啟——電影講述了一個并不復雜的故事，讓人動容的，是電影里的“真”，是大銀幕上稀有的“普通人”。

孩子毛豆（白澤澤 飾），是導演從一千多個孩子里選出來的，膽子大，敢演，背臺詞快，有天分。

賣貨郎茍仁（惠王軍 飾），是導演的小學、初中同學，他寫劇本的時候就有參照過他的故事，聽完茍仁的故事，惠王軍問：這不就是我嗎？

白志強覺得，他們這是個“干大事”的劇組，盡管因為影片不夠類型，不夠市場，不夠商業，預期的投資沒拉到，他們只能一邊拍一邊和錢較勁。沒錢使他們遭遇了很多非常具體的困難，但卻擋不住他們的“用心”。

知道劇組沒錢，幾乎一半人愿意不要工資跟著他干，還有大學同學直接把自己的住房公積金打到他的賬戶。太太也支持他，在他失意的時候鼓勵他，驕傲的時候拍打他，沒錢的時候，跟著他一起去銀行貸款。

談到電影拍攝過程中遭遇的這些資金困難，白志強自嘲道：首先是怪咱自己犟是吧？非得拍一個別人認為不太合適，不太市場的項目，當然人家投資也很難。

在這樣的環境下拍這樣一部電影，遇到這樣的困境，與其說是“遭遇”，不如說是“選擇”。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一部“犟人電影”——

導演犟，投資人給他說得明明白白，你這樣的電影，銀幕上放，不夠刺激，網絡上放，不夠有網感，但他還是覺得“必須要做”，沒人投資？那我就自己做。

演員也犟，比如惠王軍，他本身是個出租車司機，很早就在白志強的指導下開始了“進入人物”的準備，他留頭發，留胡子，提前進入到茍仁那種沉默、冷漠的狀態里。

他頭發亂糟糟的，也不和乘客交流，半夜出去跑出租，還把人嚇到過，七塊錢的車費，人家扔下十塊就走了，直接說“不用找了啊”！

電影里演賣貨郎，他就去了解貨品的進價售價，熟悉到張口就來，每天甚至能給劇組賺點錢回來“貼補家用”。后面他把車往人家市集里一停，人們很自然地圍過來買東西，還指著旁邊的攝像機問他：這些人是干啥的？

惠王軍和白志強對視一笑：誰球曉得了？我不曉得。

更夸張的，路上碰到親妹妹他都不搭理，理由充分得很：我是茍仁啊，我不認得她。

工作人員也跟著“犟”出風格，不但不少人不要錢地跟著他干，還有人往里貼錢，拍到最后真沒錢了，幾個人湊在一起一臉認真地商量：七塊錢用來加油的話，能跑幾公里？

白志強一直想要一場雪，從故事開始時落下，到故事結束時融化，全劇組都知道這事兒，可那場期待中的大雪一直沒下。有天突然飄了雪花，白志強臨時調整了拍攝內容，可等到了地方，雪已經落了一層，擋住了下坡的路，劇組的車走不了。

白志強說他當時“正在頭大中”，沒想到劇組所有成員自發掃雪，零下二十多度的天氣，大家硬是掃出了兩公里的山路。

拍攝過程中，他們近乎偏執地追求“真”。“如何做到真實？怎么樣才能感覺更真實？”白志強覺得，真實是真誠的前提。

他們想盡辦法，藏住想法，藏起設計，藏起嫻熟的技巧，藏起黃金構圖，藏起漂亮的眼神光……有人評價說這部電影“土得掉渣”，在白志強看來，那甚至是一種褒獎。

有一場夜戲，在山里，一關燈，直接黑屏，燈光師急了，這我以后怎么吃飯？于是他鋪了一層月光，山上能隱約看到一些層次，這也是影視劇中一種常見的手法，白志強選擇去掉了它。“黑就讓它黑死了，就讓它黑透，伸手不見五指才夠可怕”，里面的光線，都盡量去模擬生活的真實，“不要唯美，臉黑了就黑了，連反光板都盡量不要，什么眼神光，漂亮一點，更不要。”

固定機位，他們也盡量架到人身上，帶一點晃動，帶一點呼吸，攝影機采取平視的高度，不要大仰、大俯、特寫，以中景為主，“就像我們在生活中看到另一個人”，不去刻意地塑造或者強化。

電影中茍仁和毛豆家中的場景，都是經過還原的，美術下足了功夫，最終目的是要做到“看上去像沒做過”。茍仁的宿舍里，會帶到一點點火爐子，就算只是“帶到一點點”，他們也要細心、認真地做。

電影美術師霍廷霄說：“你看，小成本電影沒錢，也不妨礙你用心。”

04

“拍電影就是找麻煩”，在不斷遇到麻煩與解決麻煩的過程中，白志強完成了自己首部劇情長片的拍攝，在經歷了沒錢、修改、補拍、疫情等種種波折后，2023年2月25日，電影終于在全國公映。

白志強說過，拍電影是他的工作，經歷這么多波折之后，工作的部分會不會對愛好的部分有所消磨？他很干脆地回答說：不會。

“我覺得一個人一輩子還是要找見自己真正感興趣的，這樣你就會不由自主地去琢磨，不由自主地去動腦筋，不由自主地多努力一點點。可能人和人的區別就在于，你比別人多努力了一點點而已。”

當然也有過很崩潰的時刻，比如在寫劇本的過程中，有段時間他特別痛苦，覺得就這么一個小小的故事，自己怎么就寫不好？“我簡直太蠢了，我都扇自己耳光，我覺得能蠢到這個程度嗎？這為什么寫不出來？”他媳婦安慰他：你已經很厲害了，你這么努力這么勤奮。

最重要的，“你心中還有一個龐大的夢想啊”。

那是一個關于電影的夢。

小時候在農村，有人拉幕布放電影，“那是從現實里脫離出來最快樂的瞬間”，后來上高中，一個鄰居大哥每天租一張光盤，港片，外國片，他胡亂跟著看了很多電影。

等上了大學，離電影更近了。不但有了一些自己想表達的東西，更重要的是，dv誕生了。

他說那正是盜版光盤盛行的時候，賣盜版光盤的老板都專業得很，一個皮筋扎一捆，這是斯皮爾伯格的，這是伯格曼的。把他驚到了：賣光盤的都這么牛嗎？

電影對他們來說，不再是遙不可及的東西，畢業后，他去劇組里工作，軌道上的板車，他背起來就往山上走，那本來是場務的活兒，場務都愣了：你是不是要撬我單子？

什么活兒他都拼命地干，不惜力，人家都叫他“傻白”，覺得他腦子有問題，就在這樣的環境里，他學到了很多東西，心中的夢想也在悄悄生根。

如今，他的夢想變得更加龐大而具體，他希望自己能為大多數去代言，成為一個優秀的導演。在他眼里，這些大家所謂的“邊緣人”才是人群里的大多數，而他們卻在大銀幕出現得太少太少。

“我希望像蘆葦老師這樣，因為他拍攝過好的作品，走到哪兒都被別人尊敬，我覺得這個很厲害，不是因為他拍了一個多大的投資，不是因為他長得多好看，不是因為其他的原因，只是因為他做了好的作品，然后被大家尊敬，那個是我的夢想。”

2020年的時候，他曾短暫地感受到了這種滋味，電影在FIRST產業場放映，反響很好，還進行了加映。

他至今仍記得當時的情景，無論他和制片人田佼平坐在哪個角落，總會有人主動去找他們聊天，祝賀他們，或者“聊聊將來的合作”。

他問田佼平：我們是不是在做夢？他們互相掐一下，“哎呦，真的真的”。那幾天他們最擔心的就是，怕那真的是一場夢，一下把對方掐醒了，睜開眼，他們又在秦嶺山里苦熬。

好在，最難的時候已經過去了。

白志強在上初中的時候，曾經碰到過一個“神人”。

“神人”那時候二十多歲，從外面回來教書，會彈吉他，會彈鋼琴，還會用酒盅喝功夫茶。白志強稱贊他，“神人”竟然說：沒有，我只會一點點。

白志強嚇到了，那都是他沒見過的東西：吉他，音樂，謙虛。

在那樣一個偏僻的山峪里面，“大家都是泥濘的”，這個人好像跟所有人都不一樣，“精神上的那面墻破裂了”，那段時間，白志強一直在屁股后面追著他，“太崇拜他了”，還買了教學的磁帶學吉他。

如今，當初那個小男孩長大了，成了想去打破那面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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